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以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核心使命，立足于扎根中国战略与全球视野的融合，为国家利益与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撑。本研究提出学科发展需坚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锚点”的研究导向，整合既有学科积累，构建跨学科协同机制，强化有组织科研，并倡导“田野出真知”的务实研究范式。研究强调区域国别学应聚焦话语权构建、薄弱领域突破及人才梯队传承，通过制度创新与理论范式突破，回应全球化进程中宗教、文化等非传统议题的挑战。中国区域国别学需在守正与创新间寻求平衡，既立足本土实践，又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最终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智慧引擎”。

围绕武装冲突是否会改变公众对女性担任政治领导职务的支持态度这一问题，既有研究指出，性别平等与武装冲突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大多停留于国家层面的宏观分析，较少关注冲突如何通过公众态度影响冲突后社会性别秩序的重塑。因此，作者从微观视角出发，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引入“关键节点”概念，探讨武装冲突如何塑造妇女赋权与性别平等的社会支持基础。

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马宋若文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博士研究生

鲁传颖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才悦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在特朗普2.0时期进入新阶段，双方的互动将会对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领域。 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从特朗普1.0时期，经由拜登政府时期，再到特朗普2.0时期，展现出明显的演变轨迹。

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科技人才的战略价值在大国竞争中日益凸显。本文从人才流动的“排他性限制”和人才培养的“内生性强化”两个维度，考察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化，认为其呈现出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交织的复杂形态。美国一方面通过收紧签证与移民政策，限制对华科技人才流动与科研合作，借助联盟机制重塑国际人才网络，推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朝着更具排他性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强化本土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研安全”管理常态化，重塑科研生态，力图增强科技人才供给的自主性与战略韧性。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的重塑加剧了中美科技交流收缩、科研合作成本上升和科技竞争的零和化倾向，促使关键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网络的阵营化趋势加剧。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科技关系将呈现“有边界的开放”特征，中国需在增强本土人才培养能力的同时，保持开放合作取向，提升自身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制度吸引力与战略主动性。

8月10日，美国国会多名议员分别致函OpenAI和Anthropic，要求两家公司就近期AI智能体在安全测试中突破隔离、进入外部系统的事件作出说明，并追问相关安全机制能否应对能力越来越强的前沿模型。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表示国会试图把人工智能（AI）产业“监管到关门”。这两条新闻恰好揭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核心矛盾：AI能力正在高速扩张，但谁有权决定它如何发展、在哪里使用、什么风险可以接受，答案却越来越模糊。

此次美以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令全球石油市场经历巨大波动，引发世界各国对海上通道安全的担忧，但全球海上战略咽喉整体上仍保持稳定与安全，无需因为当前态势过度放大其他通道可能面临的风险威胁。

技术右翼兴起是近年美国政治变迁的重要现象。技术右翼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观念，主张依靠技术手段重塑政府治理模式，巩固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并为自身谋利。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利益博弈、美国政治极化、两党政策的差异，是技术右翼谋求更多介入政治的关键因素。通过助力政党竞选、担任政府要职、运用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等多种方式，技术右翼日益渗入美国政治深层运作，冲击政党选民联盟，加剧美国政治极化，影响美国政治议程，并塑造美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技术右翼对政治的介入面临诸多制约，包括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技术右翼的政治介入成效及其与共和党的联盟前景面临挑战。技术右翼兴起标志着美国政党、政府与科技精英互动模式的深刻变化，其影响和走向值得持续关注。

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现任美国政府在强化“美国优先”的同时，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对欧施压；欧洲则在维持同盟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战略自主和防务能力建设。双方围绕防务分担、经贸规则、技术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分歧日益突出。深入分析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当前裂痕的深层根源、未来前景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百年变局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指出，2026年7月12日是菲律宾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 出台十周年。十年来, 国际社会对这场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域外势力暗中操弄的仲裁的争议从未停止。这场仲裁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所谓“仲裁”的立场明确且一贯, 即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 坚持裁决是无效的, 没有拘束力,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中国这一立场有着充分的法理和历史依据，也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过去十年了，但美西方并未放弃操弄此案，仍继续以此为抓手否定中国在南海合法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并通过煽动外交战、法理战和舆论战，组建各种遏华小多边机制，企图实质性地限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存在和投送能力。对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和较量的准备。

今年3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办年度国际论坛，原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女士在会上讲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基本赞同。她说，“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终结了，但“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尚未到来。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我倾向于认为，美国在二战后构建、冷战后扩展至全球的制度性霸权体系已然终结，不过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对世界仍拥有最强的影响力。

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转型及利益分配的重大变化共同塑造着美国两党选民结构，进而推动着美国政党政治的重组。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重塑美国的产业结构与社会利益分配。新兴技术阶层和蓝领、回应。共和党坚持保守派立场、推进经济民粹主义与价值观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不断吸纳新兴技术阶层、维持并扩展着更多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