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过去几年，美国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全面调整对华战略，以“接触”为核心的战略已被“战略竞争”所取代。面对美方种种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径，中方理所当然地进行了坚决反制和斗争。在美方打压与中方反制的循环中，中美关系过去几年呈现螺旋下降态势，中国与美国之外的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关系也遇到一些困难。党的二十大强调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按照二十大提出的“坚持系统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求，我们在高度重视美国对华挑战的同时，应考虑超越中美双边竞斗，将重心放在维护和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全面联通之上。如此，我们才能赢得中美长期战略博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条件。
两个大局之间的张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要看到，两个大局之间存在某种张力,统筹并非易事。但也唯其如此，统筹两个大局才尤其必要。
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要求中国与世界的联通。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的国际环境逐步改善，与外部世界的联通逐步提升。在开放的环境中，中国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发展。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这在中国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在封闭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这样的大国可以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国家的生存与基本安全问题，“两弹一星”就是明证；但要实现国家经济社会的高水平发展，就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联通，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和社会联通。从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到完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就更需要与全世界的充分联通。
这不仅仅是经验之谈。从理论上说，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两个途径：一是细化分工，二是科技进步。在一个相互联通的国际环境中，特别是在与发达经济体的联通中，市场规模才能最大化，分工才能细化、专业化，劳动生产率才能随之提高。这就是最近几十年产业链趋向全球分布的原因。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多是高度复杂的多环节、长链条的创新。只有融入全球科技创新链条，才能逐渐增加“单项冠军”的数量，提升科技水平，并由此提升劳动生产率。
另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带给我们一种断裂、对抗和阵营化的冲击。大变局中，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是最重要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引发美国对中国发展的忌惮与打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经过几年调整已日趋定型，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脱钩断链、筑墙设垒，通过技术脱钩、产业脱钩甚至贸易脱钩来扼杀中国长远发展的后劲。2022年2月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激化了大国对抗，从而强化了这一趋势。
美国决策精英的目光是老辣的。过去40年，中国正是在一个相互联通的世界中取得了长足发展。美国决策者现在决心将中国从这个相互联通的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不惜为此付出一定代价。拜登政府围绕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半导体产业链等不同议题，超越地缘邻近性，组建了不少灵活的盟伴组织，“塑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例如组建多议题的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围绕核潜艇等军事安全议题组建美英澳联盟等，围绕意识形态召开“民主峰会”，围绕产业链组建“芯片四方联盟”，围绕科技打造“T12联盟”等。
英国政治经济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结构性权力”的概念。不同于人们熟悉的“关系性权力”（甲让乙去做乙本来不会做的事情的能力），结构性权力强调塑造和决定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的能力。美国学者安妮·斯劳特在2009年则提出，21世纪的世界政治是一个网络化的世界。衡量权力的尺度是一个行为者在网络化世界中联通的程度。美国决策者似乎深谙这些观点，拜登政府以上做法都是在编织一个以其为中心的网络，并且试图将中国排除在这些网络之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要求我们与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保持紧密的联通；百年未有之变局之下，美国却在想方设法阻断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通。两个大局我们都要妥善应对，但两者背后的力量却是相反的，这就是两个大局之间的张力。尤需注意的是，当遭遇美国种种霸凌行为、侵害中国利益的行为时，我们必然会选择提高安全防范水平，必要时还会做出反制，这是维护国家尊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与此同时，当我方提升安全防范水平以应对美国压力时，也有可能导致与外界联通受阻；当中国反制美方“脱钩”行动时，本身是正义合理的行为，但也有可能从相反方向加速了脱钩。因此如何反制、什么时候反制考验着我们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当前对华战略的危险之处不仅在于其各种反华动作本身，也在于其企图将中国剥离出国际政治经济网络，同时通过施加外部压力，诱导、刺激中国走向反向脱钩或大幅增加中国崛起的战略成本。
用“加法”对冲“减法”
