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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观察》99 | 重思“莎拉·佩林现象”与美国身份政治之变

2024-05-06

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99篇文章，以“萨拉·佩林现象”为切入点，首先介绍莎拉·佩林其人，再回溯其2008年大选经历，进而分析未来美国政治生态中身份政治的演变趋势及其可能影响。

本文作者：侯安琪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本文作者：王尧池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

2024年3月5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莉（Nikki Haley）在“超级星期二”中落败于特朗普，并于次日宣布退选。黑莉是特朗普在党内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作为首位赢得共和党初选的女性，她在退选演说中表态：“我让美国民众的心愿被更多人听到。我不后悔。”[1]回顾黑莉的选举历程，这位坚韧的女性政客因其印度裔身份饱受攻击，反映身份议题对美国政治运行渗透之深、影响之广。而理解这一境况不免要回顾身份标签左右大选的关键节点——“萨拉·佩林现象”（The Sarah Palin Phenomenon）。

时间回到2008年，时任阿拉斯加州州长佩林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提名为竞选搭档，由此刮起一股“佩林旋风”。佩林的中产阶级身份与女性标志帮助其赢得话题量，也使其囿于“身份政治”话题的非议。作为华盛顿的局外人，她对政治事务涉猎尚浅，却成为当年大选最大黑马，背后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主义的反感与身份政治之变。

现如今，身份政治已经从边缘群体争取平权的抗争政治，异化成精英表达个性化意见的表演政治，原本作为心理偏向的身份认同逐渐成为政客笼络特定群体的竞选工具。在此环境下，佩林现象可作为观察美国大选历史进路和未来去向的窗口。

反精英政治的一面旗帜：莎拉·佩林其人

（一）佩林前传：“瓦西拉小姐”抑或“阿拉斯加州长”？

1964年，佩林出生于爱达荷州，随后举家迁至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一片“优胜劣汰”的土壤。自幼时起，佩林便练就了卓越的竞争意识与竞争能力。佩林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这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佩林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更塑造其在堕胎、同性恋和特殊儿童问题上的坚定保守立场。高中时，佩林率领女篮校队夺得州冠军。她本人十分重视这段经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追忆：“篮球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一切都是关于设定目标，关于纪律、团队合作与成功。”

大学时期，佩林在校内声名沉寂，却在选美赛场锋芒毕露。她于1984年赢得瓦西拉市小姐大赛，并在阿拉斯加州小姐选美中夺得季军，摘得“最具亲和力”奖项。美貌为她带来荣誉，也催化出女性候选人面临的特殊困境。选美经历既是她非凡魅力的勋章，又沦为反对者口诛笔伐的谈资，使她在大选中广受性别歧视与刻板印象的掣肘。

工作后，在一次训练课中，佩林偶然结识瓦西拉市政界精英，就此踏上仕途。担任市议员期间，她主张削减税收、调查腐败，站稳平民立场，并于1996年成功当选市长，成为共和党着力栽培的“政治新星”。2006年，她高喊“新思路”的口号荣登州长宝座，其反权威的精神、大刀阔斧的反腐以及保护女性的举措受到广泛关注。在2008年大选中，这位独树一帜的传奇女性正式从西北边陲走入政治角逐中心，以其坚韧和锐气成为美国政坛的新鲜血液。[2]

（二）为何是佩林？麦凯恩团队的小算盘

选择佩林是麦凯恩团队在民调大幅落后情况下孤注一掷的决定，是权衡现状后的竞选策略。电影《规则改变》（Game Change）很好地演绎了这一场景：开局遇挫的共和党为赢得选举，需要“争取无党派人士的支持、激起基础选民的热情、和布什政府拉开距离、减少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差距”。[3]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佩林脱颖而出，成为麦凯恩团队的最佳选择。

1.明星效应迎合媒体政治宣传攻势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途径以及政党行动方式面临重塑。媒体作为政客与选民的沟通桥梁，从政党手中接过议程设定的指挥棒。以媒体投放广告为主要路径的政治营销成为政客博弈的焦点。2008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的“媒体宠儿”奥巴马以其俊俏的面容、非凡的谈吐收获巨大新闻曝光率，其所在竞选团队利用媒体，在电子邮件、搜索引擎、网络游戏、社交平台等投放广告，募集大量网络捐款。

相较之下，麦凯恩团队则逊色得多，亟需一个能出风头的“明星”与之匹敌。而佩林作为共和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副总统候选人、一颗初露头角的政坛新星，与媒体宣传口径天然契合，从公布以来瞬间就将媒体目光吸引，成为大选焦点。

2.符合麦凯恩“国家优先”策略

竞选之初，麦凯恩旗帜鲜明地打出国家优先（Country First）的口号，旨在引导选民从国家的视角选出最符合社会利益的总统，试图打破政党或群体性偏好。佩林其中一个儿子即将入伍，驰援伊拉克战场，正是“国家优先”的最好诠释与“美国梦”的典型案例。

