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影响未来四年，还是四十年？这次选举会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节点和起点？因为任何一个党上台都不会改变现在的战略方向，所以不会有新的节点、新的起点，但会影响到未来四年互动的方式和节奏。那就意味着，这场选举不会对未来四年有大的影响，但如果真的像我所说，一种可能性出现，会让美国政治出现更加癫狂的状态的话，那会影响的事实上是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态和国际角色，也包括影响其对华政策。那就意味着，这次选举不会对未来四年的中美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但或许会对未来的十年、十四年甚至是四十年的美国带来影响，进而也就会对中美关系以及世界格局带来长期影响。

2024年大选是美国政坛在新冠疫情之后的首次全面重大洗牌，其结果将影响未来二至四年美国的重大内外议程。过去一年多来，2024年大选从拜登与特朗普两个老人之间“二次对决”的确定性开启，经历了众多不确定性，最终演变成哈里斯与特朗普之间的“新老对决”，凸显了特殊性。无论谁最终当选，美国政治都将迎来新的观察起点。

这么一个唱着“悲歌”一路走来的乡下人，奋力拼搏才在建制派的体系内跻身精英阶层，但却最终以蓄须的方式喊出了对美国精英文化的终极背叛。如果说特朗普过去8年的反建制是其对对手的改造，是一种“他塑”，那么万斯展现出的就是一种“自塑”，一种在特朗普影响下的自我毁灭与重生，这也就是“特朗普化”的最关键体现。

也就是说，哈里斯之后的民主党必须在政治精英的“个体身份”而非“政治立场”上多元或者非白人化，民主党或将演变为一个彻底的“非白人党”，如此奇特的演变态势也将从本质上持续重塑着美国两党政治的未来。

斯坦伯格教授2023年12月到访南京大学，与笔者进行了长时间的“炉边谈话”。作为现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他充满热情地努力推动两国共建的首家教学机构——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继续做大做强。展望中美关系仍需止跌企稳、合作共存、和平共赢的艰难旅程，斯坦伯格教授的资历、睿智与才华，将会继续在两国关系的起伏跌宕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樊吉社认为，2024年美国大选波谲云诡，本轮美国大选走向不仅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对美国自身的影响更大，堪称“美国老百姓选择自己前途的时刻”。当前美国国内问题频发，但美国国内分歧和争议并不意味着内敛，美国正在试图以更具有攻击性的对外方式来解决其国内问题，把责任归咎到其他国家，打算“内病外治”，这将加剧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需要我们更加回归美国内政看美国外交走向。

毫无疑问，华盛顿如果有更多的人认同克里、效仿克里，中美关系就有可能更为稳定、面对更好的未来，向着更为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的方向持续发展。

本期“封面话题”，由本刊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合作，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向读者呈现对特朗普一旦重新上台，美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些看法。策划这一话题，并非笃定特朗普必会当选，而是透过这种可能性，管窥美国内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不断深化的变局。这背后的逻辑在于，比预测谁输谁赢更重要的，是关注美国大选反映的政策问题。以下是第二部分：

本期“封面话题”，由本刊同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合作，以圆桌讨论的形式，向读者呈现对特朗普一旦重新上台，美国内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一些看法。策划这一话题，并非笃定特朗普必会当选，而是透过这种可能性，管窥美国内外政策和中美关系不断深化的变局。这背后的逻辑在于，比预测谁输谁赢更重要的，是关注美国大选反映的政策问题。以下是第一部分：

由于人口规模增速较快、政治参与态势较为稳定且受到某些外部力量影响,穆斯林群体未来有望成为影响美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国内因素,值得持续关注。

难以判断国会议员沃尔兹和州长沃尔兹，到底哪一个在对华态度上是自我的真实表达，或者也不能否认两个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矛盾的可能性。不过，大概可以肯定的是，沃尔兹自己和他夫人的中国经历应该是总体上积极的，不然也不会多次来访并一度以此为谋生之道。基于此，他或许应该更清楚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两国交流合作的重要性，要不要随波逐流，显然考验的是沃尔兹的智慧与胆识。这与大选结果无关，关系到的是大国关系的正确历史方向。

