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全文要点
1、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继续保持多极化演变趋势，多边主义与阵营化此消彼长，博弈领域由传统安全向经济科技拓展。
2、“全球大选年”给有关各方反思和调整对外战略带来契机，但新决策者的选择范围仍然受到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的制约。
3、在俄乌冲突、中东冲突长期化的同时，中美关系经受美国大选年的考验，亚太各方继续维护地区和平。
2024年的全球安全态势，在国际战略格局加速演化的背景下，体现出内外联动，冲突危机交织的特点。同时，在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之外，非传统安全和技术变革问题的安全影响也不容忽视。在阵营化、地区冲突与危机、过度安全化给全球安全带来动荡的同时，避免大国直接冲突的共识、全球南方超越分歧谋发展的愿望、围绕应对技术挑战的交流与合作，也成为制约全球安全持续升温和失控的主要因素。
一、国际格局与秩序深度演化
全球安全的基础是全球秩序，秩序转型阶段，新旧安全问题叠加和发酵，呈现出动荡变革的特征。近年来，后冷战时代形成的单极格局持续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等多个领域向多极格局转化。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美国依靠自身力量和同盟体系已经难以主导全球秩序。格局转化也是一个长期过程。在中国持续崛起的同时，美国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的综合国力优势进一步上升；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则受到俄乌冲突影响。全球各方，国际国内对于转型的反应，包括抗拒与阻碍、适应与推动、茫然与抵触，都在从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发力，塑造新的全球安全态势与格局。
多边主义和阵营化两种选择之间的博弈进一步加强。一方面，多数国家迫切希望围绕复杂的全球安全与发展问题，展开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另一方面，在欧美，将内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归咎于国际合作和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不断增加，推动政府减少国际协调，排斥甚至打压对手，增加零和博弈。为了推行大国竞争战略，美国围绕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等多领域打压对手而重整盟伴体系，推行“小多边”，试图重新将国际关系阵营化。受美国压力较大的俄罗斯、朝鲜与伊朗等国近年来在双边层面加强协作，但并未成为与西方对立的多边阵营。
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坚持广泛的务实合作，有效抵制阵营化浪潮。
在传统安全领域，冲突和危机持续升级和失控的风险对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巨大挑战。大国博弈加剧和同盟体系强化导致很多地区安全问题失控，爆发危机甚至大规模军事冲突。俄乌冲突是二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冲突，也是涉及核大国重要安全关切的国际冲突。中东冲突再度成为地区国家和部分域外大国直接参与和对抗的多边军事冲突。各方对两场冲突的动员和反应，形成新的叙事，也助长其他地区安全热点升温，甚至加剧危机。美国借助冲突动员欧洲和东北亚主要盟友调整战略，加大投入，更加积极地参与其大国竞争战略，各方对于中俄关系的误判，俄朝安全合作的加强等，都增加东北亚和朝鲜半岛等地区安全中的对抗和危机因素。在全球层面，关于大国冲突场景的讨论不断增加。这些讨论虽然有助于提升防范冲突的意识和行动，但也会助推军备竞赛和战略动员。各方虽然意识到了核战争不能打，以及维护全球与地区和平的重要性，但如果只寄希望于“竞赢”对手，不为维持和平付出巨大的努力，就无法扭转全球安全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局面。
最后，与冷战不同，新一轮战略博弈从传统安全领域蔓延至经济和科技领域，形成脱钩断链压力，削弱全球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础。美国难以适应中国对其技术主导地位的挑战，过度依赖其技术优势维护全球霸权，阻滞中国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升级，并且动员欧洲和东亚盟友积极配合。安全化与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合流，试图重构全球贸易和产业链，以服务个别国家为目标。互利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是很多国家维护全球安全与稳定，以谈判方式处理争端，管控危机的重要基础。脱钩断链将减少强硬和对抗政策的制约因素，冲击全球和地区安全。
二、大选、党争、冲突与战略调整
2024年被称为“全球大选年”，全球多个国家与地区出现按照惯例或突发的政治变动，深刻影响地区与全球安全格局。
特朗普再次当选主要是因为拜登政府在内政上的作为既没有弥合美国国内的分歧，也不足以满足美国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期待，以及民主党在大选后期仓促轮换候选人。此外，很多美国民众希望美国在处理外部关系时，能够减轻负担，增加回报，服务国内。然而，从全球安全与战略的视角观察美国时，也应注意美国国内不同群体与世界各国对美国经济、科技创新、军事实力现状和趋势存在多种认知。审慎的战略评估不能过度依赖主观因素，忽视客观情况。
