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 Xiang, Nonresident Senior Fellow, CISS, Tsinghua University; Research Fellow in economics at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和美国的实质性封锁后，所造成的风险迅速传导到国际油价、航运、保险和金融市场。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分析显示，2024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油气规模相当于全球石油和石油产品消费的约1/5，经此运输的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大概也是这个比例，其中大部分流向亚洲市场。然而，当韩国、日本及东盟国家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受到直接冲击时，中国却稳如泰山，至今没有释放战略石油储备，4至5月国内5500大卡动力煤长协价稳定在685～689元/吨，现货涨幅不到1%，显著低于国际市场（约20%），油气电力价格未现系统性波动，“中东一动荡，中国能源安全立刻被动承压”的逻辑被进一步改写。原因何在？启发何在？
2026年5月8日，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合奇县，华能阿合奇30万千瓦风电项目正加紧建设。
中国能源体系条件的显著改善
首先要归功于中国能源体系条件的显著改善。过去几年，中国能源安全最值得重视的进展不仅是进口来源更趋多元，更在于国内供给保障能力、替代能力和调节能力同步抬升，能源体系正从“以外部输入为主的数量安全”转向“以国内生产、系统调节和结构替代为支撑的综合安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产量达到48.3亿吨，创历史新高；原油产量2.16亿吨，同比增1.5%，连续四年保持在2亿吨以上；天然气产量2619亿立方米，同比增6.2%，连续九年增产超百亿立方米；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达到97159亿千瓦时，同比增2.2%。其中，火电发电量同比下降1.0%，而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量分别增长7.7%、9.7%和24.4%。这意味着，中国能源安全的基础越来越建立在“自己产得出、系统顶得住、结构新型化”的能力之上。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风电光伏装机首次超过火电装机，“西电东送”输送能力达3.4亿千瓦，新型储能装机突破1亿千瓦，占全球总装机比例超过40%。2025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比上年提高约两个百分点，超过石油成为第二大能源类型。到2026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5480万吨、天然气产量681亿立方米、发电量23782亿千瓦时，仍保持增长态势。这些变化共同说明，中国面对外部能源冲击时，所依赖的已不是单一的进口冗余，而是一个更加厚实的国内能源家底。
其次，中国能源体系结构的变化并不只是“多了一些新能源”那么简单，而是地缘政治风险的传导链条发生了改变。过去的典型逻辑是：中东供给受阻—中国进口承压—国内供给趋紧—工业成本抬升—通胀压力上升，继而外溢到资本市场、汇率和宏观预期。但在今天，这一链条不再自动成立。中国所面对的约束越来越不是“有没有能源”，而是“以什么成本、通过什么渠道，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外部价格和预期冲击”。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后，中国首先受到的是价格冲击、航运冲击和预期扰动，而不是迅速演化成为国内实体供给危机。只要国内煤炭压舱石依然稳固，油气增储上产继续推进，电力系统的跨区调度、储能消纳和新能源替代能力持续增强，外部油气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会更多表现为成本弹性变化和预期波动放大，而不再直接转化为全局性的供给失序。
此外，中国能源安全能力的变化也体现为已形成较强的能源供给保障能力、体系调节能力和替代能力，不再高度依赖单一外部能源通道。一方面，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后，年输气能力提升至380亿立方米，并与东北管网、陕京管道系统、“西气东输”系统和沿海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实现更高水平的互联互通；另一方面，中国天然气进口来源逐步形成了俄罗斯、澳大利亚、土库曼斯坦、卡塔尔、马来西亚等多来源格局。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国内煤炭保供能力、油气增储上产能力、电力系统支撑能力、新能源替代能力和跨区域调度能力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具韧性的能源安全体系。外部能源震荡对中国国际收支和汇率预期的短期冲击仍然存在，但在国内供给保障、产业链韧性、能源替代和宏观调控能力同步增强的条件下，这类影响更多表现为阶段性波动，而不是趋势性失稳。
