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转型及利益分配的重大变化共同塑造着美国两党选民结构，进而推动着美国政党政治的重组。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重塑美国的产业结构与社会利益分配。新兴技术阶层和蓝领、回应。共和党坚持保守派立场、推进经济民粹主义与价值观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不断吸纳新兴技术阶层、维持并扩展着更多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

海洋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体系的重要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依托压倒性的海上力量优势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将控制海洋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大战略的前提。然而，随着美国全球海上格局逆转、海上力量对比巨变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美国维持传统海上优势的成本与难度显著上升，海上战略理念与力量运用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为此，美国通过向盟友转嫁成本，强化水下与无人体系、振兴海洋基础设施及制造业等方式，试图在全球重点海域维系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主任胡波在《外交评论》撰文，考察美国海上战略由追求绝对优势向接受海上均势与战略拒止转变的过程，分析推动这一调整的结构性因素及其战略逻辑。从长周期来看，这一转变有利于缓解其与中国等大国的地缘政治矛盾，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但短期来看，可能会加剧热点海域的局势动荡。

原文来源：《外交评论》2026年第3期

近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在意大利地缘政治期刊Limes（2026年第1期）发表题为《Come la Cina navigherà la rivoluzione mondiale》（《中国将如何应对世界变革》）的文章。作为本期专题“Rivoluzione in Corso（正在发生的变革）”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从中国学者视角阐释国际秩序变革背景下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与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文章共同构成本期关于国际秩序演变的专题讨论。

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套能够准确理解世界、清晰阐释中国、有效引领未来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承载着“大国之学、强国之需”的时代重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服务国家战略的应用型、基础性、交叉类学科，主张“博观”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领域，“约取”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促进对研究对象的深度化、系统化理解。近年来，区域国别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既实现了从分散的国别区域研究到系统的一级学科的突破，

“东盟+”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深刻影响着中国、亚太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近年来，该结构呈现出动态演化与潜在失序的双重特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曦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撰文分析这一现象，将其类比为自然科学中的“旋涡”，深入阐释了“旋涡”的形成、演化机理及失稳的归因。

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深刻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东南亚研究从西方垄断向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共存的态势演进。当下的东南亚处于大国博弈前沿,在政治、经济、贸易、产业链等领域的地位日益凸显,东南亚研究对全球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的区域性知识层面,为理解世界、地区和国家的变迁提供重要视角。

特朗普开启新任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给大国关系和世界局势带来重要影响。美欧俄关系转向自主竞争的三方博弈模式。顾炜研究员的论文在搭建韧性博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关系韧性维度探讨了美欧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和未来前景。该文初稿曾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第24期战略清析论坛上阐述，参加与谈的宋博、康杰、陈宇、石靖等学者和到场参与活动的师生共同推动了议题的深入讨论。中心公众号转发此文，以飨读者。

冷战结束后，中美欧关系逐步演变为影响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三边关系，呈现非对称性、联动性与阶段性特征。其结构经历了以接触与合作为主的整合阶段、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调整阶段，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化背景下的重组阶段。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的“交易主义”趋于制度化，通过经贸、科技与投资等政策工具重塑中美欧三边互动的政策与行为空间，欧洲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政策边界随之收缩，三边关系联动性和复杂性显著上升。从演进逻辑看，制度性竞争、安全逻辑外溢与价值叙事分化等中介机制，推动中美欧关系由事务性合作向结构性博弈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欧关系难以回归以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但尚未形成固化的阵营化对立结构，更可能围绕中美战略博弈主轴展开，在不同议题领域呈现不对称博弈、不均衡互动与有限协调并存的复杂演进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运筹中美关系、深化中欧务实合作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维持三边关系稳定并增强其韧性。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军事安全机构、国会与防务承包商三者互动形成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大国竞争回归、地缘冲突加剧与军事技术变革的叠加作用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经历新一轮重塑历程。一方面,俄乌冲突等因素推高了相关方对美制武器和军事援助的需求,暴露了美国军工生产体系的短板,促使美国愈加重视重振国防工业基础,从而为军工复合体的扩张提供了产业支持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在军事智能化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公司等新兴防务技术企业及其背后的科技精英加快融入军工体系步伐,推动军工复合体发生结构性重塑。随着 “武士精神”重回硅谷,新兴防务企业力图围绕智能化战争形态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依托资本实力、技术优势与媒体平台资源,新兴防务技术企业在议题塑造、选举动员等方面的影响力日渐上升

