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Yanni

Muyang

Linli

Bryan

Q&A

中国应对疫情的速度给新加坡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卫组织对此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认为这种快速的反应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在过去的54年里，新加坡一直只有一个执政党，权力较为集中，政府可以在早期阶段行动起来，追踪接触者，也可以强制境外输入人口进行检测；在隔离期间，哪怕提前半小时离开也会被罚款。这种严格的规定确实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新加坡也存在处理不善的地方，例如隔离点住处过于拥挤。

加拿大与欧洲国家类似，具有完备的公共医疗保健系统，并且由省长承担有关责任，省长可以统筹考虑政治立场与本省经济情况，制定适宜的政策。例如，亚伯达省的民众更注重个人隐私，因此与英属哥伦比亚省相比，政府在追踪病例方面的政策就更为宽松。但这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比如各省的测量方法不同。例如，在卡尔加里、亚伯达和英属哥伦比亚省，新冠患者都有病例记录，但在英属哥伦比亚省，如果患者在14天内没有要求治疗，他们就会被认定为是健康的，而在亚伯达，患者必须到医院复查。所以我认为，最好有一个更集中的管理方法，例如由联邦政府自上而下进行管理。

我认为中国对疫情的应对非常好——政府很快封锁了武汉，执行了严格的政策，从而快速抑制了病毒的传播。我现在真的很羡慕我在中国的朋友，他们可以去餐馆吃饭、购物，可以拥有正常的生活，而在加拿大，外出依然是有风险的。我认为，制度差异和文化差异共同导致了中美形势的不同。美国施行两党制，很多公民对政府并不信任，政府的政策也多有反复。另一方面，美国人重视个人自由甚于集体安全。加拿大的做法与美国类似，但加拿大公民更信任政府，愿意听从政府发布的命令，这让我觉得解禁是有希望的。

依我所见，面对新冠疫情，UCLA对其学生和助教都提供了很多帮助。作为一名助教，春季学期我有自己的网上课程。在学校的支持与建议下，我对课程做了很多调整，例如调整授课时长与评分方式。在之前的“Black Lives Matter”抗议活动中，学校也对学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对需要照顾家庭或想要参与抗议活动的黑人学生提供了帮助，我也把课程出勤设置成了非必要选项。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的心理健康网站，鼓励学生佩戴口罩。我认为人们已经意识到了口罩的重要性，一些所谓抗议可能只是社交媒体的说辞。我对于媒体上“人们参加抗议只是因为不愿佩戴口罩”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在我看来，如今线下的活动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我们实际上失去了很多跨文化交流的机会。而通过互联网，我并不能准确、及时地获取对方的反馈；人们也总喜欢关闭摄像头，说话的语气也总是格外正式。如今，跨文化交流正面临着很多挑战，但在这个特殊时期，它又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坚持继续参与、组织跨文化交流活动。

疫情当中，所有的文化交流都不得不转移到网上，例如IMUSE就把它的夏季会期转到线上举办。这种方式其实有利有弊，新冠疫情之前，我们如果要参加跨文化交流的活动，就必须要分出一定的时间、精力，有时还需要去另一个地方。但现在，事情变得容易多了，最近我作为联合创始人，和布朗大学的同学共同创立了一个中美学生组织，名为“US-China Better Relations Coalition"。目前它完全是线上的，我甚至没有在线下见过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我们的项目，包括展览、访谈、播客、期刊、研讨会，也全部是在线的，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另一个考虑是，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极为微妙的阶段，这个组织的初衷是从学生层面出发，自民间入手，用自己的微薄力量来改善两国关系。

严

严格来说，我算是华人，而在新加坡，70%的人口都是华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然有一些相近的文化。但在新加坡，马来人和印度人的比例同样不低，所以当我来到中国的时候，我既能看到一些相似之处（比如食物和语言）；也观察到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总的来说，虽然我们有着相似的文化，但是来到中国的确让我更好地了解到了两国的差异与互通。

我来中国的初衷，是想要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三年来，我观察到很多事情，例如，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一流的，所有的学校资金都很雄厚，学生们更是非常聪明，整个国家对初级教育的重视也前所未见。此外，中国能够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令我钦佩，它与经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交织在一起。我看到中国政府会提出一个个阶段性的五年计划，包括总体发展方向和相关政策支持，这些都会给经济带来某种程度的稳定，这也是自由市场经济所不具备的。

