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自2022年年底乌军在秋季的反攻结束之后，进入相持阶段。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米利指出，乌军很难在战场上彻底打败俄军，应该借助秋季反攻胜利展开外交谈判。2023年，西方和乌克兰仍然期待乌克兰军队能够发起新一轮反攻继续改变战局。然而，在俄军完善防御体系之后，乌军夏季反攻失败。2024年到来之际，各方都接受了相持阶段的事实。

2024年，战场的相持并非势均力敌，俄方优势更大，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在消耗战中，相对于质量，规模的重要性上升。俄罗斯的经济由平时转入战时，人口基数更大，在不过度动员的情况下，能够给前线的作战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乌克兰国内的生产生活受战火影响更大，人口基数小，即使长期全国动员，仍然不能弥补其在消耗战中的劣势。冲突长期化以来，乌克兰也要考虑战事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系。乌克兰不愿意过度动员年轻人上战场，缩小与俄军的兵力差距，也引发美国不满。因此，俄军能够在多个方向保持攻势，并且推进速度较2023年有所增加。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军事援助是乌克兰减少和俄罗斯军事实力差距的重要依靠。2024年，军事援助取得的突破和进展主要包括F-16战斗机加入乌军战斗序列，开始在俄乌战场执行任务，以及美国逐步放松对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限制。然而，上述装备的数量有限，使其对战局无法产生较大影响。此外，2024年北约华盛顿峰会也决定设立协调对乌克兰援助和训练的由中将指挥的司令部，并于12月在德国开始运转。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承诺对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援助，并与乌克兰签订双边安全合作条约。

2024年，军事援助受到两大因素制约。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两党党争首先导致国会到4月底才通过新一轮援乌预算；第一季度弹药紧缺对乌军作战造成较大影响。年底特朗普当选后，拜登政府又担心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停止军援，决定在其最后两个月任期内用光军援预算，也影响了军援的质量。二是西方国家在不参战的条件下支援乌克兰，也影响了其国防工业和军事动员。2024年军援以包括大口径炮弹、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在内的弹药为主，旨在保证乌军现有主战装备能够持续作战，但无法继续提供战场所需的更多主战装备。

乌军面临主战装备损耗后难以补充的巨大挑战。

此外，长期军援对美军自身战备的影响，也成为包括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在内的美国决策者的一大关切，进一步制约美国加强对乌援助。

战事超过千日也表明，俄罗斯的优势也是相对的。一是俄罗斯虽然顺利转入战时经济，并且短期内很多群体从中受益，有利于巩固后方，但其战时经济的韧性面临挑战。2024年，俄罗斯战时经济运行中出现了卢布贬值和高通胀的问题。二是俄罗斯的战场目标除了消耗乌军，还要不断向前推进，只能采取持续进攻的方式，对人员、装备和物资也带来巨大消耗，并且短期内难以将战术进展转化为纵深突破。三是俄军在前线的巨大投入，也造成后方空虚，容易出现重大事件。2024年8月，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甚至在边境地区站稳脚跟。俄军反应较慢，并且用五个月的时间都还未将乌军驱逐出国境。2024年俄罗斯国内的安保和防空体系也不断暴露问题，如俄军将领在莫斯科遇刺，以及后方防空部队在应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时误击阿塞拜疆客机。

各方的战略指导也在不断适应当下的相持阶段。俄乌双方主要在打政治仗，即用不同类型的军事行动来削弱对方，展示长期作战的决心和能力，而不寄希望于在短期内战胜对方。俄乌双方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在外交上也适应国际舆论的变化，表明对和谈的开放态度。西方国家在维持对乌克兰援助的同时，不断升级和扩大制裁，打击俄罗斯的战时经济。此外，西方国家因为误判形势，无法快速击败俄罗斯，就将中国作为替罪羊，以所谓中国与俄罗斯的经贸往来支持俄罗斯战时经济的叙述，向中国施加更多外交压力和经济制裁。

