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Jingshu WANG 

Barnett

Yuan ZHAO

Jackson BARKSTORM

Q&A

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历史经历和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因而在面对危机时，他们采取的处理方法也各有特色。亚洲人和欧美人对戴口罩这个动作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亚洲人即使没有生病也会佩戴口罩，而欧美人往往认为戴口罩就意味着生病了，这里面有文化的因素；面对疫情时，政府要考虑拯救人的生命，也要考虑确保经济平稳，这两个目标在短期内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很多国家开始时一直在踌躇不决。但令我失望的是，在疫情期间，尤其是在疫情的早期阶段，各国之间指责居多，合作不足，这大大削弱了他们应对危机的能力。所以我认为，这次世卫组织在引导全球合作方面做得不太理想。与金融危机相比，疫情对每个人的威胁更大，因此全球合作也更为困难，但各国必须要克服这些障碍，找到实现合作的新途径。

要想促进国际合作，我们就必须建立新的合作机制，巩固现有的国际机构。在我看来，世卫组织的缺陷在于缺少促进国际合作的问责机制，我们应该朝这方面努力，鼓励各国政府共同努力，依托国际组织的力量应对逆全球化的浪潮......在新冠爆发的最初阶段，很多西方国家都没有预见到疫情的严重程度，你可以从特朗普1月到3月的各类录像中发现他一直在宣称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种傲慢的态度肯定会造成国际合作的障碍。

我曾在一篇报告中读到，各国在疫情中的反应可以分为四类：中国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做出了很多有碍经济发展的决策，属于高投入高产出的处理方式，而日本采取了非常高效的政策，投入低产出高，有的国家则采用了低投入低产出或高投入低产出的应对措施。我觉得这是因为各国的文化各不相同，文化差异导致各国人民对政府规章制度的接受度不同，也导致了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在中国，我们把人民的生命放在第一位，因此选择牺牲经济发展来保护人民生命，同时又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在应对危机时更有弹性；有学者提到，日本人受自身文化影响，见面时只握手不亲吻，彼此保持距离，日语的发音也有点不同于其他国家，减少了唾液传播的可能性；而美国人民关心自由，因此很多人拒绝待在家里，大大增加了患病的风险，此外美国的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存在政策执行偏差，这实际上降低了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过，尽管以国家为中心的政策制定非常重要，我们仍然需要构建一个更好的合作框架，让所有国家和全球的决策进程都能参与进来，实现信息共享，更有效地防治传染病。

国际组织在历史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美国在处理事务时也没有重点考虑这些机构，这使得它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特朗普本人在全球合作方面的作为也非常糟糕，甚至试图退出世卫组织。因此，目世界上存在很多妨碍国际合作的消极因素。所谓“一环软弱，全链不强”（We're only as strong as our weakest link），正在于此。如果各国不愿走到谈判桌前，国际合作就难以实现。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时，美国国会和美国金融体系都毫无准备，财政部的反应也非常缓慢，但美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承担了领导者的角色，因此最后并没有出现非常糟糕的后果。而在新冠疫情中，美国的金融体系反应迅速，领导力却很糟糕。这是二者的不同之处。

美国目前的许多失败与领导力和政策制定有很大关系。面对危机，特朗普和奥巴马的处理方式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特朗普曾多次向媒体谎报疫情状况，导致危急关头人们还在争论戴口罩是否有效。很多共和党人不敢说真话，因为他们害怕会在大选中失利

 新冠疫情不同于金融危机。政府在历史上一贯擅长处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战争问题，美国在2008年之所以能带领我们渡过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国有能力，有知识，擅长处理金融事务，且拥有全球最强大的金融体系。而新冠病毒则是全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想要处理好这些问题仅凭领导力是不够的。所以我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合作比领导力更为重要。我认为当前我们能做的，是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建立应对机制，把问题交给专家解决，不要让政治障碍削弱专家的能力。

不同的决策者会有不同的考量。比如，像特朗普这样的美国政客必须要权衡政策是否有效，是否能在经济方面止损，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赢得民心，在大选中占得上风。其中最后一个目标可能会导致决策失误并造成混乱，特朗普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大力宣传可以不戴口罩，好让自己看上去体面一些。我很赞同Jingshu所说的“把问题交给专家解决”，美联储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他们只需要负责为美国经济提供支持，不必担心能否连任，在抗疫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我也赞同应当由专家做出决策，将科学转化为政策，显然，美国政府没有做到这一点。政策制定总会受到不同利益的影响，即使我们掌握了一定的事实，在最终决策的时候也必须考虑诸多因素，权衡利弊，而美国这次显然把经济成本放在了生命健康之前。

我觉得在这次疫情中，世卫组织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领导作用，它对捐助者的过度依赖导致公共卫生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政治化了，这是很不应该的。数据显示，2000年时捐助者直接控制了世卫组织预算的80%，另外由于预算缩减，世卫组织应对疫情的能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和联合国系统的其他组织一样，WHO运作的最大障碍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将实质性的权利，尤其是涉及主权的权利，移交给国际组织。所以这些组织实际上缺少对主权国家和国家政府的约束力。正如Barnett提到的，世卫组织没有问责制，所以国家可以不遵守国际组织的规定自行行动，这是世卫组织在疫情中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至于中国，我认为中国与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的合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种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合作，例如向其他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了医疗用品和医疗信息，外派具有治疗经验的医护人员。另一种则是多中心的合作，即与他国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等合作，我认为中国在这一领域做得也很好。疫情爆发之初，中国就与世卫组织分享了很多信息，世卫组织的专家也来到中国做了实地考察。此外，中国还与其他国家开展了许多学术合作，例如钟南山院士团队与哈佛大学共同参与的疫苗研发工作。