政治规范是基于政治道德、符合群体预期并受到一定约束的“非正式”政治行为准则。特朗普第二任期虽未改变美国宪政或政治架构，但已对政治规范构成了广泛且严重的冲击。特朗普以破坏或分解的方式同步冲击了美国政治的结构性规范和呈现性规范。政治规范遭遇如此冲击的原因包括美国民众对政治的持续不信任、党争极化加剧、特朗普个人对规范的漠视及其再次当选得到较大民意授权的推动等。这些冲击可能导致美国政经社会失序、民主党“以牙还牙”接续冲击规范、刺激美国民众极端行为以及为美国外部秩序带不确定性等潜在影响。特朗普的这些冲击以“重构行政国”扩权、以“国家武器化”实现特定利益并形成了“酋长式总统”的分裂新叙事，重塑着美国政治规范以及政治走向。

[内容提要]美国科工复合体的本质是一种以国家安全为牵引、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技术-政治权力结构。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兴起源于国家力量、科技资本和安全逻辑的深度融合,体现了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政府部门将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纳入国家安全框架;风险资本与产业巨头加速技术变革;政策制定者通过“旋转门”实现政府与企业精英的高频互动,双方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形成资本和政策的共振效应。作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选择,科工复合体推动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制度层面,这一新型治理架构或将演化为长期的科技治理机制,但也难以规避政策更迭带来的战略转向、市场波动引发的产业风险,以及公众对伦理和公平的监督压力。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兴起或将成为推动“科技冷战”格局的重要变量,其发展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未来的全球治理秩序。

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却面临多重危机的复合型挑战。作为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机制化平台，联合国在推进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自2019 年以来，北约着力制定新兴颠覆性技术战略，旨在将技术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保障北约盟友在新兴技术方面的技术优势和绝对领先地位，从而形成面向潜在对手的战略威慑和遏制能力。

突破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制约困境，实现共同的振兴与发展，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使命。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东盟在突破困境的道路上实现长足发展，并致力于更高层级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当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发展面临新的系统性时代困境，包括全球性挑战突出、美国对华体系性战略竞争加剧、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仍需优化升级等诸多因素。在复杂竞合关系背景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突破这一困境的新使命，就是尝试构建中国—东盟—美国包容性地区秩序。

亟须从加大安全投入、健全监管制度、鼓励自我规制、加强国际治理合作等方面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更好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挑战。

随着美日联手构建 “印太” 盟伴体系, 阵营对抗的风险进一步上升, 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治理架构将受到更多冲击, 一些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的压力趋于增强, 管控中日博弈也变得更为复杂。

说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世界是一回事，如何实现它则是另一回事。其中的代价非常高昂。

在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要创新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中国经济向更高效、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业发展机遇；推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加强法治保障；加大人才培养与国际科技合作力度，通过系统的教育改革、产学研合作、国际交流以及激励政策的完善，不断优化人才培养环境，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长期的人才支持。

为了应对数字技术治理的挑战，国际社会需要从治理层面提出更加有效的应对方案。

区域国别学研究要满足国家需求，区域国别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创新、融合、嫁接和交叉是学者们的共识。

美国的“零和式”战略协调名义上致力于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实际上威胁的是亚太国家长期实践所构造的地区多边主义秩序，导致亚太地区陷入“繁而不荣”的失序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