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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沱生:国际秩序走向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近年来,在国际形势出现巨大变化的强烈冲击与挑战下,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出现严重动摇与失序。未来,现存国际秩序是重获生机还是趋向瓦解,将主要取决于大国的战略抉择。
薛澜: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
薛澜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应用、治理、面临的挑战、未来的方向等方面出发,分享了他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这一主题的思考。
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国外交政策方向
2024年4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保守智库多瑙河研究所(Danube Institute)发表了关于“反全球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演讲,谈论了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三大因素,即中美战略竞争、反全球化趋势以及数字经济进步,以及这三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阎学通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完全意识到了当前时代潮流的变化,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中国发展面临的各种负面因素,所以仍然主张对外开放、推进国际合作,反对并阻止冷战。中国也非常清楚当前大国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技术的创新,从而反对美国发起的意识形态对抗。以下是阎学通教授演讲主要内容。
翟崑:走向开放包容的东亚——区域国别学与“一带一路”研究
2024年4月20日,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山大国际观察”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进行了专访,围绕区域国别学、东南亚研究、“一带一路”问题等话题聆听翟崑教授的真知灼见。本文对专访内容进行回顾。
美国950亿美元外援对乌克兰和跨大西洋关系有何影响?
“特朗普方案”或许能够实现暂时的和平,却难以解决欧洲整体安全架构面临的挑战。
东盟数字地缘政治的战略构想与实施路径
通过合作、制约与制衡等策略,改变东盟在这些关键节点中的劣势地位,从而真正提升东盟在数字空间中的地位,实现东盟的数字中心性。
赵明昊:对“全球南方”问题的冷思考
中国需把握全球南方持续升温带来的机遇,认清全球南方自身面临的难题及其“非西方但不反西方”的务实主义取向,努力实现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提质增效。
余翔:重回金本位呼声再起?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元是信用货币的本质更加一览无余,黄金依然是硬通货。
对人工智能火热发展的冷思考
要推动实现“AI为了人类”的目标,就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确立“全球人工智能”的意识和行动,推动技术进步与赋能、防风险和国际规范制定的统筹并进、相得益彰。
拜登任内美欧同盟协调的演进及其对华影响
拜登任内的美欧同盟关系得到一定程度修复,双方在政策协调上取得部分成果,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一方面,拜登政府采取应对乌克兰危机和实施大国竞争的“双线并举”政策,希望将欧洲纳入制衡中俄的战略轨道。另一方面,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欧洲在各领域遭受严重冲击,对美国依赖加深,美国也将部分精力和资源转向欧洲,欧洲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力亦有所上升。美欧协调的状态和效果受到同盟管理方式、实力对比变化以及同盟内部因素的塑造。美欧试图将地区危机渲染为与中俄的阵营式对抗,美欧同盟协调也将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导致中国在经贸、安全和意识形态等领域面临更大挑战。同时,美欧对俄和对华问题的战略考量不同,其涉华政策协调依然有其局限性。面对美欧同盟协调演进的新动向,中国应保持警惕并积极运筹中美欧关系,构建和塑造对自身发展有利的外部环境。
姚锦祥:土耳其地方选举结果或加剧内部政治博弈
结果显示,总统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遭到严重“挫败”,土耳其政治格局似乎正在出现微妙变化。
赵可金:中国全球战略传播中“哑嗓子”问题及其对策
新时代我国的全球战略传播应聚焦解决“哑嗓子”问题,着眼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大视野,坚持守正创新的指导方针,从战略上明确积极争取中间地带对我国支持的重点,立足打赢舆论斗争的持久战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丨薛澜:人工智能面临治理挑战
从人工智能治理的角度来看,有以下五个挑战。
鲁传颖:欧盟推出全球首部AI法案,会形成效应还是陷阱?
陈琪:眺望安全、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未来
进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社会正处在过去40年来最为分裂的时期,日益破碎和集团化的全球治理滋生着深刻的分歧和不满,经济增长的放缓折射着全球化乐观主义精神的退潮,而持续延宕的俄乌冲突和巴以危机显示了地缘政治紧张矛盾的无解僵局,如此种种既表明了国际社会的焦虑和无力感,又释放了对动荡世界中稳定性的负责任领导力的一丝呼唤。
赵可金:单一文明无法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
在数千年的文明演进历程中,人类从未放弃对自己“从哪里来?向何处去?”的追问。
吴士存谈中美关系、慕安会和近期南海局势
吴士存,就中美关系、慕尼黑安全会议、以及近期南海局势进行深入探讨。中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逸伦主持本次访谈
薛澜:发展人工智能,为何要装好刹车再上路
实现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难在何处?人类真的需要经历一场危机才能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安全风险吗?怎样帮助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不掉队?近日,就这些问题,《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薛澜。
安刚:当“时代转折”遇上“百年变局”
虽然“百年变局”判断的格局是全球性的,而非像“时代转折”那样更多出于区域主义和本土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两者有相通之处。这些共同或相通的语言足以超越分歧绘出合作的底色。
薛澜:企业创新最怕的是政策发生方向性变化
中小企业是创新的源泉,而大企业做了更大程度上的商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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