正如Jackson所说的，相比于其他人，政客的目标更为复杂（比如希望打动民众，争取连任等），而政客之外的人，如商人、科学家等等，更容易怀着“遏制病毒，解决问题”的共同目标走向合作。中美两国的疾控中心在疫情期间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而商人除捐赠物资外，还通过市场行为增加了防护用品的供给，而全球市场则促成了物资和科研的共享。尽管面临着政治上的诸多障碍，人们依然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而在WHO这样依靠成员国的国际组织中，各国往往不愿意牺牲主权来应对全球问题。因而相较于传统的安全问题，解决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时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可能更加高效。这也是WHO这次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的原因。所以我认为，我们应当将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引入国际组织和全球合作的机制，以更好的地应对安全问题。

我不太看好短期内的中美合作。特朗普的很多决策（如退出世卫组织、人权理事会、巴黎协议、伊朗核协议等等）都是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做出的，我认为这种思潮很大程度上源于去工业化后美国保守派白人的长期挫败感，而且这种趋势只会延续下去，即使拜登上任，前景也不容乐观。他最近刚发布了一则相当排华的政治广告，这条广告不仅展现了非常军事化的中国形象，还批评了特朗普允许中国公民进入美国的政策。虽然从长远看来，美国公司和美国资本需要中国，这种经济利益最终将与政治利益相平衡，但在短期内，由于特朗普的政策带来的危害以及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民族主义的抬头，中美合作和全球合作并不会有太多改善。

我发现中美两国的新闻对对方都持批评态度，甚至到了对立的地步，局面不容乐观。我印象中这是中国第一次在美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关注，很多人因为中国采取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治理体系和价值观而将其视作威胁，所以我怀疑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也会越来越恶劣。希望拜登上台后可以扭转特朗普造成的不利局势。

我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向世界宣称自己要成为美国那样的世界霸主。中国发起“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为了成为新的世界霸主，而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当前中美关系紧张是因为两国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美国是既有强国，中国是新兴强国，美国担心中国会强大到对其构成威胁。中国威胁论则是一位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的杰作。其实我也很欣赏这种中国威胁论，因为只有当中国非常强大时，这些学者才会考虑到中国可能造成的威胁，中国如果仍和几十年前一样弱小，就根本不会得到其他国家的关注。中国威胁只是国际关系自然法则的结果，只要中国继续发展经济，其他国家就一定会将其视为威胁，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也必然会出现，我们只是恰好赶上了这个时代而已，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我觉得所谓“中国威胁论”等言论只是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描述或想象，每当中国政府做出一些举措，甚至当中国公民捐款时，总会有人质疑中国是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的地位。但中国其实没有这种打算。受文化影响，中国更愿意做好分内的事情，更好地服务人民，保护国家主权。但在国际舞台上，这种言论必然会影响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我们身处媒体时代，很多信息都来自媒体，人们的想法也容易被媒体左右。有些言论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一些现实情况，学者可能只是想通过理论解释国际规则和国际现实情况，但当运用言论的主体变为政客或媒体时，情况就不同了，国际社会可能会误解中国的举措。而随着中国的不断的发展，来自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因此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需要在说话做事时更加谨慎，多考虑他国的反应和感受。

我曾经尝试过将一群学生聚在一起，让他们沟通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来建立未来的友好关系，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或许直到我们这代人掌权时才能初见成效。我个人并不认为，只要中美能够互相理解，所有问题就会消失。不过避免误解、减少不必要的冲突应该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比如很多人常常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去衡量中国，但实际上中国还处于努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阶段。中美两国是竞争对手，冲突是必然会出现的，但我们应该试着用正确的标准去评价中国，试着在双方达成共识的事项上开展合作。

正如前面两位同学所说，中国威胁论源于学术界，但根植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中。就像Jackson所说的那样，美国的做法有很多问题，比如用特定的人权标准去衡量中国，这是很不应该的，历史上正是这种做法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考虑到美国的例外主义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我觉得现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是更具影响力的。在当前的大背景下，中美两国政府难以有效建立交流和联系，但是人际交流的力量依然存在，学生、私营组织等等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建立交流。

就像Barnett所说的那样，人际交流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也正是乒乓外交推动了中美外交关系的发展。中美两国建交多年，两国的关系远没有发展到当初中苏关系那样的局面。作为青年学生，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交流，无论多么艰难，都要与美国的朋友们保持联系。在清华新雅书院，我们每周都会和苏世民书院的学者进行交流，每次都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有时我们会讨论到香港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每次交谈过后，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更加了解彼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注重人权，他们也能理解我们为什么重视主权。因此我觉得交流是有效果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觉得可以让美国的朋友来感受一下真实的中国，这样他们就能够理解中国各种举措背后的原因。我们无法干涉，更不能预计政治上的决策，但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领域内保持交流联系。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媒体笔下的中美两国与我们的亲身接触的中美两国是不同的。我在美国的时候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人都很好，也都很喜欢中国。我在中央电视台和教育节目工作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讲一口流利的中文，热爱中国文化，在中国生活了很长时间，因此了解真正的中国，也知道中国人并不像西方媒体描述的那么糟糕。我认为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些联合人才培养项目，让我们走入彼此的国家，感受人们的善意。我和Jingshu的想法一样，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应该更多地与外国朋友交流，就像我们现在这样，通过交流了解彼此对中美关系的看法。这种交流虽然规模很小，但却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彼此的国家，以更和平的方式解决冲突，当我们这一代人走上领导者的位置时，这种交流的效果会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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