一是2024年下半年，俄乌冲突升级风险增加。美国总统大选和特朗普的当选增加了俄乌冲突的不确定性，各方同时反应形成的合力提高升级风险。乌克兰为了摆脱被动，展示决心和能力，为外交博弈增加砝码，攻入库尔斯克，使俄罗斯本土成为地面作战的战区。俄罗斯和朝鲜围绕俄乌冲突加强军事合作，以及特朗普的当选，也推动拜登政府进一步解除乌克兰用美制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作为报复，俄罗斯首次使用“榛树”新型中远程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目标。外界曾一度误认为俄罗斯采用洲际导弹打击乌克兰目标。此外，乌克兰领导人提及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就让乌克兰拥核，此后又要求西方在乌克兰部署非核战略威慑力量，俄罗斯则修订核武器使用原则，加强对乌克兰和西方的核威慑。

二是俄乌冲突与中东和亚太安全之间的联动更为明显。俄乌冲突长期化之后，俄罗斯对中东安全的影响，尤其是军事存在和军事力量的运用，受到极大削弱。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升级为多个方向的代理人战争，甚至对彼此国内目标进行多轮远程打击。以色列以多种手段沉重打击哈马斯和真主党等武装力量，并且削弱伊朗的军事高科技研发和生产能力。俄罗斯影响力的下降，加剧了伊朗的被动。在2024年末的叙利亚内战中，驻叙俄军难以像 2010年代通过空中打击等方式为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有效支援，而伊朗的被动也进一步削弱了阿萨德的应对能力。在叙利亚局势突变后，驻叙俄军采取避免冲突和观望的姿态进行应对。

2024年，俄乌冲突也推动了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安全合作。受俄乌冲突爆发和长期化的冲击，日本和韩国等国对其国家安全战略做出重大调整，尤其是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和多边合作，强化延伸威慑，发展远程打击能力，转向更加强硬的对朝政策。2024年，朝鲜明确将韩国定义为“敌对国家”，并与俄罗斯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美国高官和媒体公开表示，朝鲜对俄乌冲突的支持已经由提供武器弹药升级为派遣部队到库尔斯克参战。俄罗斯也表明愿意与朝鲜加强军事技术合作。双方的合作意向和行动也进一步刺激美日韩采取反制。半岛形势在阵营化的推动下加速升级。

三是俄乌冲突助推大国军事竞争和军备竞赛。首先，俄乌冲突爆发后，各方都无法忽视更多危机甚至大规模冲突爆发的可能性，采取措施加强战备。尤其是俄乌冲突长期化，西方高技术装备的优势在战场不断被抵消，各型装备与弹药在长期高烈度冲突中消耗巨大，武装力量和国防工业的规模与产能愈发重要。美国国防部 2024年先后发布《国防工业战略》和战略的实施计划。美国国会也将重振美国造船工业纳入立法。其次，受俄乌战场经验教训驱动，大国军队继续加强无人装备的研发、生产、运用和应对。2024年，美军第十山地师成为第一支在营连两级装备无人机的陆军作战部队。美国空军高层认为，中高空的制空权对于大量无人机活动的低空和临空影响有限，美军必须更加重视低空和临空。俄乌战场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给多种传统高技术主战装备和战法都带来巨大挑战，同样引发关注。到2024年，双方使用的技术含量再高，态势感知能力再强的主战坦克，一旦在战场活动，为了防护无人机攻击，都经常在全车周围加装严重影响其发挥战术性能的“笼罩”。美国国防部“复制者”计划第一期聚焦快速装备大量廉价无人系统，抵消中国在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优势。2024年，美国国防部先后发布“复制者”计划第二期的应对小型无人机的重点和《反无人系统战略》，聚焦应对无人装备对美军的威胁。最后，美国从俄乌冲突中发现加强盟伴体系的新路径。美国和主要盟友围绕准备高端冲突的传统合作方式门槛较高，要求武器装备、后勤保障、军事理论和作战思想的高度一体化。多数美国盟友无法达到这一门槛，只能单向依赖美国保护，却无法和美军协同。俄乌冲突中，乌克兰不是北约盟国，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也缺乏系统性，但美国等国对乌克兰需求的快速响应，在自身不参加的情况化与乌克兰军事体系多样化的对接，都达到一定作战效果。2024年，美军提出人员互操作、流程互操作和数据互操作，降低了美国和盟伴互操作的门槛，并在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尤其是演训中推广这种理念。

