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帆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外交学院前院长

潘润琦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新时代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以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核心使命，立足于扎根中国战略与全球视野的融合，为国家利益与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撑。本研究提出学科发展需坚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锚点”的研究导向，整合既有学科积累，构建跨学科协同机制，强化有组织科研，并倡导“田野出真知”的务实研究范式。研究强调区域国别学应聚焦话语权构建、薄弱领域突破及人才梯队传承，通过制度创新与理论范式突破，回应全球化进程中宗教、文化等非传统议题的挑战。中国区域国别学需在守正与创新间寻求平衡，既立足本土实践，又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最终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智慧引擎”。

【关 键 词】

区域国别学；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学科建设；跨学科协同

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复杂挑战，亟须区域国别学提供系统性智力支持。区域国别学与国家战略“学以致用，用以强学”。作为连接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的桥梁，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关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更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重要保障。当前，区域国别学正处于由“研究领域”向“学科体系”转型的重要阶段。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升格形态，区域国别学兼具学科建制与学术实践的双重属性，其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与推进系统化知识生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因此，区域国别学亟须实现战略导向、知识生产、学科交叉、育人机制与智库功能的综合性、体系化建设。

然而，当前区域国别学建设存在学科体系碎片化、实践脱节及文化议题薄弱等问题，难以满足动态国际环境的需求。单一学科视角将导致认知孤立，使区域国别学相关学科各自为战，无法获得关于国别区域的整体知识；田野调查的深度与时效性不足导致知识生产与政策供给脱节，我国对其他国家和区域的认知尚未与国家整体实力的增长和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相匹配；在解释特定国家或区域的政治现象与国际关系时，专家学者往往更关注大国博弈等宏观显性因素，忽略文化、民族、宗教等隐性因素。未来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应遵循全球覆盖广度、长期研究深度、学科融合强度、需求响应速度和交叉印证精度的有机结合，寻求实现“现实需求转化为学术需求，学术需求牵引学术探索，学术探索推动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持续服务现实需求与知识探索”的良性循环。

本研究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需求，探讨区域国别学的使命重构与实践路径，旨在推动学科从理论探讨转向政策服务，从单一视角转向跨学科协同，从短期热点转向长效深耕。通过分析学科传承、科研组织模式及务实研究方法，试图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体系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引，助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主动，为全球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一、坚守学科初心：以中国外交战略为研究锚点

区域国别学的首要使命是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智力支撑，其核心在于将学术研究与中国外交战略深度融合，确保学科始终服务于国家利益，而非停留于理论探讨或学科自我循环的层面。明确“国别研究为我”的价值导向，意味着研究必须以中国外交的目标使命为根本出发点，系统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区域认知”，以及“如何通过国别研究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根本问题。这一导向不仅关乎学科存在的合法性，更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实现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

区域国别学需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与国家外交的阶段性重点高度契合。中国应着眼于丰富完善统筹国家、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国家战略体系，确立以国际合作为主线的战略取向，推进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战略布局。因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既要满足统筹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需要，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要求，又要满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一带一路”与区域国别学“相用相生”。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研究应系统分析沿线国家的政治稳定性、经济发展需求、文化认同特征及安全风险，为政策制定提供可操作建议，同时应具备动态调整能力，及时响应国际格局变化对战略实施的影响。

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是区域国别学的根本红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我们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对外战略越趋主动和多元，就越需要区域国别学的支持来实现“知己知彼”。通过区域国别学提高识别地缘政治风险、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概率，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提供决策参考。例如，在中美关系研究中，需始终围绕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技术自主权及发展空间展开，避免单纯探讨国际技术竞争的普遍规律，而应聚焦中国产业链的薄弱环节与替代路径。

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承载了欧美殖民化思维，萨义德认为欧洲的殖民扩张与知识话语（本质上是权力话语）相辅相成，使西方成为人类进步的标尺，东方则成为与西方对立的他者。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是叙事能力与知识生产权的竞争，为此，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应以国家战略为导向，打破西方视角的束缚，在理论范式、议题设置与数据标准层面实现突破。一方面，应立足中国外交实践，构建基于“共同安全观”与“发展优先”理念的分析框架，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逻辑。例如，在分析南南合作时，可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协作模型，替代传统的“援助—依附”范式。另一方面，需主动定义国际讨论的核心议题，将“全球发展倡议”与区域研究结合，系统阐释中国方案对解决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赤字、数字鸿沟等问题的独特价值。同时，建立自主的区域研究数据库与评估体系，开发涵盖政治风险、文化兼容性、合作潜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为国际社会提供替代西方评级机构的中国标准。

