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东西方冷战局面已经形成，中美关系当时即已成为影响整个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因素。七十年来，中美双方国力国势均已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力量对比与风云际会让人眼花缭乱。虽然两国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广泛存在，对话、协商与合作却也如影随形。这种曲折复杂而又持续不已的战略博弈，不仅对地区和全球事务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还可能从根本上决定这两个属性不同的世界大国的前途和命运。

未来的国际秩序不会完全重建，它只能是在现有基础上的重建。新的国际秩序也不会短时间内建成，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管是美欧还是新兴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它只能是多种力量博弈的产物。不能期望出现大一统的国际秩序。未来的国际秩序有三种可能的形态，它们是碎片化，多极共存型国际秩序，结构对立型国际秩序。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3日举行，当前的美国国内政治依然乱象丛生。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迅速出院，之后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追责”。不管大选结果如何，医治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伤害，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无法回避的话题。但谁来医治已经严重受伤、受损和受挫的中美关系，这个话题同样沉重。

据美国媒体报道，又一家新冠疫苗研制企业——强生制药公司日前在美国暂停了自己的测试，这对之前急于推出疫苗或“治愈方法”来尽快扭转疫情的特朗普政府来说，无疑是个不好的消息。显然，出于竞选考虑，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新冠疫苗研发和相应的治疗方法上倾注政治因素，催促尽快能够投入使用，但是眼下的现状是原本4家较有希望打造美国疫苗的公司，只剩下一家公司——再生元公司还在进行新冠疫苗测试。这是必须遵循的疫苗研制规则和出于对实际可能产生的医疗后果的重视。 面对在美欧国家乃至全球出现的“第二波疫情”，如果继续通过居家以及保持社交距离的方式进行防控，不仅经济代价高昂，也难免令民众产生“防疫疲劳”而导致防控效果下降。因而，对美国以及很多国家而言，疫苗事实上已经成为切断传染链，恢复正常社会经济生活的最后选择。

10月2日特朗普感染新冠肺炎，是其选战崩盘的转折点。特朗普染病后，所有民调都显示拜登的优势加大，已全面领先特朗普9至14个百分点之间。 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作为世界最强大、也是医疗保健机制最为发达完善的国家之一的美国，新冠的感染和死亡人数竟然远远高于世界任何国家，连有着最严格、最先进保障的国家元首特朗普也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一切都表明特朗普政府施政的无能及其抗疫措施的完全失败。

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被视为中国和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文明互鉴的宝贵遗产。这部中国古代典籍在欧洲的翻译和传播推动了中欧之间以及中欧与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明互动进程，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历史上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互动目的是“取经求道”，欧洲国家与它们的互动目的则更多体现为“争强求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立足于沿线国家，将它们作为共建的主体，而不仅是被动的对象，这包括中欧之间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也涉及与共建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不同于传统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互动模式。欧洲对“一带一路”的认知经历了从质疑到逐渐了解再到积极认识的过程，但中欧伙伴关系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中欧应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挥加强文明互鉴的火车头作用，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开展全区域合作，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区域样板。

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日起以视频方式举行。在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这个最重要国际组织正在遭遇的挑战和困境，再次引起诸多关注。1945年，50国代表齐聚旧金山会议，渴望在战争废墟上塑造一个“美丽新世界”。这个“新世界”不仅仅关乎大国的权力角逐，也不仅仅关乎新的集体安全机制。尽管“三巨头”已然敲定大国权力分配格局，但身材矮小的菲律宾将军罗慕洛仍掷地有声地提醒同盟国领袖，勿忘反法西斯战争的初衷：“从战争泥沼中走过来的人们都知道，我们是为了自由而战，这样的战斗不是为了一个国家，而是为了人类和整个世界！”

近年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是欧盟内部不断辩论的议题，不少政界和智库人士呼吁对涉华政策进行评估和调整，这是正常的。实际上，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中欧关系，需要双方在全面互动中不断通过客观理性的评估和调整，制定出既符合现实又可引领未来的政策与措施，保持双方关系沿着共商互惠的方向发展。

迎来75岁生日的联合国，将于今天开始举行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由于疫情全球流行，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多以视频发言参会，总数可能远超往年。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紧张之际，联合国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看待联合国在维护全球安全、促进全球发展领域的作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受邀为《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撰稿，文章中文版首发于观察者网。CISS公众号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在美国副国务卿比根上月底称美方有意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基础上组建“亚洲版北约”后，这个概念再度引发广泛关注。虽然日本新首相菅义伟已表示反对这一构想，但因华盛顿是在高烈度打压中国的同时重点评论“亚洲版北约”，这一政策动向仍需中国高度重视。

