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Shiyin WANG

Tiancheng YU

Zehao YANG

Allen Lee

Q&A

       我发现人们非常关心疫情期间能使用的科技工具，如果需要经常与他人在线交流，那么他们会很在意交流工具是否有效。我还观察到，疫情期间亚马逊上很多数码产品都售罄了，比如Sony Digital Papers，这像是个更大型号的kindle，与电脑屏幕相比，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眼睛；还有Google Jamboard，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团队协作工具，尤其是对于我正在进行的理论研究来说。疫情之前购物的时候，人们可能只会购买一个广受好评的，但现在，他们会非常认真地做一些调查，货比三家，同时也变得更加慷慨。在过去的三四个月里，我也买了很多东西：乐器，性能更好的麦克风和其他一些促进有效沟通的东西。此外，我观察到公共卫生这一话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现在在读博，身边的朋友大部分也是博士生，在最近的交流中，我发现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在试图做一些疫情相关的事，例如如何在政策上做出改进、是否可以从大数据中获得启发等。公共卫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但以前其实很少受到重视，我认为现在是非常积极的现象。

       在抗击新冠的科学研究这一方面，我发现很多公司都试图利用大数据迈出第一步，寻找能抵抗病毒的新分子，并针对其开发疫苗。然而现在，很多的研究都是非常仓促的，同时由于数据分散在全球各地，各国之间也不愿意轻易共享数据，所以并没有充分的信息来支持科学研究。比如美国公布的实验及数据，同样的临床实验别的国家也在做，这侧面反映了世界各地有很多重复性的工作在同时进行，很多研究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协调。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医生对技术不够了解，不知道如何将数据共享到全球资源库；第二，政府如今在互相推诿，并没有真正集中精力开展合作，共同应对这一流行病。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股市来观察，通过公司股票价值的增减判断其受新冠的影响有多大。例如像腾讯会议、Zoom，钉钉这样的会议软件，疫情之前人们总是倾向于面对面的交谈，担心线上会议的安全性，但新冠暴发后，这些软件迎来了转机。此外，电子商务也在疫情之下有所发展。在中国，我们有淘宝、京东和拼多多，这些电子商务企业都已经有了成熟的供应链，帮助人们在疫情期间通过网购，获得自己需要的所有物品。除了会议软件和电子商务，还有一些追踪技术。病毒的传播速度非常快，通过手机定位和轨迹追踪来进行锁定，能够非常高效地筛选出与确诊病例密切接触的人。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北京疫情突然反复，我们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住局势。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在疫情期间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我想分享一些个人经历。今年二三月的时候，新冠在中国肆虐，我们没法出门，没法到家附近的菜市场采购，那时候家里的食品完全依赖于“盒马鲜生”这样的网络配送平台。所以如果不是电子商务平台，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我认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维持正常运转的。有趣的是，这好像带来了一个长期趋势，即使现在生活回归正轨，可以到超市去买东西了，但人们已经感受到这种线上交易和配送平台带来的便利，我们的家庭也比以前更加依赖这种技术，长期来看，人们的购物习惯潜移默化发生着改变。

其实苹果、谷歌和卡内基-梅隆大学也开发了一些了具有追踪功能的app。但追踪程序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大家必须统一使用某一款应用，这样才能保证追踪实际有效，政府也能在此基础上合理决策。而美国政府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导致这类应用无法完全发挥应有的效果。但我认为，在疫情过去后的几年，这些追踪应用程序和公共场所健康监测程序仍将继续投入使用，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公众掌握一个城市的总体健康状况。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时间有大量的民间资金和政府投资涌入公共医疗领域，这会促进医疗保健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之前一直在削减医疗预算，而这次疫情能够让他们在增加医疗保健预算、加大研发投入和危机重演造成的经济损失之间做出判断。

