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楚行

        前一阵，围绕新冠病毒的称谓，中美之间有过一番唇枪舌剑。病毒的称谓重要吗？究竟有多么重要？读戴维·雷诺兹的《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问题的新角度。

书中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称谓的演变。关于这场战争，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英国人称之为“大战”（the Great War），德国人称之为“世界大战”（Weltkrieg），而美国人则以美国参战的时间为界，将战争分成两段，即将1914—1917年的战争称为“欧洲战争”，将1917—1918年的战争称为“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早在1941年提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念。1948年，英国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官方战争史，经首相艾德礼批准，决定遵循美国的惯例，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称谓，自然将1914—1918年战争的称谓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从这段历史公案可读出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显而易见，对一战的不同称谓，体现了那场战争对不同国家的历史意义以及各方对它的不同理解。在英国人看来，在英国战争史甚至大英帝国发展史上，一战是继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取得的又一次伟大胜利，是大英帝国的国力及其世界地位登上历史顶峰的标志，因此是“the Great War”。在德国人眼中，一战是一场反对大英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大战”。而对美国人来说，一战原先是一场欧洲国家间的区域性战争，只有在美国参战后，才转变为世界性战争，而美国的参战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戴维·雷诺兹没有提及的，巴尔干国家将一战称为“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在它们看来，一战是前两次巴尔干战争的延续。

       第二层意思，也是作者想说明的，称谓的变化意味着对历史的重新认识和再定位。英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重新塑造了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观念。对英国人来说，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称谓，意味着这场被英国作家H·G·威尔斯[1]称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的意义被彻底推翻了。一战不再是一场以协议国胜利而结束的独立性战争，而是成为另一场更大、更残酷的战争甚无意义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也不再是被公民投票权普及、经济科技进步、社会福利制度大发展、多个民族国家获得独立、国际安全体系初步建立等所标记的文明年代，而是沦为两次大战的背景板，成为充斥着不安和阴谋的战争间歇期。

       第三层意思，称谓变化折射出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艾德礼采用罗福斯首先提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概念，反映了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和大西洋共同体的依赖，英国不再是一战前那个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了。这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给英国带来的最大外交变化。

       可见，称谓虽只有几个字，却承载着丰富、重大的历史信息。当事件从进行时变为过去时、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褪色为“历史”时，事件的具体细节、复杂过程、多重影响已不再为人们所熟知，除了历史学家，后人更多的是通过称谓来了解它。

       历史上，在确定称谓的问题上，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败的典型。

       还是在英国，丘吉尔用一系列伟大的战时演讲定义了1940年的英国历史。他于1940年6月4日在议会下院发表演讲，宣布敦刻尔克大撤退胜利，同时宣告“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我们要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要在田野与街道中战斗，我们要在山丘上战斗，我们永不投降”。这次演讲创造了“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称谓，将英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失败转变成了一次以退为进的军事胜利，激起了千万人继续战斗的勇气。他在当年6月18日的演讲中又创造了“不列颠之战”的概念，预测1940年将是英国“最好的时刻”。丘吉尔这一系列演讲及其创造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不列颠之战”“最好的时刻”等史诗般的称谓，树立了二战时英国在全人类心目中的形象，并作为历史记忆流传至今。后人认为，丘吉尔作为战时首相，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便是“动员起了英语语言的力量，将其投入了战斗”。[2]

▲丘吉尔演讲照片，来自网络

       “西班牙流感”则是一个反面例子。关于那场流感的最早记录发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一处军营，后在各大洲流行，仅仅因为西班牙诚实地爆出本国爆发了流感，所以被称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而在西班牙，则称其为法国流感。现在的人们如果不了解其背景，仅从字面意思理解，很容易认为这是一场首先发生于西班牙并流行开来的灾难。

       在中美关系史上，称谓的变化往往直接体现两国关系的温度，反映了政策的调整。在此仅举两例。

       例一：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将原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单方面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随后爆发了“南海撞机事件”。“9·11事件”发生后，中美关系在反恐合作等领域获得新的增长点，双边关系定位又回到“建设性合作关系”。在奥巴马时代，中美双方就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达成共识。而在特朗普上台后，不再提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关系的定位同中美关系一样“漂流”。

       例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际关系界流行的是“中美国”“G2”“利益攸关方”“战略再保证”等提法，并一度进入官方语境。而2011年后，中国被打上“修正主义”“示强”等标签，直至2017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同时，这些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称谓也出现了“转向亚太”“亚太再平衡”直至“脱钩”“竞争”等变化。

       以上历史典故告诉我们：称谓问题兹事体大，关系国家利益，事关历史定位，影响人心向背，必须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事实负责的态度，用科学的精神来确定，绝不能任其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甚至种族化。

[1]英国作家H·G·威尔斯（H. G. Wells）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个用“这场结束战争的战争”来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争的人。那是他的一篇文章标题。该描述后来演变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

[2]约翰·基根著《温斯顿·丘吉尔》，李阳译，三联书店，2015年3月，第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