全球海洋治理自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而兴起、发展，并在区域和国际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两条途径。当前，海洋治理的全球主义路径正面临逆全球化、民粹/民族主义、经济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挑战。海洋治理的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路径各有优势、相互补充。面对全球性、跨区域海洋挑战与威胁，多边主义、全球主义的海洋治理必不可少，而区域主义的优势也将慢慢融入其中，并形成“混合主义”的海洋治理路径。对于中国而言， 倡导多边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海洋治理路径，并推进在南海及周边地区的海洋治理合作，将是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重建中争取更多话语权、推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较为可行的选择。

随着大国综合国力和国际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定位会更加明确，进而根据国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演变推行相应的战略举措，必然要改变现有秩序中对自身利益追求的限制，并按照新的力量对比和自我认定的行为方式来重新塑造利益分配的规则和规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总体乏力、区域合作动能严重不足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大行其道，反对经济全球化的社会思潮和政治运动风起云涌，人们对世界的前途和命运充满忧虑。2013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基于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全面观察和深刻思考，基于他所得出的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这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倡议。

于洪君大使受邀为重新发行的《巴库对话》第一期撰稿。《巴库对话》是由阿塞拜疆ADA大学（原阿塞拜疆外交学院）发行的旗舰英文政策杂志。ADA大学主要目标是培训阿塞拜疆外交事务专家，其创始董事是阿塞拜疆外交部副部长，阿塞拜疆驻美国前大使哈菲兹·帕沙耶夫（Hafiz Pashayev）。Since the outbreak of 2008 world financial crisis, issues such as lackluster economic growth around the world and lack of progress in regional cooperation have not been resolved. Conservatism, isolationism, racism, populism, and unilateralism are on the march;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s based on opposition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re in vogue; and policymakers as much as ordinary people are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Based on his observations and thoughts with regards to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well as his commitment towards a common destiny for mankind,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the launch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which together form the globally influentia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在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都开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今天，美国的分裂却愈演愈烈，美国国民以截然不同的诉求分裂为两个势不两立的群体。这次美国大选，不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获选，都将面临如何处理化解美国民众国家认同分裂这一最根本的挑战。如果不能克服美国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巨大分裂，那么不论是要“再造强大的美国”或者是要“保持美国强大”，都将是不能完成的使命。

大疫后的世界面貌，包括力量对比关系、地缘政治格局、大国关系框架、国际组织的地位和国际关系准则等，必将发生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变化。但综观各种因素，辩证地历史地发展地看，无论世界形势如何动荡，全球治理如何转换，人类社会基本属性和发展大势不会有颠覆性改变，只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冷战结束初期国际结构的主旋律是单极论，而后多极论压倒了单极论,但近年来两极论的兴起又对多极化提出了挑战。两极是指中美，其基本指标是经济总量。但从综合指标的角度看，中国还有明显的弱项，两极论还得不到一致认同。现今国际结构的独特现象是，在主观认识和客观现实中，两极和多极共同存在，其关系可描述为多极框架中的两极结构，或是两极占突出地位的多极结构。这是现实国际结构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反映。这种状态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会继续保持，但趋势是两极结构特征向强。在成为两极之一的情况下，中国应以多边主义为总体理论和概念，而不应再使用多极化概念。多边主义不与任何特定的国际结构挂钩，使中国不受自身地位变化的影响，并使中国外交理论可以对应各种可能的国际结构形态，还有助于保持中俄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8月26日，中国向海南岛和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区域试射东风-26B和东风-21D飞弹，美媒解读称中国向南海发射“航母杀手”，旨在针对美国。27日，美军“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擅自闯入中国西沙领海。美国大选将至，南海局势将如何走向？观察者网针对这一问题采访了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吴士存，他对解放军此次南海导弹试射和美国不断在南海纠缠中国的动机等问题发表看法。

近日德国涉华舆论出现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德国每日镜报》刊发题为《西方必须证明它可以给民众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的文章，强调中欧之间良性制度竞争的意义。文章认为，如果欧洲能够有效解决自身社会贫富差别和分裂的问题，“就不必担心中国的崛起”。德国10家孔子学院的外方理事长或院长也于近日发表联合立场声明，强调孔子学院与德国歌德学院功能类似，作为学术、文化和社会交流的机构，对中德互相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不应对此予以政治意义上的解读。这些理性声音，是以往德国涉华舆论少见的现象。

特朗普政府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对美中关系的打压和对中国的仇视，已经达到了公然挑战自由和开放的市场价值及对华关系中长期被美国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程度。对美斗争将是未来中国营造与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的战略任务中，最复杂、最尖锐、也将是最为关键的长期性任务。然而，中国外交越是要做好对美斗争，越是要顾及双边、多边，区域与全球等各个层次内外交工作的合理性与创造力。赢得对美斗争的重要着眼点，是要创造各种条件让中国外交继续坚定、有效地护卫中国与世界相互尊重、开放互利、同舟共济的战略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