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我知道，美国外交界有很多人对我书中的观点并不认同，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认为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外交政策而言，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但我发现，现在我的观点在决策层受到越来越多认可，新书出版以来反响好于预期。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能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人大都主张，当今国际体系应在较长时间里继续发挥作用。

《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是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中最新出版的一本国际关系书籍。该书系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梅尔文·P·莱弗勒（Melvyn P.Leffler）耗时十余年、查阅几乎所有杜鲁门政府时期外交档案后所著，曾获得美国历史与外交著作最高荣誉奖——班克罗夫特奖。

傅莹：我的印象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焦虑”。21世纪的世界不同于美国熟悉的20世纪，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美国自身面临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尽快适应变化了的世界，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必要时做些妥协。

前一阵，围绕新冠病毒的称谓，中美之间有过一番唇枪舌剑。病毒的称谓重要吗？究竟有多么重要？读戴维·雷诺兹的《大英帝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书，给了我们一个认识问题的新角度。

读《世界危机》，就像站在丘吉尔身后，观察他如何判断局势、形成决策、最终在战场上被严酷的现实所检验，从他对成败得失的复盘检讨中，一窥安全政策研究和决策的门径。

写基辛格传记，想必如同攀爬国际关系史的山峰，因他是世界外交界公认的巨擘，地缘战略大师。作者弗格森展现的是基辛格从政前的岁月，这是他思想和世界观形成的阶段。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

尽管自己靠码字为生，把文章抻长一些可多得些稿费，但我始终还是喜欢短文而对故作高深的新旧八股深恶痛绝。这大概是发端于高中语文老师李忠孝先生每周两次布置15分钟写200字短文的训练，也是因为自己写了20多年缺乏“理论高度”、“学术深度”的“材料”而习惯成自然的结果。

美中的对立将如何改变世界？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必然导致战争？这是当下都在关注的大问题。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田中明彦曾经把冷战时期形容为“新的中世纪”，而在本书中他又把冷战之后的“后现代社会”称为“新的近代”。为什么这么说？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取代了过去美苏在亚太的地位。从中国、印度的角度来看，冷战后才是它们体验到的第一次“近代”；而对美苏和西欧国家来说，它们已经进入了没落的“后现代社会”。

中国在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演变 ，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尤其是在非洲）中扮演着全新且自信的角色，这代表着北京在和平与安全姿态上的一个重大转变。

《作为颠覆性技术的人工智能：经济转型及政府规则》本书介绍了人工智能的不同定义、类型、子领域和应用，提出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人工智能与区块链都应被视为颠覆性技术。

《大脱钩：中国、美国和技术霸权之争》，在有史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领先的科技强国之一，并把自己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但是，错过了工业革命的中国在历经了“百年屈辱”后，于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经济改革，将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强国，信息技术和通信是这一转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