党的二十大要求全党“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按照党中央部署，从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出发，如何处理两个大局之间的张力就比较清楚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带来的挑战，则是民族复兴的外部条件，是这个复杂巨系统当中的组成部分，两者是系统与要素的关系。从系统论角度看，具体要素必须放在系统这个大框架内去考虑，即应对美国对华战略调整，必须考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战略思维则是以终为始，以最高、最大、最远的目标为谋划的起点，再由远及近，倒推近期、眼下和局部的目标与工作方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全国人民的大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系统观念和战略思维看，两个大局的关系是确定的：我们需要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必需的联通性。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应当尽量减少对联通性这一更大目标的损害。
读到这里，一定有人问，现在不是中国不想与世界保持联通，而是美国决策者要切断中国与世界的联通。这样的疑问当然有道理的。但我们也需看到，与44年前中美建交、51年前中美“破冰”之时相比，中美关系中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的国力大幅增强，中国与世界紧密联通，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塑造能力大幅增强、选择空间大幅增加。美方战略调整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是艰巨的，但是中方完全有能力、有空间做好“加减法”，绝非别无选择。
第一，在事关中国领土主权、政治安全、根本制度等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美国做“减法”，中国也只能坚决做“减法”。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空间，必须通过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震慑美方行动。在这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准确评估“减法”的效果，情况变化了就及时调整。如果有多种选择，就尽量选择反向脱钩效应较小的“减法”。
第二，美国政府在科技、经济、人文等领域做了很多“减法”。我们应对美方“减法”的程度、效果需要做精确评估。例如，我们常常说“卡脖子”，实际上在中美关系中，“卡脖子”往往并不是完全中断联通，而是给联通制造巨大的困难，并非完全没有做工作的空间，只是要更精准地评估，哪里需要“支架”，哪里需要“搭桥”。再比如“脱钩”，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即便美方推动脱钩，只要应对得当，有针对性地工作，与中国完全脱钩就很难出现。
第三，美国方面做“减法”，我们就更要与欧洲、亚太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加法”。毋庸讳言，中国与这些地区和国家在某些具体领域也时有分歧存在，但是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需要有所区别，对次要矛盾容忍度可以高一些。东盟国家以及美国在欧洲、亚太的盟友尤其值得中国重视，并与对美关系有所区隔。从近几年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看，中美之外的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一些美国的盟友在对华战略上也与美方并不完全同步。
第四，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为体，要充分认识到美国内部的复杂性、多样性。
其一，美方在一个问题领域做“减法”，我们仍可在其他领域做“加法”。当前，中美矛盾更多地体现在双边或者地区层次，在宏观经济稳定、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问题上，美国仍需要与中方合作。中美在全球问题上合作，不仅符合两国的利益，也是整个世界的期待。
其二，美国国会做“减法”，我们可争取与以白宫为首的美国政府行政当局做“加法”。即便美国整个政府都做“减法”，我们还可以与美国商界、学界、地方做“加法”。通过优化中国国内的营商环境、加强中美人文交流、推动地方省州交流，我们可争取到更多的友华、知华力量和合作性力量。
党的二十大要求全党“坚持发扬斗争精神”，这也体现在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外部世界做好“加减法”的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共产党人强调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的概念，必须与日常生活中的“争斗”区别开来。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指出，“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也就是说，矛盾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在的，斗争是解决旧矛盾而新矛盾又随之产生的过程。毛泽东同志还指出，“当着我们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斗争性时，要注意矛盾的各种不同斗争形式的区别”，“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也就是说，斗争既可能包括激烈的对抗，也可能包括迂回、妥协、合作等不同形式。这就是党一再强调“善于斗争”的要义。
2021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指出：“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面对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调整，如果陷在中美双边层次的你来我往、以牙还牙，并不符合“国之大者”的要求。美国决策者要怎么做，中方很难主导，但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做到以我为主、保持定力，超越中美双边层次竞斗，坚定不移地把焦点放在强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所要求的联通性之上，尤其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联通。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真正跑赢“田径赛”。
本文2023年2月1日首发于《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