中国作为全球投资与产业承接空间的新价值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应对外部能源安全冲击的韧性显著增强，其中一个连带效果是对全球产供链和国际金融稳定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原因在于：第一，输入型通胀的传导弹性发生改变。过去国际油价一旦大幅上行，市场往往会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工业成本全面上升、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消费者物价指数联动承压、宏观政策空间收窄。但现在，由于国内能源供给基础更厚实、发电结构更分散、电力替代能力更强，国际油价对国内总体价格体系的传导强度正在下降。第二，产业链的连续运行能力得到增强。能源价格上冲当然仍会抬升运输、化工、制造等环节成本，但中国拥有更强的电力保障、更大的工业体系规模和更完整的新能源设备制造能力，使得外部能源冲击未必一定导致产业链明显失速，反而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强化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供给者地位。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变量”的定价方式被实质颠覆。当中国自身具备更强的吸收冲击、平抑波动和维持供给能力时，国际市场就不能再只盯着“中东减少了多少供给”，还必须观察“中国能消化多少冲击、维持多少产出、稳定多少价格”。中国在全球能源金融体系中的角色，正从单纯的风险接受者转向改变风险传导方向和节奏的重要影响者。
当前世界经济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不确定性持续上升，而当风险性质发生变化时，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也会随之发生微妙但重要的调整。一个在外部冲击中更能保持供给稳定、产业连续和政策可预期性的经济体，所提供的就不只是市场空间，更是一种稀缺的稳定性资源。中国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宏观经济层面之“稳”，也是产业体系层面、能源支撑层面和政策环境层面之“稳”，这对全球资本、尤其是进行中长期配置的资本而言构成重要吸引力，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投资与产业承接空间的新价值。在全球能源链和制造链加快重组的背景下，中国凭借更强的工业韧性、设备供给能力、电力保障能力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有条件在部分产业链条上，尤其是新质生产力方面进一步巩固甚至扩大相对优势。与此同时，资本在进行重新配置时，也会更加看重一个经济体是否具备穿越外部冲击的能力。对中东资本而言，中国不仅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长期合作伙伴，也是在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新能源、先进制造和金融合作等领域可以持续布局的平台。对全球资本而言，中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中持续展现出的大国担当、总体稳定、产业完整和政策连续性，成为少数能够在全球重组中同时提供增长潜力与确定性的主要经济体之一。
中国今天提供给世界的，已经不只是商品和生产力，更是在动荡环境下仍能保持秩序和预期稳定的秩序支柱与信心压舱石。
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
中国在全球投资与产业承接空间中的地位变化映射到中美关系上，具有鲜明的战略含义。过去，美国处理中东问题时之所以拥有较大战略主动权，不只是因为其在该地区有长期的军事和外交存在，也是因为在传统能源时代，中东局势一旦紧张，主要依赖进口的亚洲经济体往往更容易承受外部压力，美国则凭借更强的全球影响力和更大的战略回旋空间处于相对有利位置。今天，这种格局悄然变化。一方面，美国自身的能源自给和出口能力持续增强；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同步提升供给保障能力、新能源替代能力和系统调节能力。这就使得中东风险对中美双方而言越来越不是简单的“一方施压、另一方承压”，而更多表现为谁更能在动荡中保持本国经济稳定、稳定市场预期，并为国际市场和全球资本提供更可持续、更可依赖的发展空间。
随着全球能源体系加快重构，中美在不少层面其实面临新的共同议题，比如如何维护全球油气市场基本稳定，如何减少地区冲突对能源运输和金融市场的外溢冲击，如何提升供应链韧性，如何在新能源、储能、电网、节能技术和绿色金融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等等。过去中美谈能源，更多聚焦于资源占有、通道控制和地缘布局，以及美方所希望的中国增加从美国进口化石能源。未来的新增议题可能是，如何在价格剧烈波动中保持产业体系稳定运行，如何在全球能源链条受扰时维持关键设备和零部件、关键矿产和原材料供给，如何在运输、保险、结算、储备和定价等环节增强体系韧性，又如何把新能源技术优势、电网标准优势和产业组织优势转化为更广泛的国际公共产品。中国能源体系这些年的升级和发展增强了自身对外部风险的缓冲能力，在客观上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现实基础：竞争博弈不会消失，但合作的必要性、现实性和潜在空间也在扩大和被创造出来。
本文刊登于《世界知识》202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