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文章精选

战略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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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琪薛静：拜登政府“背后捅刀”的盟友外交说明了什么？

9月17日法国突然宣布立即同时召回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两国大使，以回应两天前美国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建立AUKUS同盟及澳大利亚于9月16日以撕毁与法国的超过600亿美元的潜艇合同为代价以换取美国为其建造6艘核潜艇。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法国冷战后采取的强烈外交手段，针对的对象竟然是同盟国家。这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震惊和热烈讨论。
孙成昊：北约在阿富汗遭遇“苏伊士时刻”?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阿富汗乱局中仓皇撤离军事和外交力量，在大西洋两岸特别是北约成员国中引发激烈讨论。相对于美国撤离阿富汗的“西贡时刻”再现，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刊文认为，塔利班控制喀布尔被视为欧洲人和北约新的“苏伊士时刻”。德国联盟党领导人、总理候选人拉舍特甚至毫不客气地将撤离阿富汗称作“北约成立以来最大的灾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虽然有意为该军事集团的声望挽回一丝颜面，却也不得不承认面对形势变化以及被迫撤离的无可奈何。从各个方面看，阿富汗变局都意味着北约在能力、责任和承诺等方面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欧洲国家将自身安全保障寄托在日趋苍白的条约文本上已经愈发不切实际。
CISS副主任达巍就阿富汗等问题接受《朝日新闻》采访

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这次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改变了很多东西，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首先，改变了我们对安全的认知。911以前，人类社会主要面对的是国家间的战争威胁，但是，之后出现的是不亚于、甚至还要严重的非传统的威胁。”
刁大明：拜登为何坚持撤军阿富汗？也许怕“跛脚”

“唐纳德·特朗普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面对着美国总统乔·拜登再次强调从阿富汗撤军的决定来自“前总统”之时，媒体记者不得不这样插话。 8月26日，在阿富汗喀布尔卡尔扎伊国际机场发生自杀性爆炸袭击、导致美国人重大伤亡之后不久，拜登在白宫东厅发表讲话并接受媒体提问。与8月16日讲话中的高傲以及最后以文件夹敲击讲台所展现出的不耐烦相比，这次出镜的总统却颇显疲惫乃至绝望，直到提问环节才有了一瞬间的“迷之微笑”，但他自己点到的所谓“来自最有趣的人的问题”却是关于总统是否要对这一切负全责的质问，于是才有了拜登再次提到“前总统”以及记者提醒插话的一幕。
李晨：撤军前美国对阿富汗军事安全态势评估及其教训

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出现情报失误，使其对撤军未完成之际塔利班取得全面胜利和阿富汗政府随之崩溃缺乏准备，导致美国在内政外交上极为被动。此次情报失误贯穿情报收集、分析评估和利用各环节。例如，始于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撤军削弱了美国在阿富汗的情报收集能力。在情报利用环节，拜登自诩外事经验丰富，并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参与过阿富汗事务决策，为了快速撤军，忽视了相关情报评估中包含的战略预警。
赵明昊：美国对阿富汗的“民主改造”为什么失败了？

2001年10月，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随后宣称要把阿富汗改造成“自由民主国家”。而今美国从阿富汗的仓惶撤离，表明这一目标已经彻底落空。 8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就阿富汗问题发表演讲，承认美国犯下了重大错误，即想要在阿富汗建立“统一的、权力集中的民主体制”。美国在阿富汗的“政治重建”为何失败？阿富汗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有什么独特之处？讨论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化对“阿富汗向何处去”的思考。
周波《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美撤军后的阿富汗是中国的黄金机遇

过去一周，阿富汗局势迎来转折时刻。美军在进入阿富汗20年之后仓促撤退，塔利班重新回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阿富汗总统加尼前往国外。8月21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在《纽约时报》时评版头条发表文章认为，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是中国的黄金机遇。中国论坛特转发中英文原文，以飨读者。
碳中和：中美开展良性竞争的场域

2021年3月7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两会期间回答中外记者关于美国对华竞争博弈时指出，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应在公平公正基础上开展良性竞争，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这个回应不仅是对过去4年特朗普的对华霸凌政策的批评，也是对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对华竞争战略的有力规劝。
赵明昊：美国因阿富汗危机蒙羞，战略失败却仍在“幻想”之中

阿富汗危机正成为拜登政府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军队和外交官的仓皇撤退令很多人想起美国输掉越南战争的那一刻。国务卿布林肯否认这是1975年“西贡时刻”的重演。的确，事情比“西贡时刻”还要糟糕。拜登政府不惜一切想要结束的阿富汗战争已经持续了20年。“基地”组织在2001年实施了针对美国的“911”恐怖袭击。同年10月，为了打击“基地”组织以及庇护它的塔利班政权，美国小布什政府发动阿富汗战争。塔利班在美军的攻势下溃逃，并躲入阿富汗山区地带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继续与美国军队和阿富汗政府军作战。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告诉他的士兵们，“美国人有手表，但我们有的是时间”。
赵明昊 | 来易来，去难去：塔利班与美国的恩怨简史

