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文章精选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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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刚：美对华政策审议在战略竞争号角下推进

拜登是1月20日入主白宫的。此前候任期内，他和他的团队就已确定对华要开展“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基调。因此，这场审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对形势的重新评估而制定新政策的“重审”，而是预置结论、直接下手的调整。
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开启了以“全政府”方式推进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态势。作为一种确保战略实施的原则与方法，“全政府”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各要素参与的“全”与“协调”。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冷战与反恐战争期间都在对外战略中采取过类似“全政府”方式，但两者在战略定位、政策协调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存在不同。特朗普政府为“全政府”方式设定的目标是防范中国的所谓“安全威胁”，在相应的政策实施中有一定的难度，其内部也未形成必要的协调状态，但支撑“全政府”方式的“全社会”状态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呈现出加剧的态势。拜登政府执政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及其“全政府”方式，但在战略定位与政策协调上面临较大的挑战。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态度加剧的“全社会”状态，也对拜登政府的“全政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塑造与制约。
刁大明谈中美良性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刁大明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围绕中美关系相关热点议题展开深入剖析。刁大明认为，“不冲突”是中美共同的底线，中方强调不冲突是为了合作，构建一个对世界有利的中美关系；美方强调不冲突则是为了竞争，是基于对本国实力有限性的清醒认识。中美需要协调各自对于“竞争”的理解，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的，而不是一争高下的恶性竞争。
董汀：当他们谈论中国，他们在谈论什么？

6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USICA）。该法案是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4月20提交的《无尽边疆法案》的替代性修正案，将《战略与竞争法案》、《应对中国挑战法案》等打包在内，总长2300余页。之后，白宫迅速发表总统声明表示支持，为其通过众议院审议大力背书，正式立法已悬念无多。
赵明昊：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1234”

拜登政府执政已经5月有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防部、商务部等机构负责推进的对华政策审议也已基本完成。近日拜登的欧洲之行，集中体现了美国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新构想、新策略。按照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说法，拜登的这次欧洲访问成果颇丰，尤其是成功促使美国的欧洲和北约盟友认真对待中国带来的“挑战”，并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等旨在制衡中国的具体行动计划。
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

据报道，美国参议院于6月8日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强调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科技等手段同中国开展竞争，以全面对抗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并未因白宫易主而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升级。
王缉思：莫让反华阴谋成“新华盛顿共识”

美国和中国正在卷入一场竞争，这场竞争可能比包括冷战在内的现代史上的任何其他国际竞争都更持久、更广阔、更激烈。在中美两国国内，对这场竞赛可能升级为公开冲突的担忧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十年里，华盛顿的共识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了对北京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这一进程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达到了顶峰。
赵明昊：美国的制衡阻挡不了“一带一路”前进方向

“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光明，但也面临不容忽视的阻力，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根深蒂固，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全面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给“一带一路”合作带来压力。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强调战略竞争是美中关系的“本质”。今年3月，拜登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时特别提出，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应考虑提出由“民主国家”牵头的类似倡议，“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群体”。这一表态意味着，在拜登政府力图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将会进入新的阶段。
胡波：为何中美两军相遇规则不适用于海警

近年来，美国炒作中国有三支海上力量，分别是海军、海警和“海上民兵”。2019年4月，美国海军原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称，“美国将中国海警船和渔船与中国海军等同对待，若其不遵守相关规则，美军将做出军事上的回应”。在两国和两军的战略对话中，美方也一再强调，需要将两军间的海空相遇规则如《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等扩展至海警及“海上民兵”，海警也需要被纳入中美两军对话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等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美方的这种要求既不通情理，更不符合实际，中方没有回应在预料之中。
安刚：拜登的对华政策重审已经进入“下半场”

拜登政府一上台，便开始进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新审议，这场审议现正处于“下半场”。在历时两个月的“上半场”里，拜登政府预置了“长期战略竞争”的基调，确立了“始于国内”的原则和“服务中产阶级”的目标，并且强调对华战略竞争须有边界、受管控，避免引发灾难。这样一种长期战略竞争框架与特朗普时期的“野蛮竞争”有所异同。异在于，强调通过办好美国自己的事，而非全力打压对手，重新激发制度自信和创新优势；同在于，谈论内外事务言必称中国，以应对“中国挑战”为美国内外政策调整的总驱动器。
樊吉社：美国国会—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推手

