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我的核心观点是美中两国不太可能很快就未来全球秩序达成共识。我认为，最佳情境就是双方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尴尬地共存，但共存未必是件糟糕的事。

自由民主国家自认为它们都属于一个共同体，在过去的70多年里，这个共同体一致希望确保民主国家的安全，无论国际秩序如何。这种安全包括有能力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同一个治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民间社会与政府拥有同等合法性，个人自由也往往优先于集体利益。这些核心目标是不会被弃之不顾的。人们深信，有效的国际秩序必须捍卫这些原则。而令人担心的是，那些不遵循这些原则的国家会试图改变国际秩序，使之成为一个至少能包容或支持其非民主体制的秩序。这两个目标之间存在天然矛盾。

过去，对于大多数自认为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大国来说，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原因很简单，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与美国这个最强者抗衡，冷战结束后，历史似乎站在了民主的一边。但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在崛起，不仅仅是在经济层面，还在技术、军事和地缘政治力量等领域——这些都依赖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联合国更强的话语权，以及它在周边地区采取的更强硬立场。显然，这些因素不禁让自由民主派人士担心其体制和国际秩序会受到威胁。

当前，自由民主国家面临的内部压力的确让这些所谓的“西方国家”特别没有安全感。过度全球化、社会不平等，以及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来的准备不足、应变能力薄弱等问题，都使我们对自身政治体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

但我想说，尽管如此，我们仍将坚决捍卫属于自己的一隅。我们已经开始并将持续通过行动证明这一点：北约重新定义了自身作用；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欧盟也在力图通过建立投资筛选框架、制定有关技术和抵制错误信息的法律法规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此外，美国和一些盟友有意建立印太联盟，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讨论。英国政府今年也在推动扩大七国集团的设想，希望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现在，我们看起来似乎想要把自己的治理体系强加给你们和其他国家，也许各位会担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试图破坏、改变你们的治理体系。大家都知道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战略，也注意到了印太联盟，你们也对西方抵制“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关切。双方的两种观点之间存在冲突——我称之为“安全困境”，而这个“安全困境”似乎正变得越来越严重。

所以问题是，双方能否共存？我想说两点。第一，现在的情况显然还不至于构成冷战。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重要，全球经济也在增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各国与中国经济紧紧相融，中国也与我们的经济相辅相成，其中不仅包括美国，还有德国、澳大利亚、日本……世界各国早已交汇融合，彼此相依。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最终，面对气候变化、全球大流行病、网络安全等严峻的全球挑战，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无法独善其身。近来达成的一些协议就体现了这一点：欧盟试图与中国建立具有可预测性的投资关系，其他西方国家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库尔特·坎贝尔重返拜登政府，在亚太政策上有很强的话语权，他最近在一些媒体上表示自己认为美中之间的竞争可能并不是在军事层面，更多的是在经济和技术层面。

在我看来，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建立互信，这是促成美中共存的第二个动因。现在，两国之间极度缺乏互信。我认为今年我们需要着重关注环境问题。今年年底，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格拉斯哥举行，届时我们将有机会检验一下中国、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否搁置体制差异、团结一致，用行动证明我们真的愿意为保护地球齐心协力、共同合作。我想，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双方将逐渐建立互信，最坏情况也将得以避免。

展望2035年，也许那时西方已经经历了自我修复，中国的内在自信也不断增强，并最终得到了包容。也许，那时的我们都会比现在多一些安全感。我们从中国的种种行动中窥见了它的不安全感，而在西方，我们也深陷不安全感之中。纵然如此，我依然希望我们能有足够时间作出正确的抉择，在共享的世界秩序内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