此外，佩林出身平民，不仅年岁轻轻，更颇具变革精神，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麦凯恩的短板，与强调自己的年龄优势、建构勇于改革、富有魄力的奥巴马竞选策略直接对冲。同时，女性身份更让她受到支持妇女运动选民的青睐。在接受共和党提名时，佩林自称“冰球妈妈”用以标榜女性身份，不但缓解了选票“性别差”，反而在白人妇女中的支持率反超不少，可谓为麦凯恩团队雪中送炭。[4]

昙花一现：麦凯恩团队的败选

直到共和党党代会前一周，佩林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消息才被透露给媒体。当晚，麦凯恩团队的筹款随即新增400万美元，打破希拉里在俄亥俄州创造的纪录。佩林被视作极具变革精神的反腐女政客，常常与里根相提并论——两者都被认为是信奉保守主义、半路走上仕途的“亲民”典范。麦凯恩和佩林的组合让许多政治冷漠的选民破天荒地走出家门，为他们投票。尽管开局乐观，但佩林最终仍在副总统角逐中折戟沉沙。就个人因素而言，实力不足和行为不妥或是其“好牌烂打”的重要原因。

（一）先天不足：政治素人

坦白而言，佩林确实对政治（尤其是外交）一窍不通。某种程度上这是优点——所谓“Let Sarah Be Sarah”，选民看中的正是她未经官场塑造、敢于为民请命的率真性情，从而与那些老道、圆滑、世故的政客区分开来，赢得选民信任。佩林稳稳地站住中产阶级立场。在副总统辩论中，有一回合围绕金融危机展开，她除了抨击华尔街巨鳄们，更循循善诱，劝说观众要克制消费，一举拉近与选民的心理距离。

然而，不谙世事也是其致命缺陷。在电视访问中，佩林曾语出惊人。当提及对俄政策，她言道从阿拉斯加就能望见俄罗斯。而谈到救市方案、行政机构改革等，她几乎直言不讳，被外界诟病为“花瓶”。此外，基于现实考量，麦凯恩竞选时已然七旬，所以佩林副职转正的可能性也被普遍探讨。无论是政客还是民众，都不能容忍这样一位“无知的”候选人执掌白宫。

（二）选举中期：目空一切

出道即巅峰后，佩林受到大量指责。一方面，佩林确有自己的问题。首先，佩林的仕途存在诸多污点：她公器私用报复前妹夫，解聘其州警职务；其丈夫曾被指控醉酒驾驶，还曾参加阿拉斯加独立党活动等。这都与佩林在竞选中塑造的人设极度不符。其次，佩林红极一时后，不可避免地飘飘然。她面对电视访谈吞吞吐吐，在奢侈品店豪掷千金，不仅损害其平易近人的形象，更引起选民乃至竞选团队顾问的不满，这都为之后的败选埋下伏笔。最后，佩林因亲民形象而炙手可热，却归根到底仍是“政治动物”。阿拉斯加曾计划建设格拉维纳岛桥，但实则通向人烟极其稀少的荒岛，劳而无益，故被戏称为“绝路桥”。佩林因支持造桥而胜选州长，上台后随即否决，被指责出尔反尔。此外，她心存顾忌，在大选时最关心的仍是阿拉斯加州的民调。

另一方面，得益于民主党及左翼政客的“努力”，佩林被过分地抹黑。例如，佩林未成年的大女儿即将奉子成婚的消息被新闻界津津乐道，对家人的中伤严重违背竞选伦理。此外，佩林竞选州长时接受石油公司小额捐款的往事被挖出，其打击贪污的政绩也因此受到质疑。[5]

（三）败选之后：佩林如是说

2008年11月4日上午9时，俄亥俄州的失守几乎宣告了麦凯恩与佩林的落选。经历内心的澎湃与黯沮，佩林不得不踏上归程，寻找新的生活轨道。

2009年7月，佩林出人意料地提前辞去阿拉斯加州州长职务。随后几年，她谢绝主流媒体采访，似乎作势不问世事。[6]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作为美国民粹风暴的引领者之一，她高调亮相2010年田纳西州的茶党第一次全国大会，被不少茶党支持者奉为精神领袖。[7]在之后的政治活动中，佩林也基本维持“共和党最坚定分子”的形象，于2013年共和党大会上炮轰奥巴马与共和党建制派，在2016年总统大选初期即鼎力支持特朗普，扮演了重要角色。

2022年，随着长期担任众议员的共和党人唐·扬（Don Young）离世，佩林重返政坛，参与阿拉斯加在国会唯一席位的竞选。她的“老战友”特朗普第一时间在Save America（拯救美国）网站发文声援，为其背书。尽管惜败于宿敌民主党人佩尔托拉（Mary Peltola），但佩林此举重新彰显其热情、魄力和政治抱负，又值大选年，难免引得公众浮想联翩。