虽然对外政策未成为大选焦点，但拜登政府四年对外战略取得的进展有限，在大选中也无法转化为优势。拜登政府上台伊始，强调美国“重返”国际舞台，基于零和博弈的竞争逻辑，构建多种“小多边”体系，推动国际秩序阵营化。然而，面对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以及美国内部的分裂和制约，“重返”不仅不能主导，甚至没有控局。2021年，美国无法掌控从阿富汗撤军的节奏，其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和军队在美国撤军中崩溃。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及其盟友虽然在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援助等方面多管齐下，但其没有为冲突的长期化和消耗战做好准备，在冲突1000天之际，维持现行政策捉襟见肘。2023年新一轮中东冲突爆发后，美国在应对中也无法有效管理其盟友以色列。2024年，冲突的升级引发美国国内抗议，冲击民主党选情。
拜登政府将对华竞争视为国家安全战略核心议程，优化了竞争战略，强调 “投资、盟伴、竞争”。四年来，拜登政府动员国内和盟友伙伴，增加对中国各方面的战略压力，但在中美关系中并未掌握主动权，更没有“竞赢”中国。同时，拜登政府的竞争战略对美国而言也成本高昂。一是片面强调零和博弈，忽视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二是在美国国内政治的压力下，拜登政府对华经贸科技的“小院高墙”在实际操作中毫无边界，进一步扰乱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也无助于美国 “再工业化”，反而逼迫中国反制与创新。三是美国在第一岛链周边以一体化威慑和片面危机管控“护栏”为主要手段的军事战略未能遏制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核心利益的斗争，却增加了美国所面临的危机和战争风险。
特朗普再度执政，将推动国际格局和美国战略与后冷战时代拉开更远距离。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布林肯多次强调，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耶鲁大学文安立教授在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座谈时指出，包括拜登在内的后冷战时代的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观念，都与冷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被称为“冷战思维”；而特朗普是第一位超越冷战观念的“后冷战”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团队，更加在代际上超越基于冷战惯性的后冷战时代。1980年前后出生的他们在9.11前后走上工作岗位，亲历了反恐战争和新一轮大国竞争的起源和定型，以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局限与挫折。这代人深受后冷战时代影响，对于美苏之间的长期相持较为陌生，对于新世纪美国为维护单极霸权频繁发力却如数家珍。特朗普操盘，这代人执行的美国安全战略，给全球安全带来更多变数。
美国大选后，特朗普团队不断阐述其对全球重大安全与战略问题的看法和期待，客观上推动了围绕当下地区冲突和危机的新一轮解决方案的探索。但是，他们的理念在执政后要付诸实践并且取得成功，需要经受多重考验。一是美国之所以长期回避全球和地区安全中的深层次矛盾，就在于化解这些矛盾需要美国长期和大力投入，甚至需要调整战略。
二是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提出的冲突和危机解决方案，难以动员相关各方大力支持，无法用大国协调和多边主义来弥补美国自身的短板。
2.持久战中的国内政治
2024年，处在持久战的俄罗斯和叙利亚也先后经历政治变动，体现出战争与国内政治之间的互动。俄罗斯在冲突中举行了总统大选，普京连任总统。大选的举办和结果首先体现出俄罗斯政治、社会、经济经过一定程度的动员后，尚能适应长期冲突的压力和挑战。稳定的后方也是俄军持久作战的重要依托。普京在连任后，也不断重申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的战略目标。内政的稳定也推动俄战略的稳定。
2024年12月，叙利亚内战形势突变，阿萨德总统在其政府和军队崩溃后，携家人飞往莫斯科。此轮叙利亚战局一方面受到外部冲突联动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叙利亚政府在长期内战中治理瘫痪。持久战对于国力和民心士气都会带来大量消耗，政府如果不能持续凝聚民心军心，过度依赖外部支持，只会越战越弱，内部政治风险日积月累。
3.内政变化带来对外政策选择空间
2024年，很多中等国家的内政变化都为它们重新评估态势，调整战略和政策提供了契机。在东北亚，日本首相的变更和韩国总统尹锡悦因为戒严令被弹劾，都可能推动地区格局的演变。石破茂当选日本首相后，开始重视中日高层对话交流。韩国一旦出现执政党变更，也会调整地区政策，尤其是半岛政策。2024年英国大选后工党执政，也意识到面对长期积累的问题，英国的对外政策需要服务国内发展。在欧陆影响最大的德国和法国的内政变化，也都推动其面对欧洲安全变局进行思考和探索。
新的对外选择空间同样受制于本国和他国的内政。一是美国主要盟友面对特朗普重新执政无法掉以轻心，首先希望以向特朗普示好和协商，而非制衡的方式来影响美国。二是很多国家选举中的失败者继续用对外政策中的争议问题做文章，制约执政党和领导人。在英国首相斯塔莫体现出与中国加强沟通和合作的意愿之后，英国保守党和部分媒体不断炒作涉华问题，阻挠新政府调整对华政策。
三、全球安全中的中美关系
