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成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马宋若文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博士研究生

鲁传颖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
　　才悦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在特朗普2.0时期进入新阶段，双方的互动将会对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领域。 美国人工智能政策从特朗普1.0时期，经由拜登政府时期，再到特朗普2.0时期，展现出明显的演变轨迹。

作为科技创新的第一要素，科技人才的战略价值在大国竞争中日益凸显。本文从人才流动的“排他性限制”和人才培养的“内生性强化”两个维度，考察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的变化，认为其呈现出发展逻辑与安全逻辑交织的复杂形态。美国一方面通过收紧签证与移民政策，限制对华科技人才流动与科研合作，借助联盟机制重塑国际人才网络，推动科技人才流动机制朝着更具排他性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强化本土科技人才培养，推动“科研安全”管理常态化，重塑科研生态，力图增强科技人才供给的自主性与战略韧性。美国科技人才政策的重塑加剧了中美科技交流收缩、科研合作成本上升和科技竞争的零和化倾向，促使关键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网络的阵营化趋势加剧。未来一段时期内，中美科技关系将呈现“有边界的开放”特征，中国需在增强本土人才培养能力的同时，保持开放合作取向，提升自身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制度吸引力与战略主动性。

8月10日，美国国会多名议员分别致函OpenAI和Anthropic，要求两家公司就近期AI智能体在安全测试中突破隔离、进入外部系统的事件作出说明，并追问相关安全机制能否应对能力越来越强的前沿模型。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表示国会试图把人工智能（AI）产业“监管到关门”。这两条新闻恰好揭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一个核心矛盾：AI能力正在高速扩张，但谁有权决定它如何发展、在哪里使用、什么风险可以接受，答案却越来越模糊。

此次美以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令全球石油市场经历巨大波动，引发世界各国对海上通道安全的担忧，但全球海上战略咽喉整体上仍保持稳定与安全，无需因为当前态势过度放大其他通道可能面临的风险威胁。

技术右翼兴起是近年美国政治变迁的重要现象。技术右翼秉持技术至上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技术民族主义等观念，主张依靠技术手段重塑政府治理模式，巩固美国技术领导地位并为自身谋利。美国政府与科技企业的利益博弈、美国政治极化、两党政策的差异，是技术右翼谋求更多介入政治的关键因素。通过助力政党竞选、担任政府要职、运用新兴技术和传播手段等多种方式，技术右翼日益渗入美国政治深层运作，冲击政党选民联盟，加剧美国政治极化，影响美国政治议程，并塑造美国科技战略与政策。技术右翼对政治的介入面临诸多制约，包括精英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分歧、商业逻辑与安全逻辑的错位、改革倾向与体制惯性的冲突，技术右翼的政治介入成效及其与共和党的联盟前景面临挑战。技术右翼兴起标志着美国政党、政府与科技精英互动模式的深刻变化，其影响和走向值得持续关注。

近年来，跨大西洋同盟关系遭受强烈冲击。现任美国政府在强化“美国优先”的同时，要求欧洲承担更多安全责任，并在贸易、科技等领域持续对欧施压；欧洲则在维持同盟合作的同时，加快推进战略自主和防务能力建设。双方围绕防务分担、经贸规则、技术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分歧日益突出。深入分析跨大西洋同盟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当前裂痕的深层根源、未来前景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对于准确把握百年变局和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指出，2026年7月12日是菲律宾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 出台十周年。十年来, 国际社会对这场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域外势力暗中操弄的仲裁的争议从未停止。这场仲裁从一开始就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原则,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所谓“仲裁”的立场明确且一贯, 即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 坚持裁决是无效的, 没有拘束力, 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影响。中国这一立场有着充分的法理和历史依据，也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正义力量的理解和支持。菲律宾“南海仲裁案裁决”过去十年了，但美西方并未放弃操弄此案，仍继续以此为抓手否定中国在南海合法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主张，并通过煽动外交战、法理战和舆论战，组建各种遏华小多边机制，企图实质性地限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力量存在和投送能力。对此，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和较量的准备。

今年3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办年度国际论坛，原新加坡驻美国大使陈庆珠女士在会上讲的一番话令我印象深刻，我也基本赞同。她说，“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终结了，但“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尚未到来。尽管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我倾向于认为，美国在二战后构建、冷战后扩展至全球的制度性霸权体系已然终结，不过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一举一动对世界仍拥有最强的影响力。

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转型及利益分配的重大变化共同塑造着美国两党选民结构，进而推动着美国政党政治的重组。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重塑美国的产业结构与社会利益分配。新兴技术阶层和蓝领、回应。共和党坚持保守派立场、推进经济民粹主义与价值观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不断吸纳新兴技术阶层、维持并扩展着更多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

海洋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体系的重要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依托压倒性的海上力量优势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将控制海洋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大战略的前提。然而，随着美国全球海上格局逆转、海上力量对比巨变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美国维持传统海上优势的成本与难度显著上升，海上战略理念与力量运用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为此，美国通过向盟友转嫁成本，强化水下与无人体系、振兴海洋基础设施及制造业等方式，试图在全球重点海域维系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