我最近浏览Archive（一个发布未发表论文的网站）时，发现上面发布了很多抗疫方面的论文，而这些文章的作者分别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包括数学、物理、生物、社会科学等等。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一位研究最优化理论的著名学者也发表了一篇相关的论文。这其实蛮令人惊讶的，因为这位学者之前的研究只集中于纯数学推导，这是他第一次做有关社会生活的实证研究。这些都让我看到了研究人员转变研究风格的可能性，而疫情恰恰起到了一个刺激作用，我认为这是疫情所带来的一个积极影响。

我觉得疫情并不一定能激发人们对于未来技术发展的更多关注，但的确能促使人们更加注重医疗健康技术，这一点在未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部分情况来看，确实如此。比如我认识一些高中生，他们的确在疫情期间受到启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投身公共卫生相关的领域，这或许能代表一些积极的影响。但对于某些研究人员来说，他们关注疫情不过是为了做一些所谓“有影响力”的研究工作，而疫情之后，这些工作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了，所以他们可能会去追寻其他的热点。我觉得这些随波逐流的人，其实忘却了很重要的一点——去了解自己真正想做什么。这是个非常令人惋惜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5G和量子计算都被列入了“实体清单”（Entity List）。人工智能领域可以带动其他很多领域的变革，例如我们可以将AI技术应用于医疗保障和临床医疗领域，以促进其发展。5G与物联网相关，智能城市、智能工厂、无人驾驶都需要大量的传感器和更大的网络带宽，因此这一领域的开发非常重要。而量子计算则可以极大地提高当前计算机系统结构下的计算能力。因此我认为，人工智能，5G和量子计算对我们的未来非常重要，应该得到重视。

       我想从工商管理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对于所有国家而言，我认为基础建设都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在本次疫情中，中国的追踪系统和追踪软件并没有及时做好准备，疫情暴发一段时间后，基础设施和技术软件才得以真正实现效率。经过这次危机，我们应该意识到建设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并利用科学技术提前做好准备，减少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其次，疫情给各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科学技术在疫后经济重建方面也可以发挥作用。受居家隔离政策影响，很多企业的线下销售渠道被切断，大部分销售都是通过线上进行的。现在许多公司都在利用在线流媒体技术创新线上销售方式，这样的创新对于恢复经济和减少损失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

       与国有机构相比，非政府机构更具创新力。我印象中，在中国，大部分研究机构都是由高校运营的，但疫情期间，那小部分政府主导的研究机构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非政府机构可能从客观和主观上，都无法为抗击疫情做出巨大牺牲，而国有机构是可以做到的。而在疫情结束后，担任推动我国经济创新责任的，则是非政府机构。因此，两类机构在疫情期间和之后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此外，COVID-19也提醒着人们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对于像中美这样的超级大国而言，竞争是很自然的，但实际上他们也有合作的能力和空间，且合作才是对国家治理的真正考验。比如在疫情中，中国大量生产并与全球共享口罩等医疗用品，这是因为中国关心全球各地的人民，关心人类的共同命运。疫苗研发同样需要国际合作。我们需要共享真实的数据，从而使疫苗的研发更有效率。

       在科学技术方面，政府应该和民间合作，但是由于市场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不同国家的合作模式可能会有所不同，我们也无法判断哪种模式是最完美的。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的模式更加集中，即国家制定战略，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合作对抗疫情，研制疫苗。而在美国，研究人员及机构是在医药化学领域的私营企业（如Johnson and Johnson和Madonna）的牵头下进行合作。我认为在不同的国情之下，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对于“哪种模式更加优越”这一问题，也没有一个单一、明确的答案。所以，我们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社会和市场体系，从而找到在抗击疫情和科技发展等领域，政府和民间的最佳合作方式。

