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书记、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欧盟近日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等虚假信息为借口对中国实施单边制裁，这不仅违反国际法精神，也显示出一些偏执于意识形态的欧洲政客、学者和智库已深陷价值霸权主义的泥潭。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却打着道义的旗号绑架了欧盟政治的理性，给欧盟内外关系造成损害。中国采取反制措施势在必然，其中就包括制裁德国的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及个别德国政客和学者，他们对中欧、中德关系的破坏角色已广为人知。今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德国政治走向如何，德国作为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坚持务实对华的欧洲大国，如今其国内在对华态度上的真实“光谱”到底是怎样的？

在近来与德国方面的交流和沟通中，笔者感受到，“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是德国各界广为关注的话题，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是积极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人类普遍文明的发展。让8亿多人脱离贫困，是全球化时代“让人文主义者深感欣慰的历史事件”。中国此次抗疫和疫后经济复苏，增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制度的信任和信心，也是对世界抗疫和经济复苏的贡献。

持这一看法的人中不乏接受过传统人文主义思想教育，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学者和经济学家。在前不久举行的一场中德学者网络研讨会上，德国知名汉学家施寒微表示，他作为人文主义者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普通百姓普遍富裕起来。这些人文学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现代化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们的观点尽管有专业的品质，但在德国舆论场却是小众，甚至被冠以“亲华”的帽子受到责难。

去年6月，柏林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在向德国联邦议会提交的咨文中指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很少讲中方立场，更多是删减甚至片面地提一提。这扭曲了民众对中国的印象，激发了对华负面情绪，包括一些针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行为。不仅如此，德国学者客观的学术成果也被贬低为是对中国“很幼稚的观点”。即便是对中国崛起持保留态度的著名社会学家、柏林自由大学教授盖尔哈茨也认为，2020年西方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空前的丑化。而这种丑化毒化了中欧关系氛围，使客观正面看待中国成为政治不正确的话语。

与客观正面看待中国相反，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西方的“整体挑战和威胁”。其主要理由是，在经济和科技上，中国的生产和研发能力快速接近欧洲，甚至局部已开始领先，欧洲正在丧失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优势，这一优势被认为是欧洲制度优越感的物质支撑；在政治上，中国改革发展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富强可以通过走“非西方的”道路实现，这动摇了以美国为首的欧美政治精英阶层在二战后开始构筑、冷战后盛行的价值霸权体系。这一体系给欧美在“人权高于主权”等口号下推行新的扩张与干涉提供了制度合理性支撑。

德国前副总理、德国绿党前主席费舍尔去年底在其《尽管困难重重，中国赢了2020年》一文中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对美国和欧洲、印太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而言不是令人愉快的前景”。他呼吁欧洲人必须清醒过来，“已经到了支撑21世纪对自由承诺的最后机会。”他的话受众很多，很有媒体代表性。

以费舍尔的逻辑，中国经济社会越是繁荣稳定，对“自由西方”的挑战就越大，根本的原因是中国走了一条与他心目中不同的道路，而他信仰的那条路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欧洲的历史书写着多次以宗教和信仰的圣名而不断惨烈厮杀的事件，历史并没有成为过去的故事。把信仰当作实现利益的动员手段，为扩张和干涉提供合理性的做法，依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再上演。

今年2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世界正面临专制或是民主的历史选择”关键时刻，宣称“美国回来了”，要率领盟友们为自由而战，而且必须获得胜利。似乎给中国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改变，要么失败。何等霸道。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国，从绿党和平主义理念中走来的费舍尔也称之为“仁慈的霸主”，这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德国“大西洋派”的心声。

第三种观点集中体现在对华政策“三元论”上，即中国是德国和欧盟在经济科技与全球问题中的伙伴、竞争者，制度层面上的对手。这一观点源自于德国工业联合会2019年1月的涉华报告。报告称，德国和欧洲要放弃“以贸易促改变”的对华政策，不要试图改变中国。中国经过40多年发展已建立了融合国有经济和市场经济要素，有自己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混合模式”，中国已从规则遵循者成为规则制定者，成为德国和欧洲“开放市场经济”的制度对手。尽管如此，联合会还是强调，中国是重要的伙伴，与中国“脱钩”不符合欧洲企业的利益。而且，联合会间接地批评布鲁塞尔与柏林在使自己的制度更有效上缺乏作为及一致行动，以致欧洲企业在与中国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德国的“三元论”定位在欧洲和美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欧洲，这一观点成为欧洲工业联合会的官方主张，进一步形成了欧盟涉华新政的宣示，突出了中国是欧盟战略和制度对手的意义，强化了竞争性和对抗性，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