全球南方已成为美国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抓手，通过强化与全球南方的联系，美国试图推动全球南方与中国的疏离，以实现对华“竞赢”的目标。然而，美国在实施这一策略时面临诸多局限和挑战，包括国内政治极化的影响、政策持续性不足、可投入的资源有限等。更重要的是，全球南方国家不愿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正如纽约大学国际合作中心研究员詹姆斯·特拉布所言，面对“新冷战”压力，全球南方国家力图以务实主义精神推动“新不结盟运动”，不想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

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也导致选举政治呈现新变化。在“信息”“选民认知”以及“投票行为”的选举宣传研究框架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推广使美国选举活动具有信息生成自动化、动员群体目标微观化及过程治理有机化等新特征，可能强化或动摇选民固有认知观念，影响投票倾向。在美国选举宣传中，若大规模滥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或将在舆论场中产生煽动、误导、干扰与冷漠等多重运用场景。选民安全性、代表性与主体性的缺失或使美国政治在安全、功能与制度层面面临新的风险，对代议制选举及美式民主的冲击或将深刻塑造美国未来的政治制度与秩序演进。

美国的霸权是美国长期坚持的战略行为和结果。美国的战略思维和实力优势推动美国在不同阶段争夺、掌控和维护地区霸权、阵营霸权和全球霸权。美国霸权的行为模式包括霸权战略目标的设定、不断升级的战略评估与规划，以及多种战略手段的转化和运用。百年变局下，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新一轮霸权战略对全球秩序、安全格局和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纽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无论是拜登还是其他民主党人再次对决特朗普，这场选举都事关特朗普是否回归，都是一场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美国的对决。这也意味着，这场选举的结果，将决定着美国国家道路的重大方向，持续加速着百年变局的历史演进。

或者，暗杀未遂的极端行为对于一个被认为一直在煽动极端行为的遇袭前总统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甚至，随着选举投票日的临近，到底还会否出现什么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这么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都在等待2024年选举的回答。

杨水清介绍了美国对华政策工具箱和美国涉华（产品、服务、金融等领域）法案最新进展，并展望了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最后杨水清认为，美国两党内部的博弈和中国的反应将影响中美关系的进展，关键节点包括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下半年是否续签以及11月的美国大选。

巴以冲突在美国社会引发的争议以及舆论的分裂已经对拜登连任造成了严重影响。民主党票仓内出现的“不参与”倾向对拜登选情极为危险。拜登与穆斯林群体的紧张关系给今年的大选选情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极化加剧、民粹主义等现象的出现，反智主义成为美国重要的社会思潮，如何解释反智主义思潮的再度兴起成为重要的学术问题。学界多从宗教文化、媒体宣传与阶层嬗变等角度展开探讨，却忽视了美国社会中作为意识形态与分配制度的优绩主义是引发反智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分支，优绩主义传递的“能者多得”“任人唯贤”价值体系成为巩固精英统治地位的工具。优绩主义还通过削弱民众教育机会的平等性、加剧精英与民众的对立以及损害公共精神，进而诱发新一轮反智主义，同时亦使其呈现出更加极端化、去精英化的特点。由优绩主义引发的新一轮反智主义深刻影响了美国社会发展，在使社会议题保守化的同时危及美国民主制度，最终可能会削弱美国社会凝聚力。

近年来，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愈演愈烈。极右翼政治运动在美国已经成为一种重大威胁，进一步加剧其内部的不稳定。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不断壮大，主要由国内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族群矛盾加剧、政治传播手段变化、政治制度顽疾难除等因素所致。美国极右翼政治运动注重向外扩展自身影响，与欧洲等地区的极右翼政治势力紧密勾连，力图编织极右翼政治运动国际网络。美国极右翼政治势力仇华反华情绪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