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和国别研究院学术院长、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中美阿拉斯加“高层战略对话”已尘埃落定。尽管中美双方都表示这次对话富有建设性并有助于管控中美关系，但令人印象深刻的却是杨洁篪主任对美方代表的斥责，正告美方没有资格奢谈从实力地位与中国对话。
然而，这场看似剑拔弩张的对话，并没有改变双方在对话前就已经形成的三点认知。其一，对话的目的是落实两国元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会议的内容。并且，中方是应美国邀请前往阿拉斯加的。可以推断，这场高层对话是由两国元首在电话谈话中确定的。
其二，举行这次对话的初衷，是要稳定遭到特朗普政府大肆破坏的中美关系，制止“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继续恶化。这也符合两国元首电话后各自发布的公告的精神。拜登总统在电话会议后发布的公告中，没有直接批评中国，只是在人权、香港、新疆、南海等问题上表示了“重大关切”（fundamental concerns）。在南海问题上也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污蔑中国“破坏国际规则”、“侵犯他人主权”，只是对中国的“武断”（assertive）行为持有异议。更值得关注的是，拜登表示可以在符合“美国和盟国利益”情况下与中国合作，这不仅符合拜登要“重振联盟”的诉求，也暗含了对华政策要尽量与盟友保持一致的承诺。这与特朗普“美国优先”、只讲美国利益的做法有本质的区别。新华社在两国元首电话会议后也发文指出，尽管中美两国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两国应该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可见，尽管中美“竞争”的势态难以改变，但两国元首都希望管控“竞争”，将中美关系稳定下来。
其三，中美双方都十分了解对方的情况，对对方的“攻击点”也了然于胸。中方预料到美国将在所谓人权、香港、新疆、南海及“强制性经济活动”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攻击；而美方也完全知晓美国疫情控制的失败进一步暴露了美式“民主”的弊端，加之近年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霸权行径和“双重标准”，使得美国威望扫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大不如前。
在双方都有己方元首的授意、对会谈的目的和诉求都相当明了的情况下，对话却以“互怼”开局，确实有些出乎意料。正如杨洁篪斥责的那样，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美方在会谈前的一系列“施压”动作。首先，美方在会谈前匆匆举行了美日印澳4国高层会谈。尽管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实际的结果，但却意图彰显4国团结一致的印象，给中方施压。接着在同日本的2+2会谈后，美方又主导了一份对华措辞极为强硬的“联合声明”，对台海、新疆、香港等中国内政问题指手画脚。最令人不解的是，就在会谈前夕，美方高调发布了对中国高级官员的制裁。所有这些操作除了显示出美方信心不足、虚张声势之外，更是极大地破坏了会谈的气氛。毕竟“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一个以一方怀有敌意开始的对话，很难获得期待中的成功。
而且，对话开始后，布林肯在第一轮开场白结束后再次发言并违反规则，召回已经开始离场的记者，这一举动自然导致中方的不满，结果中方也以对等原则要求记者在场并作出回应。这就使得一场本来只应对外公开的开场白变成对外公开的第一轮对话。
这样的场景其实揭示了当今中美竞争的关键特征：中美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之间的一场“做好自己的事”的竞赛。在这场由美国挑起的“战略竞争”中，中美双方最严峻挑战都来自国内，双方把控中美关系的出发点都是要首先把控好国内局势。正因如此，布林肯才在简短的开场白中对中国大加批评，并且在中国回应后又召回离场的记者见证他的“反击”。显然，布林肯和苏利文意中的听众并不是中方代表，而是美国朝野，他们是在向华盛顿的听众表白。毕竟，面临强大的反对派和高度分裂的美国社会，拜登政府首先考虑的是安抚反对派，争取他们对其控制疫情、振兴经济、“治愈”（heal）分裂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给予支持，或至少不加阻挠。拜登政府最为忌惮的就是在中国问题上给反对派以口实，攻击他“向北京磕头”——特朗普和共和党右翼已经将其称之为“北京拜登”。而杨洁篪主任的有力回应也极大地激发了国内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国内民众从“平视”的角度进一步看清了当今的美国以及拜登政府所面临的窘境。从这个意义上看，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开场白上的强硬互怼，其实是一场表演。但正是这样的表演破坏了对话的气氛，因为表演的本质是不真实，这种“不真实”破坏了坦率对话所必须的互信。
必须看到的是，对话结束后中国的官方舆论强调对话的建设性和积极性，对剑拔弩张的开场做了淡化处理。这表明中方在坚决捍卫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持积极正面的态度。但美方在对话后，不论是拜登政府官员还是重量级专家学者都没有对这次对话发表评论。如此三缄其口，揭示了拜登政府内部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还有分歧，更谈不上与反对派有任何共识。尽管中美“竞争”的局势依然，拜登政府也在一些大的政策方向上——打造制华“价值联盟”、打人权牌、对华进行“小院高墙”的科技封锁、加大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做出了决断，但将方向性决策转变为可实操的具体政策所需要的政策框架（policy framework）还没有成形；政策的重点排序（比如先欧洲还是先印太，如何处理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巨大矛盾等）和选择优先等方面远未达成一致。由此看来，尽管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具有较高的战略理性，但由于国内政治的混乱与分裂，其实操过程的前后不一和混乱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这次对话的根本意义在于它进一步揭示了当下中美“竞争”的实质。美国要维护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而中国要捍卫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权力，为此，中国绝不接受任何人的霸凌。对于这场“竞争”的双方而言，要赢得这场“竞争”的关键，就是要做好自己。刻意打压对方，其实是对“做好自己”信心不足的表现。
来源 |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简报 2021年3月 总第二十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