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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沱生:中美危机管控与对台军事斗争相联系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危机管控与中国大陆对台军事斗争,是相互联系的两方面。大陆开展对台军事斗争,并没忘记中美之间的危机管控;中美危机管理并不动摇大陆针对“台独”做必要的军事斗争。
周波:“极限竞争”距冲突仅一步之遥
9月28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周波在《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文章“As the US focuses on ‘extreme competition’ with China, conflict is just a step away”。周波认为,拜登希望与中国进行“极限竞争”而不发生军事冲突,但是当竞争走向极限时,其与冲突仅一步之遥。中国论坛授权翻译,以飨读者。
傅莹南华早报发文:美国对华政策制定基于虚假信息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近几个月来,美国国会通过的有关中国的立法文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其中大多建议采取反对或限制性政策。 6月9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以下简称《法案》)。该《法案》是将《无尽前沿法案》《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应对中国挑战法案》等多项法案打包后形成的,涵盖内容广泛,体现了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对中国开展长期战略竞争上的共识。
赵明昊 | 红色警报:如何在危局中寻求“中美相处之道”?
7月28日,第十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在履新致辞中,秦大使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表述,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相处之道”。 他强调,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应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
安刚:美对华政策审议在战略竞争号角下推进
拜登是1月20日入主白宫的。此前候任期内,他和他的团队就已确定对华要开展“长期且激烈的战略竞争”基调。因此,这场审议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对形势的重新评估而制定新政策的“重审”,而是预置结论、直接下手的调整。
美国对华战略的“全政府”方式:概念、逻辑与现实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开启了以“全政府”方式推进竞争性对华战略的态势。作为一种确保战略实施的原则与方法,“全政府”方式的关键在于政府各要素参与的“全”与“协调”。从历史上看,美国在冷战与反恐战争期间都在对外战略中采取过类似“全政府”方式,但两者在战略定位、政策协调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存在不同。特朗普政府为“全政府”方式设定的目标是防范中国的所谓“安全威胁”,在相应的政策实施中有一定的难度,其内部也未形成必要的协调状态,但支撑“全政府”方式的“全社会”状态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呈现出加剧的态势。拜登政府执政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竞争性对华战略及其“全政府”方式,但在战略定位与政策协调上面临较大的挑战。美国民众对华负面态度加剧的“全社会”状态,也对拜登政府的“全政府”方式构成了一定程度的塑造与制约。
刁大明谈中美良性竞争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刁大明日前接受中评社专访,围绕中美关系相关热点议题展开深入剖析。刁大明认为,“不冲突”是中美共同的底线,中方强调不冲突是为了合作,构建一个对世界有利的中美关系;美方强调不冲突则是为了竞争,是基于对本国实力有限性的清醒认识。中美需要协调各自对于“竞争”的理解,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的,而不是一争高下的恶性竞争。
董汀:当他们谈论中国,他们在谈论什么?
6月8日,美国参议院以68票赞成、3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了《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USICA)。该法案是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4月20提交的《无尽边疆法案》的替代性修正案,将《战略与竞争法案》、《应对中国挑战法案》等打包在内,总长2300余页。之后,白宫迅速发表总统声明表示支持,为其通过众议院审议大力背书,正式立法已悬念无多。
赵明昊: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1234”
拜登政府执政已经5月有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国防部、商务部等机构负责推进的对华政策审议也已基本完成。 近日拜登的欧洲之行,集中体现了美国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的新构想、新策略。按照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的说法,拜登的这次欧洲访问成果颇丰,尤其是成功促使美国的欧洲和北约盟友认真对待中国带来的“挑战”,并提出“重建更美好世界”(B3W)等旨在制衡中国的具体行动计划。
阎学通:数字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
据报道,美国参议院于6月8日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旨在向美国技术、科学和研究领域投资逾2000亿美元,强调通过战略、经济、外交、科技等手段同中国开展竞争,以全面对抗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并未因白宫易主而减弱,反而在进一步升级。
王缉思:莫让反华阴谋成“新华盛顿共识”
美国和中国正在卷入一场竞争,这场竞争可能比包括冷战在内的现代史上的任何其他国际竞争都更持久、更广阔、更激烈。在中美两国国内,对这场竞赛可能升级为公开冲突的担忧越来越多。在过去的十年里,华盛顿的共识已经决定性地转向了对北京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这一进程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达到了顶峰。
赵明昊:美国的制衡阻挡不了“一带一路”前进方向
“一带一路”合作前景光明,但也面临不容忽视的阻力,一些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认知根深蒂固,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全面加大对华战略竞争,给“一带一路”合作带来压力。拜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政策,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竞争者”,强调战略竞争是美中关系的“本质”。今年3月,拜登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时特别提出,为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挑战,应考虑提出由“民主国家”牵头的类似倡议,“帮助世界各地需要帮助的群体”。这一表态意味着,在拜登政府力图与中国展开“长期性、战略性竞争”的背景下,美国对“一带一路”的制衡将会进入新的阶段。
胡波:为何中美两军相遇规则不适用于海警
近年来,美国炒作中国有三支海上力量,分别是海军、海警和“海上民兵”。2019年4月,美国海军原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称,“美国将中国海警船和渔船与中国海军等同对待,若其不遵守相关规则,美军将做出军事上的回应”。在两国和两军的战略对话中,美方也一再强调,需要将两军间的海空相遇规则如《海上意外相遇规则》(CUES)等扩展至海警及“海上民兵”,海警也需要被纳入中美两军对话机制如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MMCA)等之中。然而,在笔者看来,美方的这种要求既不通情理,更不符合实际,中方没有回应在预料之中。
安刚:拜登的对华政策重审已经进入“下半场”
拜登政府一上台,便开始进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新审议,这场审议现正处于“下半场”。 在历时两个月的“上半场”里,拜登政府预置了“长期战略竞争”的基调,确立了“始于国内”的原则和“服务中产阶级”的目标,并且强调对华战略竞争须有边界、受管控,避免引发灾难。 这样一种长期战略竞争框架与特朗普时期的“野蛮竞争”有所异同。异在于,强调通过办好美国自己的事,而非全力打压对手,重新激发制度自信和创新优势;同在于,谈论内外事务言必称中国,以应对“中国挑战”为美国内外政策调整的总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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