美国国会近期的两项立法行动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一个是《2021年战略竞争法》（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一个是《无尽边疆法》（Endless Frontier Act）。前者旨在推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抗衡，由民主党参议员梅内德斯在4月15日提出，2名共和党参议员和4名民主党参议员联署。后者没有直指中国，但通常认为该法意在推动中美在科技领域的对抗，由民主党参议员舒默在4月20日提出，7名共和党参议员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联署。
王缉思对话美国学者：中美需要“太平洋共同体”，充当“婚姻顾问”

在这一集“太平洋对话”中，周柳建成（4月13日）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王缉思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荣休教授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两位教授认为，不久前的阿拉斯加对话给中美关系现状提出了新的问题。强硬的措辞、各自不同的处理方式以及对话结束后联合声明的缺失，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外交风格。但对于两国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还是集中力量应对贫困、疾病和气候变化等威胁？二人就此展开辩论，并回答了有关“太平洋共同体”倡议的问题。
达巍对话方大为：“发展美中关系对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好处”

“要让美中两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美方应以更加务实、意识形态色彩更弱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美中两国不会陷入冷战局面”“用‘战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是危险的，也是不全面的”“努力在两国间架起桥梁，让两国走得更近，加深了解，增进互信”
傅莹：工商界应作中美关系发展砥柱

近年来，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在刚刚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中提到，多数会员将“中美关系紧张”列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首要挑战。的确，中美关系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由于战略互疑的上升和结构性矛盾的凸显，两国关系面临重要选择：是滑向对抗冲突、还是走向良性竞争？
安刚：在谋划中美合作前，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拜登政府的美国对华政策审议正步步深化，新的政策锁定“长期战略竞争”，意图以复合方式升级遏制和打压，赢得关乎美国国运的竞赛。这种政策以美国的价值观为动员工具，突出经济、科技、军事和意识形态等重点，倚重盟友伙伴体系的集体力量，拼凑“多对一”的优势强压局面。这种政策依托所谓“中产阶级外交”理念，强调竞争“始于国内”，实质延续“美国优先”，出发点是处理好国内事务，同时用大规模的研发和基建投资重振竞争力，恢复美国民众对联邦民主制度的信心。
阎学通：台湾问题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领土主权问题

4月21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阎学通接受了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阎学通就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等热点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察。在昨天直新闻发布的专访实录文字（上）：《阎学通：拜登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比特朗普更大》中，阎学通认为，对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拜登上台后实行的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主要是在排斥中国，其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压力要远远大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
阎学通：拜登给中国带来的压力比特朗普更大

4月21日，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阎学通接受了深圳卫视&直新闻专访。阎学通就中美关系、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等热点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观察。阎学通认为，中方参加领导人气候峰会，只能说中美在这个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它不能说明中美关系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对比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政策，阎学通认为，拜登上台后实行的排他性的多边主义，实际上主要是在排斥中国，其给中国造成的国际压力要远远大于特朗普的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拜登的多边主义关注了美国盟友的利益，特朗普是不在乎美国盟友利益的，因此拜登上台后，美国的盟友们、很多国家开始转向重新支持美国的政策。
【CISS基础研究系列】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中国事务主任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rwirtz）涉华观点

中国坚信美国正在衰落，因此中国勇于追求长期目标。中国坚信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敌对力量，因此中国领导人勇于追求长期目标。中国对美国的敌视以及其他因素也招致了国际谴责。随着美国退出多个多边主义国际组织，中国试图重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全球机构。中国的这些行为经常与美国利益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相抵触，破坏了自由规范和价值观。
【CISS基础研究系列】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涉华观点汇总（二）

2020年7月30日，在出席美国参议院商务、科技和运输委员会召开的主题为“中国的挑战：调整美国经济政策以恢复美国弹性和竞争力”的听证会上，杜如松表示，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中国正在积极谋求取代美国的全球技术领先地位，而且这一努力并非完全出于商业利益，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北京认为科技竞争引发的结果不仅仅是哪国公司将主导市场，还关系到哪个国家将有能力领导世界。中国领导人往往从政治视角看待技术和经济交流，特别会将其视为增强或避免依赖、提升中国综合实力、建立秩序的途径。
【CISS基础研究系列】美国国家安全理事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涉华观点汇总（一）

2019年1月，在印度新闻网发文《历史的魅影：美中贸易战》认为21世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与19世纪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惊人地相似。这两种竞争都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高速技术创新的背景下。两者的特点都是，崛起的专制政体、国家保护的经济体系，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民主体制构成挑战。这两次冲突影响了整个国际体系，其他大国(当时的俄罗斯，现在的印度)在战略计算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两个竞争对手的特点是，各国都深陷深度相互依赖之中，通过关税威胁、标准制定、技术盗窃、金融实力和基础设施投资来获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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