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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成昊:美欧走向交易型安全关系
2026年4月17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在China Daily发表英文评论文章Transactional Security。文章认为,跨大西洋关系并未走向解体,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与演化阶段。当前美欧关系正从以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传统同盟,逐步转向以成本收益为导向的“交易型安全关系”,其背后是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联盟认知变化以及美欧之间在安全责任与战略理念上的分歧加深。同时,欧洲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日益焦虑,但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总体看,跨大西洋关系呈现持续合作但共识弱化的转变,这一变化不仅将重塑美欧关系本身,也将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
刘丰:国际关系中层理论的中国探索
近二十年间,国际关系理论经历了从宏大理论论战向中层理论构建的深刻转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引入和吸收国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也经历了从理论借鉴向理论创新的转变。宏观层次的理论创新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尤其体现在关系主义、道义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社会演化理论等由中国本土的国际关系学者所提出的原创性理论上。这些理论成果以国际发表的方式呈现出来,因而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知识贡献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这些宏观理论创新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中层理论方面的探索,也构成了更广泛的知识生产的组成部分。
肖茜:从“蒸馏争议”看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难题
围绕人工智能(AI)企业“模型蒸馏”的争议近日迅速升温,OpenAI、Anthropic与Alphabet等美国头部企业罕见采取协调行动,引发国际舆论关注。AI“蒸馏”,通俗来讲就是让一个AI模型,通过与另一个模型的交互去学习其“做题思路”,从而获得更多本领。
21世纪以来中国的东南亚研究——翟崑教授访谈
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深刻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东南亚研究从西方垄断向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共存的态势演进。当下的东南亚处于大国博弈前沿,在政治、经济、贸易、产业链等领域的地位日益凸显,东南亚研究对全球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的区域性知识层面,为理解世界、地区和国家的变迁提供重要视角。
董汀:孟加拉国,亚洲发展模式的末班车?
孟加拉国依靠服装加工业走出了一条亚洲经典发展路径。廉价劳动力带来大规模就业,就业扩大税基,税基支撑公共投资,公共投资推动产业升级。人工智能正在从根基上改变这一模式,或使“就近生产”取代“离岸外包”,工厂不再迁往低劳动力成本国家。那些无法落地的工厂,无从创造就业和税收。
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访谈录——关于指导思想与学科定位的讨论
在区域国别学于2022年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全国学科建设从探索起步迈向全面发展阶段的背景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海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胜勇教授对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进行学术性访谈,其中系统阐述了该学科的战略定位与建设路径。翟崑教授强调,区域国别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实学”,其建设需遵循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建设“三位一体”的路径;他表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本质特征在于以平等互利价值观为根基,区别于西方地区研究服务于冷战霸权的传统,并倡导“交叉在地、学用相生”的学科发展理念,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全球变革视角下的发展知识传播模式——网络联动体系的形成与意义
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全球对非西方发展知识的兴趣与讨论。在赢得全球南方国家认可与肯定的同时,中国发展知识在进行国际传播时也面临过于特殊难以复制、对知识转移重视不足等不同声音。之所以出现这种对新型发展知识的迫切期望与非西方发展知识传播实践之间的张力,既与新旧发展知识内容差异有关,也受相对应的知识传播的形式与体系影响。作者尝试突破"确定知识内容一描述传播方式一分析传播影响”的传统思路,从传播实践的方式和效果入手,分析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播知识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及对当地发展产生的效果,并结合对美国发展知识的国际传播方式的考察,认为发展知识传播的关键是网络化体系和组织化管理。发展需要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全面联动的变革转型,仅针对个别领域的知识传授由于缺乏相应的应用环境可能面临效果瓶颈。通过对加纳和埃塞俄比亚案例的研究,可以发现大量中国海外企业在经营实践中自发形成了与当地社会交流发展知识的网络。通过政府的适当协调并有机结合政策知识沟通与企业产业的联动,可以构成与中国发展知识内容相匹配的传播网络体系,充分助力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共享与共同发展。
赵明昊:美以对伊朗战争、AI、硅谷,以及科技共和国的权力之争
在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一家名为Anthropic的美国人工智能公司声名鹊起。该公司研发的Claude大模型性能卓越,在美军识别伊朗的打击目标、制定战争方案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美以伊冲突揭示了美国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化应用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智能体战争”形态呼之欲出。与此同时,Anthropic与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国防部之间的矛盾也值得关注。
姚锦祥:第62届慕安会,暴风雨前的宁静
