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有机贯通和协同推进内部发展诉求、外部环境塑造与国际责任履行的内外统筹模式。内外统筹是中国长期坚持和贯彻的长治久安之道。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内外统筹模式更趋成熟和完善，并且形成了稳定、有效、可持续的运行机制。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新形势下内外统筹模式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创新实践和发展，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鲜明标识，与内外统筹模式形成互构关系。未来我们要继续坚持内外统筹战略导向，稳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中国贡献。

海洋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体系的重要支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长期依托压倒性的海上力量优势维系其全球领导地位，并将控制海洋视为国家安全战略和大战略的前提。然而，随着美国全球海上格局逆转、海上力量对比巨变和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美国维持传统海上优势的成本与难度显著上升，海上战略理念与力量运用方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为此，美国通过向盟友转嫁成本，强化水下与无人体系、振兴海洋基础设施及制造业等方式，试图在全球重点海域维系对美国有利的力量平衡。

近期，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昊在意大利地缘政治期刊Limes（2026年第1期）发表题为《Come la Cina navigherà la rivoluzione mondiale》（《中国将如何应对世界变革》）的文章。作为本期专题“Rivoluzione in Corso（正在发生的变革）”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从中国学者视角阐释国际秩序变革背景下对世界形势的观察和思考，与来自欧洲、美国、俄罗斯等国学者的文章共同构成本期关于国际秩序演变的专题讨论。

在全球力量格局深刻调整、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套能够准确理解世界、清晰阐释中国、有效引领未来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承载着“大国之学、强国之需”的时代重任，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发展机遇。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服务国家战略的应用型、基础性、交叉类学科，主张“博观”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人文、地理、资源等领域，“约取”具体问题、现实问题，促进对研究对象的深度化、系统化理解。近年来，区域国别学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既实现了从分散的国别区域研究到系统的一级学科的突破，

“东盟+”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深刻影响着中国、亚太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近年来，该结构呈现出动态演化与潜在失序的双重特征。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曦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撰文分析这一现象，将其类比为自然科学中的“旋涡”，深入阐释了“旋涡”的形成、演化机理及失稳的归因。

在百年大变局背景下,国际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深刻重塑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东南亚研究从西方垄断向多元知识生产主体共存的态势演进。当下的东南亚处于大国博弈前沿,在政治、经济、贸易、产业链等领域的地位日益凸显,东南亚研究对全球的重要性已超越单纯的区域性知识层面,为理解世界、地区和国家的变迁提供重要视角。

特朗普开启新任期以来，美国的对外政策给大国关系和世界局势带来重要影响。美欧俄关系转向自主竞争的三方博弈模式。顾炜研究员的论文在搭建韧性博弈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从关系韧性维度探讨了美欧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和未来前景。该文初稿曾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办的第24期战略清析论坛上阐述，参加与谈的宋博、康杰、陈宇、石靖等学者和到场参与活动的师生共同推动了议题的深入讨论。中心公众号转发此文，以飨读者。

冷战结束后，中美欧关系逐步演变为影响国际体系运行的重要三边关系，呈现非对称性、联动性与阶段性特征。其结构经历了以接触与合作为主的整合阶段、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调整阶段，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强化背景下的重组阶段。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美国的“交易主义”趋于制度化，通过经贸、科技与投资等政策工具重塑中美欧三边互动的政策与行为空间，欧洲在安全依赖与战略自主之间的政策边界随之收缩，三边关系联动性和复杂性显著上升。从演进逻辑看，制度性竞争、安全逻辑外溢与价值叙事分化等中介机制，推动中美欧关系由事务性合作向结构性博弈转变。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欧关系难以回归以合作为主导的模式，但尚未形成固化的阵营化对立结构，更可能围绕中美战略博弈主轴展开，在不同议题领域呈现不对称博弈、不均衡互动与有限协调并存的复杂演进态势。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运筹中美关系、深化中欧务实合作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有助于维持三边关系稳定并增强其韧性。

军工复合体是美国军事安全机构、国会与防务承包商三者互动形成的利益集团,在美国国家安全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大国竞争回归、地缘冲突加剧与军事技术变革的叠加作用下,美国军工复合体正经历新一轮重塑历程。一方面,俄乌冲突等因素推高了相关方对美制武器和军事援助的需求,暴露了美国军工生产体系的短板,促使美国愈加重视重振国防工业基础,从而为军工复合体的扩张提供了产业支持和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在军事智能化发展需求的推动下,帕兰蒂尔公司等新兴防务技术企业及其背后的科技精英加快融入军工体系步伐,推动军工复合体发生结构性重塑。随着 “武士精神”重回硅谷,新兴防务企业力图围绕智能化战争形态强化美国的军事优势。依托资本实力、技术优势与媒体平台资源,新兴防务技术企业在议题塑造、选举动员等方面的影响力日渐上升

政治规范是基于政治道德、符合群体预期并受到一定约束的“非正式”政治行为准则。特朗普第二任期虽未改变美国宪政或政治架构，但已对政治规范构成了广泛且严重的冲击。特朗普以破坏或分解的方式同步冲击了美国政治的结构性规范和呈现性规范。政治规范遭遇如此冲击的原因包括美国民众对政治的持续不信任、党争极化加剧、特朗普个人对规范的漠视及其再次当选得到较大民意授权的推动等。这些冲击可能导致美国政经社会失序、民主党“以牙还牙”接续冲击规范、刺激美国民众极端行为以及为美国外部秩序带不确定性等潜在影响。特朗普的这些冲击以“重构行政国”扩权、以“国家武器化”实现特定利益并形成了“酋长式总统”的分裂新叙事，重塑着美国政治规范以及政治走向。

[内容提要]美国科工复合体的本质是一种以国家安全为牵引、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技术-政治权力结构。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兴起源于国家力量、科技资本和安全逻辑的深度融合,体现了资本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政府部门将人工智能、半导体、量子计算等关键技术纳入国家安全框架;风险资本与产业巨头加速技术变革;政策制定者通过“旋转门”实现政府与企业精英的高频互动,双方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形成资本和政策的共振效应。作为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选择,科工复合体推动了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在制度层面,这一新型治理架构或将演化为长期的科技治理机制,但也难以规避政策更迭带来的战略转向、市场波动引发的产业风险,以及公众对伦理和公平的监督压力。美国科工复合体的兴起或将成为推动“科技冷战”格局的重要变量,其发展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未来的全球治理秩序。

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文明在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却面临多重危机的复合型挑战。作为最具普遍性和权威性的国际机制化平台，联合国在推进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