2024年，中美关系与全球安全多层联动。中美双方的战略共识在于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守住双边关系底线。但是，美国的大国竞争思想主导其对华战略。为了维护霸权，美国在全球安全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和打压，只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方面与中国寻求有限合作，缺乏为双边关系夯实长期稳定基础的意愿。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来把握中美关系，在战略指导上坚持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因此，美国的对华战略指导与实践，是中美关系和全球安全中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
中美关系首先经受美国大选的考验。拜登政府为应对大选，一要防止中美关系升级失控，二要继续对中国不断示强。中国出于对中美关系长期趋势的把握，对美国总统大选不抱幻想，不选边，更不干涉。自2023年下半年起，中美之间高层沟通对话加强，尤其是2023年和2024年两次元首峰会为2024年的双边关系掌舵领航。在双边关系复杂背景下，战略沟通交流没有因为大选而停滞，有助于减少误判，防止危机升级。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持续较量。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继续执政。美国决策者在大国竞争和意识形态对立思维的驱动下，过度信任民进党当局领导人，并且在台海周边推动多边合作，加强军事部署，在国际上支持台湾拓展所谓“外交空间”，增加美台官方往来，为民进党当局谋独撑腰打气。美国还吸取俄乌冲突的经验，不断开展多种形式对台军售军援，助台以武拒统。在美台勾连背景下，大陆多管齐下，亮明底线红线，展示战略决心和能力，并且体现推动两岸交流和融合发展的诚意，防止误判，稳局控局。
全球安全热点频发，各国期待中美两大国承担国际义务，携手合作，发挥积极影响。然而，美国将掌握主动权，打压竞争对手放在比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更优先的位置。2024年，拜登政府将俄乌冲突和中东冲突与亚太对华竞争打包，在国内动员国会增加安全援助拨款，在国际动员盟友跨区配合美国对华竞争，给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为了动员盟友，美国在同盟管理上也更加放纵以色列和菲律宾等盟友在中东和南海的挑衅，助长安全热点升温。美国虽然期待中国在俄乌和中东冲突中发挥作用，但只服从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而不是促进总体稳定，更不考虑中国与相关国家经贸关系等合法权益。因此，围绕全球安全热点的大国合作缺乏进展。
四、地区冲突危机联动
2024年，多场地区冲突危机的持续和升级严重冲击全球安全与稳定。俄乌和中东冲突都存在地理范围扩大、烈度增加的升级风险。全球经济与贸易，包括红海海上交通线等也继续因为冲突而承压。冲突还推动大国之间、地区国家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
2024年，俄乌冲突继续处于相持阶段。与2023年相比，俄军的战场相对优势更加明显，在乌东不断发起攻势，对乌军保持强大压力，但在8月到12月，也不能有效应对突袭库尔斯克的乌军。美国大选首先给战事带来推力。各方都有多管齐下增加筹码的紧迫感，包括加大军援力度，以及在战场上使用新型导弹进行远程打击等。朝鲜对于俄罗斯的直接援助广受关注，使俄乌冲突和朝鲜半岛两大难题之间出现更多联动。特朗普当选后，各方对于采取外交手段解决和管控冲突的重视程度增加，提出不同的方案和诉求。然而，能够让关键各方都接受的方案尚未出现；包括美国在内，也没有任何一方有能力让其他各方迅速调整目标，接受自己的方案。
亚太安全与欧洲和中东的冲突出现不同程度的联动。一是美欧面对俄乌冲突的僵局，难以掌握主动，就将俄罗斯的坚韧归咎于中国与之保持正常贸易往来，加深了对中国的战略误判。美欧不仅运用制裁手段加强对中国的打压，还在北约华盛顿峰会上强调中国的挑战，加强北约与美国亚太主要盟友之间的联动。二是2024年，与俄乌冲突的联动导致朝鲜半岛形势进一步升温。朝俄进行更紧密的安全合作同时影响东北亚安全和俄乌战场。美日韩加强印太、延伸威慑等领域的对话与合作。三是在南海方向，美国强化大国竞争战略，吸收俄乌冲突经验，与盟伴展开更加多样化的安全合作。菲律宾因此误判形势，对中国海洋权益的挑衅不断升级。
亚太没有由和平滑入长期地区冲突。一是亚太多数国家发展潜力重大，更加重视发展议程。
二是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没有出现类似欧洲的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对峙，并且善于从欧洲与中东冲突中吸取教训。
三是尽管近年来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验，但双方都把维持和平共处视为重要课题。尤其是中国不接受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竞争的定义。中国严格划定核心利益范围，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维持地区稳定，在挫败和回击多种挑衅的同时，避免态势升级和失控。2024 年，中国的战略决心与耐心也促使部分国家调整政策，为地区和平与稳定添砖加瓦。中印在管控边境争端上取得较大进展，助推双边关系改善。
小结
2024年的全球安全格局，反映出动荡变革期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增多。通过选举，内政影响外交的现象表明，发展与安全密不可分，泛安全化和脱钩断链必然适得其反。面对地区冲突与危机联动，大国竞争、选边站和追求绝对安全只会火上浇油。地区冲突需要管控，和平需要维持，应对共同挑战需要合作。
本文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澄海全球发展与安全高等研究院《澄海全球安全报告2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