结语：身份政治的再思考

正如传记作家卡罗琳的观察，佩林作为篮球场上的控卫，“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坐在板凳上，等待合适的上场时间”。学生时代和仕途早期的经历深刻塑造莎拉·佩林的行事风格和政治立场，同时参加选美、力倡反腐等行为强化其先天固有的平民身份与女性身份，该特征在大选中深刻影响着选民偏好、博弈焦点、舆论走向，这一现象也成为身份政治渗入并在一定程度上操纵美国政治的一大力证。

鉴往知今，回望美国身份政治的历史进路，佩林的异军突起或许不是最早征兆。在2004年大选中，小布什和约翰·克里（John Kerry）就曾围绕同性恋婚姻议题争辩，这也标志着身份政治正逐渐替代左右翼政治，成为当代美国新的政治原则。从此，“以身份促认同”的现象愈演愈烈。2008年总统选举中，两党围绕“医疗改革”议题争执不休，不同团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对阶层身份的认同相辅相成，加剧社会撕裂，催生出“茶党”这一民粹主义势力，身份政治的影响范围与强度进一步走高。阶级鸿沟拉大与女性意识觉醒成就了莎拉·佩林的明星效应，再次将身份问题推向高潮。

然而，强调身份标签是否意味着政客有意愿且有能力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如上文所述，佩林在竞选阿拉斯加州长时的造桥承诺最终并未兑现，而至少在2008年大选中，佩林之为女性仍然只是以一种外在身份或选举工具出现，是与男性相对的、争取女性选民的权宜之计。可见，在“身份”沦为选举工具的当今，政客多“狐假虎威”地借用身份标签粉饰形象，以争取特定群体的支持，如此“身份认同”之表在这一过程中异化为“个人认同”之实。

以今天的视角回溯2008年大选，“佩林现象”反映的是基层选民对于精英政治与代议制民主的严重不满。不难理解，对大众而言，从中央到地方，每一位候选人都打着“民有、民治、民享”的旗号走上政坛，执政表现却屡屡不尽如人意。如今，大众宁可选择一个不谙政治的知心人，也不愿意选那些油腔滑调的精英政客。但现实是，政治事务具有较强的专业性，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与经验积累才能驾轻就熟。因此，总统候选人不一定要求是专才，但起码博观约取。这也体现了更深层次的悖论——无论是让亲民的候选人学富五车，抑或要求华盛顿的精英倾听底层、与最广大的民众共情，都显得有些强人所难。

应当承认，身份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矫正不平等的歧视与剥削。然过犹不及，身份政治之弊在于，选民往往被光鲜亮丽的标签一叶障目，被富有激情和煽动性的观点和言论吸引，而忽视具体的政策主张是否能够切实服务于国家治理，使得如佩林、特朗普此类“纯粹”的政客更受欢迎。与此同时，“身份政治”的魔盒一旦打开，两党为胜选势必会尽可能迎合各类群体，而不再像从前那样代表特定阶级的利益。其表达功能的自我阉割与对登堂入室的过分渴望不利于美国政治生态的良性发展。美国学者福山认为，构建“信念式国家”乃是身份政治的破局之道。而从佩林一例观之，美国或许真正呼唤的是一种利他的精英主义，是公共精神与公民气质的回归。

综上所述，佩林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候选人，但不可否认的是，她身上有一股打动选民的亲近与韧劲。正如她在自传的结尾中所写：“我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上帝不会垂青于那些静止不动的汽车，因此我们要选准道路，然后开足马力一路向前，直到抵达下一个目的地。”[8]或在迎合民粹主义的狂热浪潮，或为满足数次折戟的政治野心，抑或真正愿为民众建构繁荣的美国梦，正是万千人眼中的不同倒影，绘织起这位女性政客的传奇形象与独特魅力。而这种国家主义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亲和力与一往无前的魄力正是21世纪以来美国政坛所欠缺的。今也如是。

编：谭燕楠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CNN, “Nikki Haley led a historic campaign. Now she faces questions about what comes next,” March 6, 2024, available at:

https://edition.cnn.com/2024/03/06/politics/nikki-haley-campaign/index.html, 2022.4.29.

[2] Carolyn K. Cooper, Sarah Palin: A Biography (California: Greenwood, 2010).

[3] Game Change, directed by Jay Roach (Discovery Global Extraordinary Stories, 2012), 0:09:30 to 0:09:44.

[4] 张璐：《希拉里与佩林：妇女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总统大选》，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1期。

[5] 蜗藤：《改变？2008美国大选全记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

[6] 吴晓芳：《话题女王”莎拉·佩林:下一站是总统?》，载《世界知识》，2010第11期。

[7] “Curious Alaska: What’s Sarah Palin up to these days?” June 16, 2021, available at:

www.adn.com/politics/2021/06/15/curious-alaska-whats-sarah-palin-up-to-these-days/

[8] [美]莎拉·佩林:《单打独斗：佩林自传》（王祖宁、王凌凌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