美国政府和科技行业是相对独立的，政府更像是科技公司的监管者，正常情况下，科技行业可以自由地快速创新发展，直到政府提醒，它们已经走得太远，需要后退一步。这有点像反垄断法。我认为鼓励创新的最佳方式，是允许科技公司去做它们想做的事情，不过多干涉，并让市场自然促进这种竞争。而政府如果想在新技术的发展中发挥作用，就应该主动、明确地告知企业，政府面临着哪些问题，需要它们提供怎样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资金，而反过来科技企业为政府面临的问题（如医疗健康、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解决方案，这样会有利于创新。当下的情况是，科技公司正在尝试与政府开展更多交流和合作，但很多政客仍然拒绝承认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也没有呼吁人们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或是施行任何隔离政策。因此，尽管疫情期间科技公司更加积极，也更有意愿和政府合作，但这样的合作必须是双向的，从政府的角度看来，它们似乎没有这样的意愿。

很多公司，尤其是大型科技公司，现在都意识到建立一个规模较小但是极具竞争力的研究部门，有利于增加公司曝广度，增加影响力。而从科研的角度看，大家的关注点基本相同，即开展有影响力的研究作用于社会。这样来说，无论是独立研究所、高校，还是私营企业的研究部门，都在做类似的事情。我身边的一些人在私营企业和高校工作，我感觉他们所做的工作其实没有明显差异。

我认为理想状态下，美国应当在中国COVID-19暴发的第一时间就得知消息，并采取相应措施，而不是一直质疑疫情的真实性，直到迫不得已时才采取行动。这样，美国就可以及时动员各方力量，将病毒学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及科研团队派遣到中国考察研究，与当地研究者合作，以求更好地控制疫情。但实际上，由于信息没有完全共享，全球各地处于一个割裂的状态，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并不知道该用何种方式治疗感染COVID-19的患者。与此同时，美国媒体对各种治疗方式的评价也多次反复，比如媒体一开始说羟氯喹有效，特朗普也支持这种药物，但几周后又有一项研究推翻了这一论断，再之后别的研究又重新声称羟氯喹有效......中美两国都是有大量临床试验的国家，假如他们能将这些研究整合起来，就一定能用比现在更短的时间确认信息的真实性。

网上现在有很多争论，但从美国的社交媒体上可以看出，人们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正在试图找到一个替自己承担责任的替罪羊。另外我也发现，不同国家的人之间存在很多误解，美国、中国、印度就是这样。在科研方面，中美之间的学术合作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不幸的是，疫情期间这种合作有所削弱，一是因为人们很难线下见面交流，二是由于美国政府态度急剧转变，很多中国学者拿不到去美国的签证。这周的ICML会议就是在线上开展的，在以前的海报展示环节，参会者可以进入一个小房间交流，这对于讨论论文细节和社交而言都是很好的机会。但是现在这一环节只能在Zoom上开展，因此效率大大降低了。

       在疫情之前，我已经能感受到中美冲突对我学术规划的影响。比如大使馆处理我的签证申请花了两个月。他们让我一直等着，却没有给出理由。我觉得这样的签证拖沓，会阻碍国际学生——尤其是中国学生——去美国学习、科研或工作。最近在一个线上论坛，我还看到说，一些已经拥有签证的学生，购买了非常昂贵的机票前往美国后，在海关被拦下来质询。我刚从清华大学毕业，身边很多同学都收到了美国大学的offer，但现在由于大使馆关闭，不得不推迟一年入学。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来，疫情之前，中美冲突也有影响，但学术界，包括大学和研究所，都非常欢迎国际交流。因此我觉得美国大选之后，情况可能会有所好转。

       正如Allen和Shiyin所说的那样，学术界的科研人员欢迎国际合作，但问题在于学术界如今的政治化。Tiancheng和Allen都提到科研受美国政府所做决定的限制，即中国学者和学生进入美国受到阻碍。因此，我觉得学术合作受挫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政治化，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去干涉学术界，也不要将所有事情政治化，把它们都看作国际威胁。让学术界远离政治，从而推动国际学术合作，这对两国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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