近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在意大利地缘政治期刊Limes（2026年第1期）发表题为《Come la Cina navigherà la rivoluzione mondiale》（《中国将如何应对世界变革》）的文章。作为本期专题“Rivoluzione in Corso（正在发生的变革）”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从中国学者视角阐释国际秩序变革背景下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与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文章共同构成本期关于国际秩序演变的专题讨论。

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套能够准确理解世界、清晰阐释中国、有效引领未来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承载着“大国之学、强国之需”的时代重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服务国家战略的应用型、基础性、交叉类学科，主张“博观”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领域，“约取”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促进对研究对象的深度化、系统化理解。近年来，区域国别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既实现了从分散的国别区域研究到系统的一级学科的突破，

“东盟+”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深刻影响着中国、亚太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近年来，该结构呈现出动态演化与潜在失序的双重特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曦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撰文分析这一现象，将其类比为自然科学中的“旋涡”，深入阐释了“旋涡”的形成、演化机理及失稳的归因。

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深刻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东南亚研究从西方垄断向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共存的态势演进。当下的东南亚处于大国博弈前沿,在政治、经济、贸易、产业链等领域的地位日益凸显,东南亚研究对全球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的区域性知识层面,为理解世界、地区和国家的变迁提供重要视角。

特朗普开启新任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给大国关系和世界局势带来重要影响。美欧俄关系转向自主竞争的三方博弈模式。顾炜研究员的论文在搭建韧性博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关系韧性维度探讨了美欧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和未来前景。该文初稿曾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第24期战略清析论坛上阐述，参加与谈的宋博、康杰、陈宇、石靖等学者和到场参与活动的师生共同推动了议题的深入讨论。中心公众号转发此文，以飨读者。

冷战结束后，中美欧关系逐步演变为影响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三边关系，呈现非对称性、联动性与阶段性特征。其结构经历了以接触与合作为主的整合阶段、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调整阶段，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化背景下的重组阶段。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的“交易主义”趋于制度化，通过经贸、科技与投资等政策工具重塑中美欧三边互动的政策与行为空间，欧洲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政策边界随之收缩，三边关系联动性和复杂性显著上升。从演进逻辑看，制度性竞争、安全逻辑外溢与价值叙事分化等中介机制，推动中美欧关系由事务性合作向结构性博弈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欧关系难以回归以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但尚未形成固化的阵营化对立结构，更可能围绕中美战略博弈主轴展开，在不同议题领域呈现不对称博弈、不均衡互动与有限协调并存的复杂演进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运筹中美关系、深化中欧务实合作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维持三边关系稳定并增强其韧性。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军事安全机构、国会与防务承包商三者互动形成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大国竞争回归、地缘冲突加剧与军事技术变革的叠加作用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经历新一轮重塑历程。一方面,俄乌冲突等因素推高了相关方对美制武器和军事援助的需求,暴露了美国军工生产体系的短板,促使美国愈加重视重振国防工业基础,从而为军工复合体的扩张提供了产业支持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在军事智能化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公司等新兴防务技术企业及其背后的科技精英加快融入军工体系步伐,推动军工复合体发生结构性重塑。随着 “武士精神”重回硅谷,新兴防务企业力图围绕智能化战争形态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依托资本实力、技术优势与媒体平台资源,新兴防务技术企业在议题塑造、选举动员等方面的影响力日渐上升

政治规范是基于政治道德、符合群体预期并受到一定约束的“非正式”政治行为准则。特朗普第二任期虽未改变美国宪政或政治架构，但已对政治规范构成了广泛且严重的冲击。特朗普以破坏或分解的方式同步冲击了美国政治的结构性规范和呈现性规范。政治规范遭遇如此冲击的原因包括美国民众对政治的持续不信任、党争极化加剧、特朗普个人对规范的漠视及其再次当选得到较大民意授权的推动等。这些冲击可能导致美国政经社会失序、民主党“以牙还牙”接续冲击规范、刺激美国民众极端行为以及为美国外部秩序带不确定性等潜在影响。特朗普的这些冲击以“重构行政国”扩权、以“国家武器化”实现特定利益并形成了“酋长式总统”的分裂新叙事，重塑着美国政治规范以及政治走向。

[内容提要]美国科工复合体的本质是一种以国家安全为牵引、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技术-政治权力结构。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兴起源于国家力量、科技资本和安全逻辑的深度融合,体现了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政府部门将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纳入国家安全框架;风险资本与产业巨头加速技术变革;政策制定者通过“旋转门”实现政府与企业精英的高频互动,双方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形成资本和政策的共振效应。作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选择,科工复合体推动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制度层面,这一新型治理架构或将演化为长期的科技治理机制,但也难以规避政策更迭带来的战略转向、市场波动引发的产业风险,以及公众对伦理和公平的监督压力。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兴起或将成为推动“科技冷战”格局的重要变量,其发展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未来的全球治理秩序。

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却面临多重危机的复合型挑战。作为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机制化平台，联合国在推进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