首先，我认为媒体大多都是利益至上的。在美国，媒体会与两党高度合作，新闻媒体要么极为民主，要么极为保守，这些媒体传递的信息，以及他们报道新闻的方式，能够深切影响美国民众对某一事件的认知。而在中国方面，我只接触过微信这一社交媒体，我发现一旦一篇文章进入朋友圈，然后被大量转载，就很容易左右人们的思维和民众的舆论。两国的这些现状，其实都体现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通常看到的，都只是某一事件的局部，而不是全貌。中美两国之间也是如此，他们并不了解，也无法直接接触到彼此的信息，民众只能从新闻媒体上获得资讯，而这些资讯可能都经过了大量的修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我感觉如果中国人能多读一些美国新闻，美国人能多读一些中国新闻，可能会让现在的情况有所改善。

对于社交媒体来说，它首先服务于自己国家的利益，比如存在商业性的新闻，它们想赚钱，所以报道的大多是主流观点，而不是独立、客观地说出真相。这一现实，在这个自由市场和经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里其实很难改变。结合我自身对教育的学习和理解，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比如怎样去阅读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报道，并透过层层迷雾看到真相，这些都是大学可以培养的东西。

国际组织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不仅仅要从自身角度考虑问题，更要从国际视角看待各种事务。尤其是在这次中美争端中，由于各国媒体的报道不同，我们难以掌握两国的真实情况，我周围的社交媒体都在谈论中国的状况如何糟糕，而与此同时，父母发给我的消息则在说美国如何危险，由此可见，我们讨论的这些事情都具有很大的争议性。此外，我认为国际组织的另一个作用是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一套方案使得不同国家互惠互利。

我认为美国的领导能力不像在特朗普上台之前那样强大了。此前，美国在很多领域都担任了领导职务，而如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有所后退。与大国相比，小国更需要国际组织，而大国则有责任支持这些组织的工作，例如给予资金支持，指引工作方向，这样各国能够和平共存，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组织。对于美国而言，它对国际组织的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选结果，美国在本届政府当政期间渐渐走向了封闭，但我们也不清楚其他政党上台后，美国是否会将目光再次投向外部世界。

在我看来，作为小国，当然希望更大的国家能够尽可能地加入国际组织，因为从小国的角度看，这些国际组织没有大国的参与就难以运作。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一直没有改革的原因。确切地说，国际组织很难在没有大国领导或缺乏资金的情况下运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希望美国能够重返它曾经参与的国际组织。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网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词汇。未来我希望成为一名学者，所以需要在学术圈内拓展人脉。但现在因为疫情影响，我无法与教授、学生面对面交流，没有机会和他们建立更亲近的关系。此外，虽然我现在呆在家里就可以参与很多学术会议，但实际上，我很难和其他与会者建立联系。之前我们线下开会的时候，我可能碰巧遇到一个陌生人，通过交谈发现有相同的研究兴趣，然后我们之间就可以建立联系，甚至一起进行项目研究。而现在我们参与的只是“研讨会”本身而已，这些其实都给我的职业发展，或者说人际交往，造成了一定障碍。

我原本的计划是，明年前往斯坦福大学读硕士，毕业后先在美国工作几年，但现在，面对如此频繁的政策变化，我开始犹豫了，因为这样实在是没有安全感。今天的政策是这样，但几个月或一年后，政策可能就变得完全不同。公司不担保签证的话，在美国工作就多了很多不确定性。现在我在考虑回加拿大多伦多，或者去日本，但还没有决定下来。

据我所知，美国对中国大学生的种种限制政策，影响了我身边很多人的未来规划。我其实觉得每个国家都应该大力发展自己的教育系统，只有自身的基础教育体系不断提升，才能减少对外国高等教育的依赖。

总的来说，现在大多数人都感觉自己的工作充满不确定性，甚至不知道未来他们从事的行业是否还存在。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对远程办公的新时代充满信心，be overseas without being overseas或许可以成为这几年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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