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美以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令全球石油市场经历巨大波动，引发世界各国对海上通道安全的担忧，但全球海上战略咽喉整体上仍保持稳定与安全，无需因为当前态势过度放大其他通道可能面临的风险威胁。

技术右翼兴起是近年美国政治变迁的重要现象。技术右翼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观念，主张依靠技术手段重塑政府治理模式，巩固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并为自身谋利。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利益博弈、美国政治极化、两党政策的差异，是技术右翼谋求更多介入政治的关键因素。通过助力政党竞选、担任政府要职、运用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等多种方式，技术右翼日益渗入美国政治深层运作，冲击政党选民联盟，加剧美国政治极化，影响美国政治议程，并塑造美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技术右翼对政治的介入面临诸多制约，包括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技术右翼的政治介入成效及其与共和党的联盟前景面临挑战。技术右翼兴起标志着美国政党、政府与科技精英互动模式的深刻变化，其影响和走向值得持续关注。

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现任美国政府在强化“美国优先”的同时，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对欧施压；欧洲则在维持同盟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战略自主和防务能力建设。双方围绕防务分担、经贸规则、技术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分歧日益突出。深入分析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当前裂痕的深层根源、未来前景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百年变局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指出，2026年7月12日是菲律宾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 出台十周年。十年来, 国际社会对这场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域外势力暗中操弄的仲裁的争议从未停止。这场仲裁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所谓“仲裁”的立场明确且一贯, 即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 坚持裁决是无效的, 没有拘束力,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中国这一立场有着充分的法理和历史依据，也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过去十年了，但美西方并未放弃操弄此案，仍继续以此为抓手否定中国在南海合法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并通过煽动外交战、法理战和舆论战，组建各种遏华小多边机制，企图实质性地限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存在和投送能力。对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和较量的准备。

安卡拉峰会表明，北约正在从依靠共同价值和美国兜底的传统联盟，转向更加重视能力、责任和交易的“北约3.0”。这一转型未必使北约更团结，却可能使其在军事上更有效；未必消除欧美分歧，却会让双方的相互依赖以新的方式延续。

今年3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办年度国际论坛，原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女士在会上讲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基本赞同。她说，“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终结了，但“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尚未到来。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我倾向于认为，美国在二战后构建、冷战后扩展至全球的制度性霸权体系已然终结，不过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对世界仍拥有最强的影响力。

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转型及利益分配的重大变化共同塑造着美国两党选民结构，进而推动着美国政党政治的重组。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重塑美国的产业结构与社会利益分配。新兴技术阶层和蓝领、回应。共和党坚持保守派立场、推进经济民粹主义与价值观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不断吸纳新兴技术阶层、维持并扩展着更多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

未来中欧经贸关系将更多呈现为“有竞争的合作”和“有边界的开放”。欧洲需要把维护产业竞争力同坚持开放市场区分开来，不把自身结构性问题一味外部化；中国也需在稳定出口的同时，积极回应欧洲在产业、就业和安全上的关切，提升投资合作、规则沟通和本地化经营的能力。

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力图推动一场“革命”，以凌厉之势推进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大幅调整，以实现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然而，特朗普及其政府对美国的改造基本是受意识形态和“重商主义”驱动的，方方面面都走向事与愿违，“民主衰败”不断加深，美国的国家形态朝着“不那么美国”的方向演变。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机贯通和协同推进内部发展诉求、外部环境塑造与国际责任履行的内外统筹模式。内外统筹是中国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长治久安之道。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内外统筹模式更趋成熟和完善，并且形成了稳定、有效、可持续的运行机制。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新形势下内外统筹模式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创新实践和发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标识，与内外统筹模式形成互构关系。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内外统筹战略导向，稳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1930年前后，身陷囹圄的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危机的本质，恰恰在于旧的世界正在死去，而新的世界却迟迟无法诞生；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漫长空位期中，种种怪异的病态症状开始野蛮生长。”[①]时值建国250周年的美国，似乎正站在这样一个空位期中。借用葛兰西的说法，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媒体上读到美国的种种“怪异的病态症状”。在制度霸权层面，四十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旧世界”正在终结；而在国家实力层面，美国的兴衰尚难结论，“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的“新世界”样貌仍然模糊不清。

2025年美军在南海各类军事活动呈现增减及强度不一的情况。未来，无论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如何调整，中东等其他热点方向的局势如何发展，南海所在的亚太地区仍然是美军最为重要的战略方向，美军会极力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维持存在。

海洋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体系的重要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依托压倒性的海上力量优势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将控制海洋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大战略的前提。然而，随着美国全球海上格局逆转、海上力量对比巨变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美国维持传统海上优势的成本与难度显著上升，海上战略理念与力量运用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为此，美国通过向盟友转嫁成本，强化水下与无人体系、振兴海洋基础设施及制造业等方式，试图在全球重点海域维系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在《外交评论》撰文，考察美国海上战略由追求绝对优势向接受海上均势与战略拒止转变的过程，分析推动这一调整的结构性因素及其战略逻辑。从长周期来看，这一转变有利于缓解其与中国等大国的地缘政治矛盾，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但短期来看，可能会加剧热点海域的局势动荡。

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和美国的实质性封锁后，所造成的风险迅速传导到国际油价、航运、保险和金融市场。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最新分析显示，2024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油气规模相当于全球石油和石油产品消费的约1/5，经此运输的全球液化天然气贸易大概也是这个比例，其中大部分流向亚洲市场。然而，当韩国、日本及东盟国家的经济和能源安全受到直接冲击时，中国却稳如泰山，至今没有释放战略石油储备，4至5月国内5500大卡动力煤长协价稳定在685～689元/吨，现货涨幅不到1%，显著低于国际市场（约20%），油气电力价格未现系统性波动，“中东一动荡，中国能源安全立刻被动承压”的逻辑被进一步改写。原因何在？启发何在？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今后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良性发展作出战略指引。

人工智能飞速迭代，从单一技术工具演变为重塑社会、经济与全球格局的系统性力量，技术创新与风险治理已然密不可分。当下，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步入平台化、智能体演进的新阶段，各类潜在风险不断显现，而国际治理体系却呈现碎片化、地缘博弈加剧等困境。

2025年9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四个全球倡议，为破解“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

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套能够准确理解世界、清晰阐释中国、有效引领未来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承载着“大国之学、强国之需”的时代重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服务国家战略的应用型、基础性、交叉类学科，主张“博观”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领域，“约取”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促进对研究对象的深度化、系统化理解。近年来，区域国别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既实现了从分散的国别区域研究到系统的一级学科的突破，

近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宾于《思想中国》（Think China）发表文章《为什么中国必须拒绝特朗普的“G2”（两国集团）叙事》。文章提出，国际社会正在积极适应没有美国参与的多边主义模式，中国应拒绝被卷入特定的“G2”叙事，以更加符合当今世界多边化发展的态势与需求。

美国对外商投资正从“交易审查”加速走向“全流程约束”。企业对美投资应在项目启动之际就建立起对政策敏感度、属地复杂性和投后合规运营的完整认知，并据此形成更稳健的投资决策、组织架构和合规能力。

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降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最低水平。在美国对伊朗战争、执政团队内部矛盾凸显、美国国内通胀压力上行等因素影响下，特朗普的执政面临多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