2月13—15日,笔者随傅莹大使率领的学者团赴德国参加了第62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与上一届会议相比,本届会议在气氛上似乎更为平静,并未呈现出慕安会报告主题“在摧毁之下”(Under Destruction)所渲染的那种波涛汹涌。犹记得2025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伊始即抛出震撼性言论,当面斥责欧洲盟友与美国“价值背离”,对跨大西洋关系和美国盟友体系造成剧烈冲击。而今年,会议整体语调趋于克制,冲突性表达明显减少,许多议题被包裹在“延续性”和“共识性”的表述之中,美欧之间甚至表现得“温情脉脉”。然而,这种表象并不意味着风险消散,相反,它更像是一种“暴风雨前的宁静”,国际秩序所承受的结构性压力并未减轻。
薛澜:应对智能体治理风险,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原则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于3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十五五’的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共创新机遇”。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教授薛澜出席并演讲。
专访余翔:世界经济的中美欧基轴
2026年1月15日,《世界知识》对余翔进行了专访,话题围绕中美欧三方各自的经济形势及彼此互动展开。余翔认为,尽管世界经济承受着放缓压力,但中美欧均保持着不同幅度的增长,发挥着基轴性的作用。
顾炜:关系韧性与特朗普新任期的美欧俄博弈
特朗普开启新任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给大国关系和世界局势带来重要影响。美欧俄关系转向自主竞争的三方博弈模式。顾炜研究员的论文在搭建韧性博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关系韧性维度探讨了美欧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和未来前景。该文初稿曾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第24期战略清析论坛上阐述,参加与谈的宋博、康杰、陈宇、石靖等学者和到场参与活动的师生共同推动了议题的深入讨论。中心公众号转发此文,以飨读者。
鲁传颖:以数字技术服务能力提升扩大高水平开放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数字经济浪潮澎湃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决心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近期,国家网信办等11部门出台的《关于提升境外人员入境数字化服务便利性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正是这一战略导向下的关键举措。该政策旨在通过系统性提升数字服务能级,优化境外人员入境体验,不仅直接回应了现实需求,更深层次地服务于我国信息化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是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数字化驱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践。
多国专家纵论全球秩序转折:在不确定性中重塑安全与治理框架
“特朗普总统有很强烈的愿望访华,我认为他正在为中东问题降温寻找初步的解决方案。”3月20日,在北京出席第八届国际战略与安全论坛的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Susan Thornton)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有关中东冲突对中美关系影响的提问时,作出上述表示。
孙成昊 | 大国博弈下的非对称三边:中美欧关系的演进、特征与前景
冷战结束后,中美欧关系逐步演变为影响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三边关系,呈现非对称性、联动性与阶段性特征。其结构经历了以接触与合作为主的整合阶段、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调整阶段,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化背景下的重组阶段。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的“交易主义”趋于制度化,通过经贸、科技与投资等政策工具重塑中美欧三边互动的政策与行为空间,欧洲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政策边界随之收缩,三边关系联动性和复杂性显著上升。从演进逻辑看,制度性竞争、安全逻辑外溢与价值叙事分化等中介机制,推动中美欧关系由事务性合作向结构性博弈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欧关系难以回归以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但尚未形成固化的阵营化对立结构,更可能围绕中美战略博弈主轴展开,在不同议题领域呈现不对称博弈、不均衡互动与有限协调并存的复杂演进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运筹中美关系、深化中欧务实合作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维持三边关系稳定并增强其韧性。
王缉思:伊朗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近日,伊朗再次以一种极端而熟悉的方式进入世界新闻的中心。导弹划过、旅客滞留,与此同时,伊朗多名关键领袖遇害的消息层出不穷,伤亡人数逐日递增,世界的神经被不断搅动。
功能性技术伙伴关系: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印合作及其局限
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与大国竞争加剧的双重背景下,技术已成为驱动国际关系演进的核心变量。美印两国均视中国为技术领域的主要对手,技术合作成为美印关系发展的重要维度。2025年2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期间,美印两国发布联合声明并启动“美印COMPACT”倡议(促进军事合作机会,加速商业和技术发展),该倡议广泛涉及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等前沿领域,并深度整合了两国政府、私营部门与学术界的力量。作为非条约盟国,美印两国在缺乏明确安全承诺和制度化义务的情况下,却在关键技术领域形成了紧密合作。这引发以下学术思考:在缺乏传统同盟纽带的情况下,美印何以能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形成较紧密的合作?两国通过何种机制与路径推进技术合作议程?这一合作面临哪些结构性约束与制度性局限?
孙成昊:在慕安会感受西方裂变
今年我再次受邀来到慕尼黑安全会议,弥漫在会场内外的秩序焦虑感扑面而来。与去年在慕安会所感受到的欧美温差不同,2026年年初的慕安会更像是一场关于国际秩序未来走向的集体困惑,比如,欧美还能否维持共识?还能否继续塑造世界?多极化时代又将以何种形态到来?
肖茜 | 算法时代的慕安会:当AI安全遇上欧洲战略自主
如果说,过去的慕安会讨论的是坦克、导弹与联盟承诺,那么2026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新增的关键词则是模型、算力与芯片。今年慕安会的变化表明,欧洲正试图在规则之外补强能力,在合作之外强化自主。
余翔:国际秩序正经历一场昂贵的“再定价”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问题学者余翔撰文指出,我们正进入一个财政、金融与安全成本系统性上升的“高成本时代”。合作的本质已发生异变——它不再仅仅是愿景的达成,而是一场以风险管理为底线的博弈。面对美国“风险逻辑”下的选择性脱钩,中国手中最有力的筹码,是超大规模市场与完整产业链结成的韧性网。余翔认为,通过持续输出制度化的确定性,中国将在全球秩序重组的棋局中,变得更为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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