同时，学术研究脱离外交实践是区域国别学的重大风险，需通过制度设计确保二者的深度融合。首先，应完善“外交官—学者”定期对话机制，将政策制定中的痛点问题转化为研究课题，例如边境冲突预警、海外利益保护等现实需求。其次，推动学术机构与政府部门联合设立“政策实验室”，将研究报告转化为决策工具包，开发基于情景模拟的外交预案生成系统，实现学术成果向政策行动的快速转化。最后，改革学术评价体系，在成果考核中增加政策影响力指标，鼓励学者参与智库报告撰写、国际谈判咨询等实践性工作，而非仅以论文发表为评价标准。

区域国别学若脱离“为国服务”的初心，便易沦为学术圈内的自我满足。唯有始终以国家战略需求为锚点，以核心利益为红线，以话语权提升为目标，才能实现学术价值与国家使命的统一。这一过程需要学界摒弃短视功利，构建长效机制，使区域国别学真正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智慧引擎”，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中国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与行动指南。

二、注重学科传承：避免重复建设与人才断层

当前学科建设需警惕“另起炉灶”的倾向，即过度追求新方向或热点领域而忽视既有学科积累的短视行为。许多高校在国际关系、区域经济研究等领域已形成深厚的研究传统与成果体系，这些积累是学科发展的根基，各个学科的学术进展正是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进步的智识动力。若盲目推倒重来，不仅造成资源浪费与重复劳动，更可能导致学术脉络断裂、研究质量碎片化。张蕴岭教授提出，区域国别学学科是系统化构建，不是拼盘式组合，需要用创新的方式整合现有教学研究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和布局，构建学科发展方案。学科创新应在继承中推进，通过整合既有资源、优化研究方法，实现“老树新枝”的可持续发展。

人才传承是学科连续性的核心保障。学科带头人退休或流动可能导致研究断层的问题，凸显了梯队建设的紧迫性，建立“老中青”三代衔接的培养机制至关重要。为适应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需精心构思符合新形势需求的人才培养战略蓝图，构建一支具有跨学科、多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研究视野，彰显蓬勃活力、兼具传承底蕴与创新精神的队伍，实现区域国别学学科在知识生产、智库服务和对外交流等多维度功能的全面跃升与深度拓展。具体而言，可通过“双导师制”实现代际知识传递，即资深学者与中青年骨干共同指导青年研究者，既传承经验又激发创新。例如，要求青年教师在承担课题时，必须与退休教授组成联合团队，确保研究方法与学术传统的延续。

此外，需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如定期举办跨代际学术沙龙、建立共享数据库，能够促进隐性知识的流动与积累。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定期举办的可持续、跨学科、跨代际的“天下论坛”“博雅工作坊”“新芽沙龙”“名家沙龙”等活动为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学术创新与政策咨询提供了重要支撑。全国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简称“高盟”）通过举办年度沙龙、区域国别学年度颁奖典礼、研究成果展、承办《中国区域国别学年鉴》编撰与发布等，构建了一套可操作的跨代际交流和共享机制，发挥了学术共同体在战略思维和顶层设计上的建设性作用。

学术共同体的制度化设计是避免断层的关键。建议高校设立“学科传承基金”，专项支持资深学者整理学术成果、录制口述史，并将这些资源数字化归档。同时应完善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梯队培养的学者在职称评定、资源分配上给予倾斜。例如，将“培养青年学者数量”纳入学科带头人的绩效考核，可以有效推动知识代际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传承并非简单复制，而需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鼓励创新。区域国别学的形成是通过融会贯通各学科现有的知识，在现有学科各自边界之外生长出新的知识点并发展形成新的知识体系。青年学者应在掌握核心理论框架后，结合新技术、新方法拓展研究边界。例如，将大数据分析引入传统区域经济研究，或在安全研究中融入气候变化等非传统议题。

总之，学科建设需在守正与创新间寻求平衡。警惕“另起炉灶”不是否定变革，而是强调以既有积淀为跳板实现跃升；人才传承亦非固守成规，而是通过代际协作激发学科活力。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研究断层，确保学术脉络生生不息，为国家战略需求提供持久智力支持。