四是2024年，各方对于俄乌冲突的不同反应体现出全球秩序与战略认知的多样化。部分西方国家继续高度关注俄乌冲突，并且将其作为推动大国竞争战略的重要手段。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也选择在冲突中给予俄罗斯更多支持。

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更加关切俄乌冲突对全球安全的冲击，期待尽快停火止战，根据国际法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不希望全球政治与经济被俄乌冲突绑架。

多数国家也不希望对俄乌冲突的过度关注影响其他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讨论和解决。2024年，在G20等多边场合，俄乌冲突的热度开始下降。俄罗斯能够开展高层甚至首脑外交的国家数量也有所增加。

特朗普当选后，各方对俄乌冲突走向的期待发生一定变化。特朗普及其国家安全团队都有不受美国外交思维定势束缚，在俄乌冲突上减少美国投入，甚至更加主动寻求外交解决的意愿，与拜登政府差别较为明显。美国大选后，特朗普团队不仅提出和平方案，还宣布退役中将凯洛格作为俄乌问题特使人选。由于美国在北约和援乌中发挥突出作用，各方都必须正视美国可能的调整带来的影响。俄乌双方都表现出对和谈问题的开放。

然而，从谈论和平到各方走上谈判桌，从走上谈判桌到达成持久的停战协议，都要经过漫长的路程。当前外交方式解决俄乌冲突的首要挑战是，直接交战方很难接受当前战线的长期冻结，各种和平方案都无法同时满足双方的核心诉求。俄罗斯在军事上处于优势，重申其在冲突初期的包括乌克兰完全退出乌东四州和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在内的和平条件，反对无条件停火。乌克兰虽然表示收复当前被占领土问题可以搁置，但作为补偿，需要西方加强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并以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方式获得有效安全保证。因此，俄乌双方的目标仍无法调和。

其次，除交战双方外，冲突的外交解决也考验美欧双方。在大国竞争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国内虽然能够讨论在俄乌冲突上的减负问题，但不愿轻易失分，更不能拱手为俄罗斯送上重大胜利。欧洲与乌克兰为了影响特朗普，也不断强调，不应让俄乌冲突成为特朗普的阿富汗撤军。因此，新政府上台后，也要关注和平方案的平衡、稳定和持久。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大于对美国的影响。欧洲也在为美国战略调整做准备。近年来，欧洲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强于美国，也比美国更恐惧俄罗斯的胜利。

但是，欧洲不仅在战略上和能力上无法在欧洲安全架构和援乌上取代美国，甚至难以大幅分担美国的责任。

导致欧洲无法提出自身的和平方案，只能被动应对其他各方的设想。特朗普团队的战略导向需要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负担更多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在停火实现后，派遣大量地面部队在俄乌两军之间维持和平。欧洲对于过高的期待，只能抵触和拖延。

再次，美欧还缺乏影响交战双方的手段。对于乌克兰，美欧难以在安全保证，尤其是乌克兰加入北约问题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只通过减少甚至中断援助施加压力，要求乌克兰做出重大让步，这也会在美欧国内引发争议。美欧对俄罗斯的影响力更有限，既无法通过满足俄罗斯诉求的方式吸引俄罗斯走上谈判桌，也难以用更大的压力，迫使俄罗斯停火和做出让步。美欧也意识到，其他大国的作用不可或缺。特朗普甚至公开发声，寻求中国帮助。

俄乌冲突的外交解决符合全球和地区各国利益，但无法通过单方面的局部战略调整来实现。体现少数国家战略甚至内政诉求的方案，也难以得到包括交战方在内的各方的支持。在各方立场相去甚远，过度关注相对收益的条件下，处在矛盾焦点之外的调停方也难有大作为。为了推动俄乌冲突的外交解决，各方需要摒弃单方面强加于人的和平方案，回归真正的多边主义，增加战略的灵活性，尤其是摒弃对势力范围、选边站队等过时安全观念的路径依赖，寻求包容各方核心诉求，统筹俄乌停火止战与欧洲长远安全稳定的需要的框架协议，并且以合理分工，责任共担的方式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