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危机》是温斯顿·丘吉尔于1929年出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与其他从第三方角度记述一战的著作不同，丘吉尔从一个决策者的视角，记录了他作为英国战时内阁成员，从海军大臣到军需大臣，在参与英德造舰竞赛、英国海军动员、入侵达达尼尔海峡等一系列事件中的决策过程。读《世界危机》，就像站在丘吉尔身后，观察他如何判断局势、形成决策、最终在战场上被严酷的现实所检验，从他对成败得失的复盘检讨中，一窥安全政策研究和决策的门径。
先见之明是丘吉尔作为战略家的最过人之处。最有名的是丘吉尔很早就认清了纳粹德国侵略本质。从1932年起，他就在英国政坛单枪匹马地大声疾呼重整军备，毫不妥协地反对绥靖主义。相比之下，1911年丘吉尔对英德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判断却少为人知，但毫不逊色。丘吉尔对纳粹德国的判断多少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一生忠于英国式民主的他本能地察觉到法西斯主义的危险。而丘吉尔对英德冲突的判断，则建立在对英国安全利益和安全威胁界定的基础之上。
1901年，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军费预算辩论时发言指出：“我们历史的整个过程、我们国家的地理状况、当前形势的所有迹象，都表明英国的力量和繁荣，依赖于经济上主宰市场，海军主宰着海洋。”可见，丘吉尔认为，英国赖以立足世界的真正资源，是英伦本土的工业、建立在殖民地之上的全球商业网络，以及基于此产生的自由贸易、航行自由原则。而维护这一切安全的是英国皇家海军。当威廉二世抛弃俾斯麦的大陆政策、转向“追求阳光下的地盘”、公开宣称“德国的未来在海上”时，德国恰恰在殖民地、制海权这两项英国的核心利益上发起了挑战。
在1908年德国颁布《海军法》快速扩展舰队，特别是在1911年挑起阿加迪尔危机[1]后，丘吉尔就预见到英德战争不可避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观点在此后三年的和平时期里没有改变。相反，我的所见所闻使我的观点更坚定、更充实……对该做些什么，我从不感到怀疑，我唯一的困难就是说明或劝导别人。”
丘吉尔对英德竞争的关键领域和决定因素看得很清楚，那就是海洋和海军。他任海军大臣期间，将保持和扩大英国对德国的海军绝对优势作为战略原则，对德国挑起的造舰竞赛给予了最强硬的回应，不放过任何可能扩大优势的机会。他一手推动了英国海军列装“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这种战列舰装配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15英寸口径大炮，用燃油而不是煤作燃料。这两项改革标志着英国海军的发展从“木墙”进化到“钢铁壁垒”的新时代。
丘吉尔的决策总是不乏考验。例如，关于大炮口径，英国造船部门技术上没有绝对把握。当时，丘吉尔有两个选择：一是先造一座试验炮，测试成功后，再订制5艘军舰的所有大炮。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健无风险，但会失去一年时间。二是同时订制5艘军舰的所有大炮。其风险是一旦失败，将引发财政和军事灾难，危及他的政治生命。丘吉尔选择了冒险，理由是“现在付诸设计的勇气可能为以后赢得一场战争创造有利条件”。再如，在燃油替代煤的问题上，英国盛产煤但石油资源贫乏，且已经在全球建立了加煤站网络，而建立石油储备要从零开始。但是，丘吉尔没有止步，通过谈判购买了盎格鲁—波斯石油公司，并与盛产石油的波斯达成英国—波斯石油协定，解决了石油储备问题。
丘吉尔战前的冒险和进取在战时得到了回报。在战争头两年半里，英国海军凭借舰队的数量优势和质量优势，成功实施了海上封锁，让德国公海舰队成为困守海港中的“沉睡舰队”。这充分体现了孙子推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战略制胜的全胜思想。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丘吉尔的冒险是在战略目标确定、战略原则明晰的前提下，追求资源手段的最大化，而非好高骛远。正是这种战略上的清醒和自觉，让丘吉尔在具体问题上、面对艰难选择时，能够勇于决策，积极进取，而不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丘吉尔资料图
战略管理的精髓之一是“一分规划，九分执行”。丘吉尔不仅善于规划，而且强于执行。
丘吉尔为加速战时动员，重组海军，设立了三舰队制。第一舰队完全满员；第二舰队“战时满员”，约40%的官兵平时在海军院校学习，战时召回；第三舰队配备保养和维修人员，战时征召后备役人员，并为此组建了“立即预备队”。在奥地利大公萨拉热窝被刺事件引发同盟国与协议国之间的7月战争危机后，丘吉尔于1914年7月24日命令英国海军开展“试验性动员”，第一、二舰队和第三舰队的“立即预备队”全部到位集中。凭借这一动员体系上的优势，在1914年8月5日零点英国对德最后通牒到期时，英国海军全面部署到位，而德国舰队却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英军一炮未放就获得了制海权。丘吉尔的对手、德国海军大臣提尔皮茨在事后的回忆录中写道：“反对立即发生战斗的原因是，当战争爆发时整个英国舰队由于试验性动员已经做好作战准备，然而我们只有现役的几个中队做好准备。”
丘吉尔不仅在组织方面有一套管理办法，而且在技术发展及其对战争的影响方面具有较高的敏感性。除提升大炮口径、改建燃油舰外，他还创立了英国皇家海军航空兵，并是最早发现坦克可能改变战争形态的人之一。他先后三次试图制造坦克并让英国陆军接受。1915年，丘吉尔组织了海军部陆上战舰委员会，订购了18辆这种陆舰，并为这笔7万英镑的公款开支承担了个人责任。这种陆舰是1916年8月索姆河战争英军首次应用在战场上的坦克原型。