当拜登政府不断宣扬“美国回来了”的时候，美国却从阿富汗离开了。回来的是2001年12月被美国军队赶下台的塔利班政权，这一回，他们把美国扶持的政权一并赶出了首都喀布尔。
樊吉社：拜登“新政”牵动国际军控形势变化

在当前所有军控议题中，美国都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攸关方”。由于两党理念不同，每当新总统就任，美国的军控政策均会出现幅度可观的调整，进而牵动国际军控形势变化。拜登执政不足半年，美军控政策已呈现出迥异于特朗普时期的变化。
周波：“自由开放的印太”不过是一个新神话

2021国际海洋安全大会(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Conference 2021)7月28日在新加坡举行。来自中国、东盟、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军领导人和海事机构高层，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围绕“安全可靠的海洋—新常态下的海洋安全”这一大会主题，深入探讨海上安全所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中国海军副司令员王厚斌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以下为周波在“新常态下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这一环节的英文发言。中国论坛和观网获得授权，翻译并发布。英文原文附后。
“亚洲的共同愿景：多元与共通”

2021年4月19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期间，由博鳌亚洲论坛主办、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承办的“亚洲的共同愿景：多元与共通”分论坛成功举行。
国际议程需要“共同建设”——傅莹在“中美关系对话”会上的发言

2021年7月2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应邀出席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办的“中美关系对话”视频会议，做题为“国际议程应致力于‘共同建设’”的发言。以下是发言全文：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G7）峰会被认为是西方着眼疫后国际秩序“重建”的一次碰头，也是美国借机对外展示“回来了”的机会。
安刚：应对“后疫情”时期国际变局，中国需打破“赢者的诅咒”

近日，新加坡政府宣布停止更新其国内单日新冠疫情感染和重疾人数，并且告诫国民，新冠肺炎已经发展成为流感一样的“地方病”（endemic），“我们需要学会与之共存”。新加坡政府同时强调，将继续执行严格的边境检测和“疫苗护照”制度，疫苗接种也将常态化。
特朗普若回归，哈里斯会是“反特先锋”？

“一直有计划来这儿的”，6月25日造访美墨边境城市埃尔帕索的美国副总统、民主党人卡马拉·哈里斯忙不迭地向媒体解释道。即便她希望在四个小时的访问中尽可能体现自己在边境管控事务上的尽力，从而试图减少目前她所面对的舆论压力，但哈里斯的访问还是在不同程度上招致了来自共和党的批评，甚至还有来自本党的某些揶揄。
宋博：日内瓦会晤成果有限，不足以全面改善美俄关系

当地时间6月16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备受瞩目的双边面对面会晤。会晤持续了四个小时，采取“先2+2、后大范围”形式，比预定计划提前约两小时结束。美俄双方对本次峰会都极为重视，会晤结束后两国元首分别举行记者会介绍成果。这种安排一改过去共见记者的惯例，美国媒体透露是美国的俄问题专家出的主意，旨在减少总统本人对峰会的“背书”。通过这种特殊的“一会两表”形式，外界既看到两国短期内重启具体领域合作的可能，也窥见到美俄关系难以全面改善的困局。
周波：中印要从僵局中向前迈进，应回头看看

6月15日，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冲突一周年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在《南华早报》发表英文文章“China and India should look back to move forward on border impasse”。周波认为，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最危险的地段建立缓冲区可能是双方之间脱离接触、避免冲突的最大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中国论坛特此分享中英文全文。
宋博：“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主要区域的进展（中亚篇）

中亚国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轫之地，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正是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八年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紧密协作，围绕共建“一带一路”，分别确立了同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乌兹别克斯坦的“新乌兹别克斯坦规划”、塔吉克斯坦的“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土库曼斯坦的“复兴古丝绸之路”等双边战略对接机制，签署了《中哈产能合作框架协议》《中吉两国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等多项关于基础设施发展建设和互联互通的规划，成功建立起一系列联通欧亚的基础设施项目，初步实现了交通、能源、电讯和产业协作等领域的通达与链接。
竞争与合作的共存之道——2021年慕尼黑安全报告摘译

跨大西洋领导人们似乎已经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世界上自由民主制国家正面临新的系统性竞争。虽然他们已经承诺通过制定联合战略来应对挑战，但他们才刚刚开始思考，什么是在必须竞争的领域展开竞争的最佳方式，以及在可能情况下如何与竞争对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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