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表达权的基本理论问题，特别是表达自由“中心”以外的一些“边缘”或“边疆”问题。表达自由的“中心”以“街角发言者”经典范式为代表，它以保护公共对话和政治言论为核心，重视言论的内容而非言论的媒介，对处理说话、写作和出版等传统和典型“言论”最为游刃有余，从中可以提炼出公共对话、政治言论、内容、“街角发言者”经典范式和典型与传统“言论”等五个基本概念和元素。针对这五个“中心”概念和元素，本书分别以“内与外”、“政与文”、“质与器”、“旧与新”和“本与变”为主题，考察公共对话外的逻辑和正当性基础、文化言论的价值和表达自由的文化价值、媒介对表达自由的影响、互联网等新技术对经典范式的挑战以及算法、人工智能对“言论”的突破和颠覆。通过研究这些“边缘”和“边疆”问题，本书希望探索表达自由地图中大片未探明地区，更好地反观“中心”，并思考挑战“中心”的可能性。

考察世界历史上的帝国兴衰、朝代更替、宗教冲突、殖民扩张、阶级革命、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民主改革、经济发展等现象时，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中，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在不同的政治主题下，可以看到跨越时空的许多政治目标，比如财富、利益、权力、和平、安全、稳定、秩序、团结、合作、和谐、信仰、自由、民主、法治、统一、公正、平等、尊严等。中共十八大以来明确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为24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包含了若干跨越时空、国家、民族、文化的政治目标，为全世界所公认。

2020年3月底，由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与中信出版社共同策划的《智能与智慧——人工智能遇见中国哲学家》正式出版上市。赵汀阳、张祥龙、何怀宏、贝淡宁、刘晓力、干春松、陈小平等17位哲学界、科学界的思想家从人工智能这一世界性热点话题切入，观照人类在当下高科技时代面临的全面困境，提倡人类自省、自觉的重要性。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国际合作伙伴，以“2019年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进展”为主题，邀请全球政产学研界具有重要话语权的代表人士共50位，共同对2019年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进展进行回顾。这份报告的英文版在4月30日正式向全球发布，包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女士、图灵奖获得者John Hopcroft教授、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Irakli Beridze先生、欧洲议会议员Eva Kaili女士、AAAI2021主席杨强教授和AAAI2020主席Francesca Rossi女士等50位（44组）专家撰稿参与。

基辛格：我知道，美国外交界有很多人对我书中的观点并不认同，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认为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外交政策而言，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我发现，现在我的观点在决策层受到越来越多认可，新书出版以来反响好于预期。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大都主张，当今国际体系应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发挥作用。

《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是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中最新出版的一本国际关系书籍。该书系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Leffler）耗时十余年、查阅几乎所有杜鲁门政府时期外交档案后所著，曾获得美国历史与外交著作最高荣誉奖——班克罗夫特奖。

傅莹：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焦虑”。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美国熟悉的20世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国自身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尽快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必要时做些妥协。

前一阵，围绕新冠病毒的称谓，中美之间有过一番唇枪舌剑。病毒的称谓重要吗？究竟有多么重要？读戴维·雷诺兹的《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问题的新角度。

读《世界危机》，就像站在丘吉尔身后，观察他如何判断局势、形成决策、最终在战场上被严酷的现实所检验，从他对成败得失的复盘检讨中，一窥安全政策研究和决策的门径。

写基辛格传记，想必如同攀爬国际关系史的山峰，因他是世界外交界公认的巨擘，地缘战略大师。作者弗格森展现的是基辛格从政前的岁月，这是他思想和世界观形成的阶段。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

尽管自己靠码字为生，把文章抻长一些可多得些稿费，但我始终还是喜欢短文而对故作高深的新旧八股深恶痛绝。这大概是发端于高中语文老师李忠孝先生每周两次布置15分钟写200字短文的训练，也是因为自己写了20多年缺乏“理论高度”、“学术深度”的“材料”而习惯成自然的结果。

美中的对立将如何改变世界？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必然导致战争？这是当下都在关注的大问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田中明彦曾经把冷战时期形容为“新的中世纪”，而在本书中他又把冷战之后的“后现代社会”称为“新的近代”。为什么这么说？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取代了过去美苏在亚太的地位。从中国、印度的角度来看，冷战后才是它们体验到的第一次“近代”；而对美苏和西欧国家来说，它们已经进入了没落的“后现代社会”。

中国在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演变 ，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尤其是在非洲）中扮演着全新且自信的角色，这代表着北京在和平与安全姿态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作为颠覆性技术的人工智能：经济转型及政府规则》本书介绍了人工智能的不同定义、类型、子领域和应用，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都应被视为颠覆性技术。

《大脱钩：中国、美国和技术霸权之争》，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之一，并把自己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但是，错过了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历经了“百年屈辱”后，于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经济改革，将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强国，信息技术和通信是这一转变的关键。

《中国2049：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这篇报告摘自即将出版的由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和北京大学顶尖学者共同写作的同名书。毫无疑问中国将是世界下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中国如何在本世纪中叶实现这一目标，目前尚不明朗。

以《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为标志，欧盟近年来以“严厉的红线管制”作为其对数据技术的主要立场。出台的政策，也多是“数字税收”等非鼓励性政策。然而，新公布的欧盟《人工智能白皮书》却展现出欧盟积极拥抱人工智能这一代表性数据技术发展的姿态。

美国防部网站2月24日消息，美国防部今日正式采用国防创新委员会于2019年10月提出的《人工智能准则：美国国防部使用人工智能的伦理建议》。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和不断应用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潜在的变革，成为政策界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