丘吉尔关键时刻富有决断力。1914年7月，局势在战与和之间摇摆时，丘吉尔不等内阁做出战争决定，就以个人名义下令海军做好战争准备，发布了停止水兵返回军校、舰队进入战位，并任命新海军司令等一系列命令。他将防范德国海军突袭作为首要任务，采取了逮捕德国间谍、加强军火库守卫、强化海岸巡逻、港口灯火管制等预防措施。相形之下，二战时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却黯然失色，由于其疏于防备，导致了珍珠港被日本突袭，致使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陷入战略被动。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入侵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是丘吉尔一战生涯的最大败笔，导致了英国战时内阁重组和他本人去职。丘吉尔用了几乎一卷的篇幅描述了整个事件的决策和执行过程。
丘吉尔不认为他的战略出发点有问题。入侵达达尼尔海峡，打通前往高加索的通道，能够帮助俄罗斯稳住阵脚，并影响巴尔干局势，鼓舞塞尔维亚继续战斗，争取中立的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但从事后来看，入侵海峡行动未果的确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后果，包括保加利亚加入同盟国、塞尔维亚军事惨败、希腊从亲协议国的立场倒退。
丘吉尔将失败的直接原因归结于初始阶段海军现场指挥不力，以及决策层对后续行动的意见不一和一再错失时机。而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决策层在战略上没有充分认识到巴尔干对战争全局的重要性。以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为代表的海军技术官员，以保证大西洋制海权为首要目标，以德国公海舰队为主要敌人，反对在其他海域分散使用英国海军力量，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撤回了主力战列舰“伊利莎白女王号”。以陆军大臣基奇纳为代表的陆军，视西线为赢得战争的关键，反对在东线分散军力。在西线战事僵持、英国拥有额外军力和资源的情况下，受丘吉尔鼓动，他们同意在达达尼尔海峡另辟战场，但一旦战事不利或西线有事，他们同丘吉尔在大战略上的矛盾就爆发出来。
这重要的原因在于目标与手段的不匹配。丘吉尔最初认为仅凭海军一己之力就能拿下达达尼尔海峡，可事实证明，他低估了土耳其的抵抗能力。此后，英国陆军在加利波利半岛的登陆行动，在土耳其军顽强抵抗下，也没有实现目标。回顾整个战争进程，英国始终没有投入足够的军事和外交资源。
丘吉尔所争论的是一战一大悬案，也是战争史上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主战场决战决胜，还是走间接路线另辟战场，哪个才是取胜之匙？丘吉尔出于对西线战场陷入长期堑壕战的不满，努力寻求间接路线上的突破。二战时又力主在意大利开辟南部战场，与主张在法国登陆的美国军方产生了战略观念冲突。尽管入侵达达尼尔海峡失败，但丘吉尔重视间接路线的战略思维仍值得后人借鉴。
丘吉尔发表演说资料图
掩卷之余，不禁好奇富于战略思维的丘吉尔是如何炼成的？关键在于，丘吉尔能够集悟性、常识、历史视角、世界眼光、良好判断于一体，善于思考行动的后果，正确评价偶发事件的作用，看重长远而不是眼前。
对历史的研究和感悟是原因之一。丘吉尔终生痴迷历史，20岁出头在印度当中尉时就阅读了大量哲学和历史著作，最钟爱的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麦考利的《英国史》。继《世界危机》后，丘吉尔二战后又写了《二战回忆录》和《英语民族史》。正是他对历史的研究、对英国民族精神的理解，使他在二战至暗时刻也对胜利抱有信心，使他能够从英国的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同对手的战略优劣比较等出发，思考和规划战略，使他在解读偶发事件对历史影响上比别人看得更远也看得更准。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一个月后，丘吉尔就在牛津大学演讲时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发出警告。美国对日宣战当天，丘吉尔就预言，“看来我们终于胜利了”！
注重行动是另一个原因。丘吉尔军校毕业后，有5年时间在古巴、印度、苏丹、南非等地参战。在一战时的法国战场上指挥过一个营，担任海军大臣时几乎走遍了英国的船厂、锚地、舰队。他对战争有着亲身体验，在古巴领教过游击战的厉害，在布尔战争中见识了现代战争的残酷，亲眼目睹了机关枪等武器导致的高伤亡率和持久战。对战争本质的理解、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领悟，对技术与战术关系的把握，使他能够严肃看待、周密准备、冷静实施战争行为。
除个人因素外，丘吉尔生活的时代正是大英帝国如日中天的时代，也是面临最严峻挑战的时代。时势造英雄。在一、二战期间，英国涌现了丘吉尔、劳合·乔治、蒙哥马利等一批世界级人物。
丘吉尔终身致力于维护英国的世界强国地位。1941年，他就任保守党领袖时说：“我一向忠实地服务于两项公共事业，……维系大英帝国的荣耀，……维系我们这座岛生命的历史连续性。”他做到了！但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个人声誉到达顶点之时，恰恰也是大英帝国从盛转衰之际。丘吉尔身后的英国，也再没有产生能望其项背的人物。这也许就是历史的悖论。
一战结束100年后的今天，国际关系重回大国战略竞争时代，人类面临流行性传染病、气候变化等诸多非传统安全挑战，人工智能、基因工程等技术发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被滥用作恶的“双刃剑”效应不断显现，世界处在新的危机时刻。用历史的观念思考战略，维系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繁荣和历史连续性，尤为重要。
让我们走近丘吉尔吧。
[1]1911年，德国不满法国在摩洛哥的殖民扩张，派军舰前往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阿加迪尔，保护所谓德国的利益，几乎引发德法战争。该事件史称阿加迪尔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