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美国共和党内部的“极端意识形态”日益强势，“中国议题”将被共和党政治人士过度消费，拜登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空间也将更为逼仄。
在经历15轮投票后，凯文·麦卡锡（Kevin McCarthy）终于当选美国众议院议长，美国第118届国会在异常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拉开帷幕。这种斗争并不仅仅发生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更在两党内部展开。显然，共和党正变得日益分裂，众议院中持极右立场的共和党议员试图通过对麦卡锡个人的“羞辱”，对党内当权派（establishment）发起攻势。他们认为，出身民主党家庭的麦卡锡是“政治变色龙”，对特朗普不够忠诚，难以坚定贯彻保守派的主张。
麦卡锡虽然登上众议长宝座，但手中权力已经打了折扣。为获得足够选票，麦卡锡向极右翼共和党议员做出不少妥协，比如，哪怕仅有一名议员对麦卡锡领导众议院不满或认为他背叛了保守派立场，就可以提出罢黜众议长的动议。此外，麦卡锡同意强化这些极右翼议员对众议院关键委员会的影响力，将他们所中意的立法议程置于优先地位，如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阻止从西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乔丹（Jim Jordan）等极右翼议员组成的“自由连线”（Freedom Caucus）在国会中的权力日益增长。
这场针对麦卡锡的狙击战表明，一种与特朗普主义密切相关的“极端意识形态”正在美国国会大行其道。哈佛大学政府学教授斯蒂芬·列维茨基和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卢坎·韦在《外交事务》杂志联合撰文称，共和党已经沦为极端主义的、反民主的力量，危及美国的宪政秩序。在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前夕，拜登总统也曾公开警告称，美国民主体制岌岌可危，那些“极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共和党人”非常危险。2022年10月，美国CBS新闻部进行的民调显示，56%的美国受访者愈加担心美国民主体制能否正常运转，高达8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情势“处于失控状况”。
无疑，这种“极端意识形态”不仅会让美国国内政治变得更为躁动，也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外溢性冲击。自特朗普执政以来，共和党政治人士对中国的敌意日益升高。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保留了大量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对华政策举措，并在印太战略、出口管制等方面持续“加码”，即便如此，共和党仍然认为拜登政府对华软弱，并试图在美国选民中塑造一种民主党无法有力应对“中国威胁”的印象。极右翼众议员代表性人物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称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宣扬“拜登被中国控制”等阴谋论，把民主党推动的“绿色新政”称为“中国式共产主义”。显然，“中国牌”已经成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
在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重新掌握了众议院控制权，并誓言推动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正如《国会山报》的一篇评论所言，新一届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正对中国“磨刀霍霍”。
首先，从人事构成上看，很多共和党对华鹰派人物将占据国会重要职位。凯文·麦卡锡长期持对华强硬立场，2022年9月，他针对下届国会工作发布共和党政策主张文件——“对美国的承诺”，其中充斥着对中国示强的目标和举措，如“加强供应链并终结对中国的依赖”。这份政纲的涉华内容与特朗普2020年大选时发布的政纲有很多类似之处，显示出以特朗普、蓬佩奥等人为代表的对华激进强硬立场在共和党内有着持续的影响力。迈克尔·麦克考尔（Michael McCaul）、迈克·罗杰斯（Mike Rogers）、迈克·特纳(Michael R. Turner)等对华鹰派议员将在众议院一些重要的委员会中扮演领导角色，并把应对所谓“中国威胁”确定为立法活动的优先事项。
第二，从立法议程角度看，新一届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将重点关注强化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推进“印太威慑倡议”、加大对台湾地区“军援”等议题。他们扬言，要确保中国不会“窃取”美国的先进技术，将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并推动构建多边出口管制体系，以使中国难以获取人工智能芯片、超音速导弹芯片等先进芯片及其他高端技术产品。他们还将推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进一步改革，严查中国企业和机构在美国收购农业用地等做法，加快构建针对中国的海外投资审查机制，力图切断美国对中国境内与中国政府、军队有联系的技术类企业的投资。此外，美国很多政治人士仍在无端炒作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露，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将在共和党人詹姆斯·科默（James Comer）的带领下聚焦病毒起源问题调查。
第三，从国会机制层面看，共和党将在众议院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并借此推动涉华施压方面的跨党派合作。设置该委员会是麦卡锡等人长期努力的目标，此前民主党领袖、第117届国会众议长佩洛西因担心中国问题被过度政治化而没有同意与共和党人合作。后来，麦卡锡推动建立了众议院“中国工作组”（China Task Force）。虽然其成员皆是共和党人，但麦卡锡称该工作组“超过60%的想法是跨党派的”，包括强化美国国内的芯片制造业和增加对美国科研的投入。“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将与国会其他常设委员会进行密切协调，以使美国的各种对华施压举措更加系统化、更具连贯性。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的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将出任该机构负责人。加拉格尔声称，委员会将重点关注人权问题以及“意识形态战争”。
第四，从府会关系层面看，国会中期选举后，随着共和党重新掌控众议院控制权，美国出现“分立政府”，拜登政府的施政将面临来自国会的更大挑战，拜登政府与共和党围绕“中国议题”的互动也将因此受到影响。加拉格尔称，在“分立政府”中存在两党在中国问题上进行“跨党派合作”的“巨大机会”。这种所谓“跨党派合作”的主要驱动力包括：一是在美国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美国两党政客需要向选民展现他们能够在相关议题上进行跨党派合作，而目前应对“中国威胁”是两党最具共识度的议题领域；二是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将对拜登及其家人展开调查，拜登的儿子亨特被认为与中国之间有不正当的交往，共和党议员还会发起针对美国司法部的调查行动，甚至推动对拜登本人的弹劾。在这种情况下，不排除拜登和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迁就共和党鹰派，并借此与共和党进行“政治交易”。
总之，美国国会围绕麦卡锡众议长职位的这场政治斗争，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而言并不是一种福音。麦卡锡宣称将在当选众议长后访问台湾地区，这将给中美关系造成新的危机。更重要的是，美国共和党内部的“极端意识形态”日益强势，“中国议题”将会被共和党政治人士过度消费，拜登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空间也将更为逼仄。
本文2023年1月13日首发于“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