三、强化有组织科研：构建多学科协同研究范式

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综合性特征，要求研究者必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构建跨学科的研究体系。其研究任务是把原本分开的各学科知识领域打通，系统探究区域、国别的历史与现状，揭示其中的发展规律和未来走向，形成交叉与统合的知识体系，为我国深刻了解世界提供学术指引。唯有通过跨学科“会诊”，整合多元学科的观点与方法，才能形成对区域国别问题的全面、深入且准确的判断。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格局中，学科分化日益精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学科内部的深入发展，但也导致了学科之间的隔阂逐渐加深，极大限制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应有的整体性不应被学科特殊性划分，约翰斯顿认为：“把知识分解为各种学科是人为的，且在某种程度上是武断的。”以中美关系为例，经济学者侧重于分析两国的贸易往来、产业竞争等经济层面的问题，安全学者则聚焦于军事战略、地缘政治等安全领域的博弈，文化学者关注的是文化差异、价值观冲突等文化维度的互动。然而，中美关系作为一个复杂的国际关系体系，其发展演变受到经济、安全、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无法全面涵盖其复杂性。区域国别学需对所涉及的不同学科知识进行融汇统合，只有将经济、安全、文化等多学科视角相结合，才能深入剖析中美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

因此，建立常态化的跨学科协同机制显得尤为迫切。首先，应开展问题导向的联合攻关。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某区域安全议题为例，组织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调研。政治学者可以从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理论等角度，分析该区域的安全格局与政治风险；经济学者则可以研究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态势、贸易结构以及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程度，探讨经济因素对安全形势的影响；语言学者则能够通过语言文化研究，揭示当地社会的文化心理、民族矛盾以及舆论倾向，为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文化层面的参考。同时，应继续加强搭建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国际会议、期刊与教材数据库），通过多学科的协同合作，使传统的“聚焦领域之学”与新兴的“聚焦地域国别之学”两大知识领域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从不同维度对该区域安全议题进行全面剖析，避免单一学科视角所带来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其次，需要在成果整合方面进行方法论创新。开发跨学科分析模型，兼容不同学科的理论工具与数据资源。当前，各学科之间存在着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这使得跨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经济学研究中常用的计量模型，与政治学中的案例分析方法在逻辑与操作上存在较大差异；而语言学中的文本分析方法，又与上述两者的侧重点不同。因此，开发一种跨学科分析模型，能够将不同学科的理论工具与数据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一个综合的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各学科的研究成果不再是孤立的、碎片化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印证的有机整体。例如，可以构建一个包含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综合评估模型，通过设定不同的权重，将各学科的研究数据与结论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得出对该区域安全议题的全面评估结果。这种跨学科分析模型的开发，不仅能够提高研究效率，还能够提升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总之，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协同是应对复杂国际问题的必然选择。“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本质就是协同基础上的创新、合作基础上的共赢。”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开展问题导向的联合攻关，以及成果整合的方法论创新，能够为区域国别学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区域国别学的深入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还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参考。

四、秉持务实精神：拒绝投机取巧的学术浮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出真知，实践长真才”，揭示了实践在区域国别学知识生成与能力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钱乘旦教授用“实用、实践、实证”三词归纳区域国别学的路径设计。区域国别学是实践之学，是在对各国各区域长期深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其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决定了研究过程必须建立在扎实资料、持续观察与严密论证之上，以确保研究成果的深度与准确性。然而，当前部分研究存在“数据拼凑”“趋势臆断”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研究的质量，也削弱了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区域国别学的复杂性在于其研究对象涵盖各国各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层面的要素，这些要素相互交织，形成了高度关联的复杂系统。在此背景下，单一文献资料往往难以全面揭示研究对象的整体运行规律。因此，研究者必须深入对象国的基层，通过实地调研来获取第一手资料。只有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才能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深入、准确的分析和研究。姜景奎教授认为：“精通当地语言、深耕当地社会是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刘鸿武教授认为研究者在对象国里要有“一线体验、一流资料、一流人脉”，融入研究对象之中，通过内外观察和多元思维的视角，实现“多角度理解”的目的。刘鸿武团队扎根非洲数十年，通过长期的实地调研和动态跟踪，直接观察和体验当地的社会生活，与当地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获取真实、生动的信息，深入了解非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国对非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田野调查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理念，为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田野调查不仅是获取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手段，更是理解对象国社会文化背景的关键途径。通过田野调查可以产出“关于某个特定区域国别的深度知识”，从而获得作为“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的基石”的“跨文化理解”。若不知道对象国的“人”和“文”，如何真的看懂它那个“国”？《菊与刀》《美国与中国》等作品体现了区域国别研究中通过深入实地研究获取的“我者”对“他者”的研究优势。本尼迪克特认为，若想研究他国或地区，就要对其“习惯和成见进行系统的有质量的研究”，从而理解其“先入之见”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在研究非洲某国的经济发展时，通过实地调研，研究者应深入了解当地企业的运营状况、市场的供需关系、劳动力的素质与需求等，并参透其“重关系、轻契约”的交易习惯、传统集市与电商平台并存的消费偏好，以及家庭优先的职业选择倾向，从而为制定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提供依据。此外，田野调查还能够帮助研究者发现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推动区域国别学在方法与理论层面的创新与发展。

