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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关税战”具有高悬大棒迫使相关国家对美让步、注重实现“反规避”目标、利用关税威胁达成多个政策目标等特征。美国对华“关税战”布局包括“直接战线”和“间接战线”两大模块，呈现“威逼先行、极限讹诈、外线布势、统合施压”的策略特征。贝森特、莱特希泽等特朗普政府高官和智囊宣扬建立“北美堡垒”、“两级关税贸易体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值得警惕。曾在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负责中美经贸谈判的莱特希泽称，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大地缘政治威胁”，应推动美中两国经济的“战略脱钩”（Strategic Decoupling）。他提出，美国和相关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建立全新的贸易体系，通过实施“两级关税”实现均衡：一是对非民主国家及实施掠夺性产业政策的国家征收高关税以削减其顺差；二是体系内国家之间实施低关税，同时进行动态调整，允许发展中国家为实现工业化等目标维持短期顺差。显然，这一构想意图在全球经济中孤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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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缺乏对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基本认知，武断地将美国自身原因造成的贸易失衡归咎于他国。造成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是美国国内过低的储蓄率，而非贸易伙伴之间缺少所谓“对等”。自特朗普第一任期以来，虽然“关税战”持续展开，但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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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具有内在矛盾性，关税叠加减税、大规模遣返移民等举措，势必推高美国通胀，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美国股市的负面影响也在呈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菲警告，“关税战”将推动美元走强和关键中间品价格上涨，导致美国企业的出口进一步下降。面对美方的关税战压力，中国需不断丰富政策工具箱，做好对美“非对称反制”，积极打造新开放格局，为有效应对美国对华压制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