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介绍

Zhuoran Cao

Huanzhang Wu

Mihir Khambete

Carolina Ranfagni

Q&A

      疫情给予了我们所有人沉重一击，我们一方面只能呆在家里为武汉和全世界的朋友感到忧心，另一方面又很想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我和朋友注意到，由于疫情爆发，很多初中生、高中生的学习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作为大学生的我们恰巧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因此，我们发起了一个名为Desk4us的非盈利项目，提供免费的线上学习辅导和心理疏导。我们成功招募了10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并为600多个家庭提供了帮助。通过这次活动，我发现自己的角色渐渐从接受帮助的人转变为了给予帮助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疫情给我带来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经历，使我更加关心他人的生活。

       迄今为止，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而这种变化正在趋于常态化。疫情带来最显著的变化是，我们提前结束了本学期的线下学习，这是在疫情爆发之初根本没有预料到的。社交方面，疫情也造成了很大影响，例如我们现在不能面对面交流，而只能通过zoom云见面、云上课。

这场疫情让我意识到了人类强大的适应能力。我记得六年级的时候，猪流感爆发，我们只能提前停学进入假期。但现在遇到疫情，我们就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在线上继续上学了。在过去，公共卫生危机必然会导致教育和社交的停滞，但现在，技术发展使得疫情之下人们保持联系成为可能。另外，这次危机也让我更加重视疫情期间的社交隔离与自我保护。

       我曾经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份报告，其中显示，如果我们当初不实行限制措施，感染人数很可能会达到现在的五倍以上。这说明我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我认为这启发了我们，未来在应对此类公共卫生问题时，应当加强监控，发展技术，完善“就地避难”（Shelter-in-Place）政策，即时监控，否则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让危机重演。在未来，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公众健康问题，尤其是更加关注疫苗的研发与疫病接触者的追踪。

我对德国和阿根廷的情况比较了解。我刚离开美国抵达德国的时候，德国的感染人数比大部分国家都要多。我记得当时马萨诸塞州大概有100例，而德国有8000例。不过，尽管当时德国没有“就地避难”政策，也没有发布很多强制命令，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进行社交隔离了。现在，德国有一项很有趣的政策：警察会随机抽查商店，敲门入内，然后对店员进行抗体测试。另外，德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也相对健全。而阿根廷方面，在哈佛宣布让我们离校的第二周，政府就实施了“就地避难”政策，直到现在都没有撤销。此外，虽然阿根廷的病例并不多，但政府的航班出境禁令要到8月28日才解除。我觉得，国家选择怎样的防疫政策取决于他们拥有的呼吸机数量、民众保持社交距离所需的成本和该国医疗保健系统的健全程度。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一个国家承担风险的意愿和实施政策的严格度。

中国为了应对这场危机采取了许多手段，尤其在社区一级实行了很多有效的措施，例如在很多小区，安保人员会检测住户的体温和出行记录。但这些措施是否真正发挥作用，取决于实际中的执行情况。比如在我的家乡成都，之前每次进入居民楼之前保安都会查看我手机上的健康码，但几天之后，他们就不再这样仔细地检查了。所以在地方层面，依然存在一些不能有效执行政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

       我认为至少应该公开疫苗的成分，并且确保疫苗的价格让大家都能负担得起。在资金方面，我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为资金不足的国家提供支持，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能用得上疫苗，这些国家在疫情中都遭受了重创，再让他们承受资金的负担是不公平的。另外，既然疫苗与公共卫生息息相关，那么它就应当被视作公共物品。疫苗可以由私人企业生产，但政府和国际组织必须采取措施，确保负担不起费用的国家也能获得疫苗。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国际上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成熟完善的解决方案。从过去的几场公共卫生危机中可以看出，疫苗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博弈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以前学过一个案例，讲的是印度尼西亚以病毒样本为筹码，获取发达国家制药公司所研制的疫苗。事实上，疫苗涉及的因素非常复杂，而绝不仅仅是公共物资的采购和供给。但无疑我们应当呼吁发达国家政府和相关组织推动疫苗的普及，使其成为真正的公共物资。我希望在这个特殊时期，各国政府能够联合起来共同促进疫苗研发和普及。至于如何使得各国均享疫苗，发达国家有足够的能力保障本国疫苗的供给，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采用“强制许可”的方法，直接生产疫苗。