然而，实地调研与长期跟踪并非易事。它不仅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研究经验，还需要研究者具备坚韧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感。在实地调研过程中，研究者可能会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如语言障碍、文化差异、安全风险等。因此，研究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长期跟踪也需要研究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研究对象进行持续的观察和分析。这不仅需要研究者的耐心和毅力，还需要研究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思维。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区域国别学旨在培养“语言通、国家通、领域通”的复合型人才，以培养学生的“政治定力、语言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为核心，使其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开展高质量研究并参与国际对话。

为了克服当前区域国别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倡导“田野出真知”，鼓励更多研究人才深入对象国基层，开展实地调研和长期跟踪。同时，学术界也应为研究人才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如提供田野调查的经费支持、建立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等。通过这些措施，能够促进区域国别学的深入发展，提高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五、聚焦短板突破：加强薄弱领域研究布局

在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宗教与文化常被视为“软学科”，但其对国家间互信与合作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是国家与社会运行的深层规范体系，不仅塑造了国家与民族的身份认同，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间的交往模式与合作意愿。亨廷顿认为，冷战后文化差异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区分维度，文明成为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关键，由宗教、语言、历史认同等深层文化因素决定。不考虑宗教文化背景的研究容易造成误判，影响信任建立与政策落地。同时，宗教文化本身并非安全威胁的直接来源，而一旦其与政治、经济等因素结合，极易引发安全风险。 宗教信仰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个人行为与社会规范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宗教信仰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寄托，更是社会凝聚力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都信仰宗教，宗教深深地融入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中。在中东地区，伊斯兰教的教义与习俗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生活、法律制度以及政治决策。在印度种姓制度日益隐化的今天，上到“种姓特留权”、下到婚丧礼仪仍是种姓制度活跃的体现。区域国别研究者需设身处地理解对象国处境、思考方式和价值观，以平视的态度走进对象国历史文化与社会语境，才能实现深入的理解和客观的解读。对于外来投资者而言，若未能充分了解并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就可能在项目推进过程中遭遇诸多障碍。文化习俗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在跨文化合作中，对文化习俗的忽视往往会导致合作项目的失败。此前由于不了解非洲社会结构，出海企业常常难以处理与当地政府、部落、宗教等多元主体的复杂关系，与一方签署的协议常因与另一方的冲突陷入搁浅。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需从教育课程优化与研究维度拓展两个层面入手。首先，在教育领域，应增设宗教与区域文化课程，并将其纳入区域国别学的核心课程体系。通过系统的课程设置，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与宗教敏感性，使其能够从多维度理解区域国别问题。课程内容应涵盖宗教信仰的基本教义和文化习俗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宗教文化与社会政治的相互关系等方面。通过理论学习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构建全面的知识体系，提升其在国际交往中的适应能力。其次，在研究领域，应培育跨文化研究团队，吸引宗教学、人类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区域国别研究。宗教与文化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单一学科的研究视角难以全面揭示其内涵与影响。宗教学学者能够深入剖析宗教信仰的教义与实践，揭示宗教对社会行为与政治决策的影响机制；人类学学者则可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文化习俗的多样性与变迁，分析文化差异对国际交往的制约因素。通过跨学科团队的合作研究，能够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多元视角，避免“见政治不见文化”的认知偏差，形成对区域国别问题的全面、深入且准确的理解。

综上所述，宗教与文化虽被视为“软学科”，但其在国际关系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通过增设宗教与区域文化课程，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以及培育跨文化研究团队，整合多学科视角，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文化适应能力与研究水平，为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六、 结 语

新时代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需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核心，通过跨学科协同、田野深耕与文化研究深化，构建兼具本土特色与全球视野的学术体系。学科发展应避免重复建设与人才断层，强化代际传承与制度创新，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外交实践的有效工具。面对全球化转型中的宗教、文化等非传统挑战，需突破“重硬轻软”的研究惯性，培育跨文化研究能力，提升国际交往中的文化适应力。未来，区域国别学应持续平衡守正与创新，既扎根中国实践提炼理论范式，又以开放姿态参与全球知识生产，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持久动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学术智慧。

本文发表于《区域国别学理论与实践》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