       我们需要思考，在一国之内不同群体接种疫苗的先后顺序。我认为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当首先为病情更加严重的人、老年人和患有基础性疾病的人接种，等到生产能力足够的时候，再为其他人接种。疫苗定价也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我认同Huanzhang之前提到的强制许可的方法，此外，WHO或许可以提供补贴来降低疫苗的价格，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也能买得起疫苗。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将疫苗视作公共物资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有责任为维护公众健康、促进世界和平及推动人类发展贡献力量。此外，从经济的角度讲，使疫苗成为公共物资的成本，要远远低于疫情继续蔓延带来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应该将疫苗列为公共物资，我也很赞同中国有关普及疫苗的承诺。另外，我们还可以让慈善组织介入，帮助分担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面临的费用和负担。

       自冷战以来，提及国家安全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大多是军事问题。而这次疫情则是生物方面的危机与对公共医疗的威胁。在这场危机中，我们会去关心其他国家的情况，会优先考虑如何研发疫苗和药品来缓解危局。由此，国家安全的定义也会有所改变。

        冷战以来，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所有国家都是相互关联的。在这次全球疫情中，没有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们必须相互合作，共同抗疫。这场危机也给了我们一些启发，例如应当优先向低收入、高风险的国家提供疫苗。我想，新冠疫情教会了我们，在全球安全的背景下，应当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国家安全问题，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本国利益。

去年夏天我参加了伯克利的暑校，所以对美国社会有一点了解。而今天的讨论让我对其他国家人们的想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我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合作相较于对抗无疑是更好的选择，也更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中美大学之间有很多存在合作关系的组织，我在哈佛加入的中美关系协会就是这样。我们曾经在哈佛组织会议，在北上广开设暑期课程，也在尝试与更年轻的学生建立联系。至于外交等更高层面，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合作还有一定的进步空间。在世界银行，中美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许多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合作，但在科技、医疗等方面，中美之间的合作还有待优化，这或许是因为，在这些方面，国际环境更倾向于竞争而非合作。

我现在在清华读大二，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中国上学，所以我希望能去其他国家读硕士，之后可能会进入金融和商业领域的私营企业。IMUSE让我对年轻人如何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有了更多的思考。作为一名会计和数据科学专业的学生，我不仅学到了经济学的知识，还领略了数据和数字的精确。我觉得可以将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做一些数据科学或商务分析方面的工作，帮助人们更合理地看待全球经济增长，中美之间也能应用我们专业的知识，来构建更加通畅的沟通桥梁。

       首先我要完成本科的学习，在毕业之前掌握更多专业知识，加强对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的理解，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去国际组织或其分支机构实习，看看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本科毕业后，我计划去英国或者巴黎攻读硕士学位，最好能在巴黎政治学院就读，这所学校的国际公共政策和国际政治方向非常厉害。至于更加长远的计划，我希望能够加入一个大型的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的一个机构，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向联合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刚刚在MIT读完大三，之前曾在生物领域的初创公司研发医疗或生物医学方面的软件。毕业后，我打算去攻读计算机科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硕士。个人认为，软件在医疗和生物医学研究的很多方面都有用武之地。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领域，它有望迅速发展，帮到更多人。除此之外，我还打算继续学习普通话，虽然我不确定最终能否把两个兴趣结合起来，但我肯定会继续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这也算是我长期计划的一部分。

       在哈佛，我读的是经济学，同时我对公共政策也很感兴趣。本科结束后，我希望能继续攻读公共政策、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博士学位。之后我计划进入私企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跨国组织工作。

Podcast登陆平台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