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秘书长、教授

柳悰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

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1]

【内容摘要】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成的规则，分别讨论特朗普政府当前对这两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各种形式违反了主权规则、军控秩序及武力使用规则和贸易规则等国际秩序中的“硬规则”，同时，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信息情报流动规则等“软规则”方面采取了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行为，正对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的损毁性影响。

【关键词】国际秩序 国际规则  美国外交  修正主义

一、指责与回应：中国是否为“修正主义国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经济领域的历史性崛起。但中国经济、科技和军事领域的整体实力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且制度模式的国际影响力较小，缺乏可信的战略盟友和伙伴，因而难以撼动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2]在这种结构性演变的背景下，中美势必产生更多的竞争性互动，甚至在一些领域爆发相对激烈的冲突。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这一趋势在经贸、安全、国际规范、意识形态和国际治理等众多领域均有所体现。2017年12月，特朗普总统任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报告》发布，称美国“需要应对全球范围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日益激烈的竞争”，断言中国正携手俄罗斯欲共同“破坏自由和公平的贸易，谋求军力增长，提高自身全球影响力从而挑战美国的权力，意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形塑一个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对立的世界”。[3]

美国何以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官方和一些政策研究者列举出种种所谓证据，力图证明中国利用各种手段谋求改变当前国际秩序，“威胁”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

在经贸方面，美国不断批评中国破坏全球经贸秩序，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早在2015年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就指责中国“操纵汇率，进行间谍活动，违反规则”。[4]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责中国违反自由贸易原则，运用倾销、歧视性非关税壁垒、非经济措施、国内补贴等“不公平”贸易手段获得竞争优势。[5]2018年，美国连续发布多份报告，指责中国不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并将此作为对华实施单边加征贸易关税措施的重要理由。[6]2019年9月24日，在第74届联大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特朗普强调中国存在严重的“市场壁垒，国家补贴，货币操纵”等“违规”现象，并将工作岗位流失、工厂倒闭等美国国内问题归咎于中国破坏国际经贸规则。[7]

在安全领域，美国声称中国通过军事手段破坏国际稳定甚至危害和平。2018年10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指责中国在安全领域言行不一，称中国虽然宣示无意将南海地区军事化，但部署军事基地、增加军费开支等行为增加了南海地区军事化危险。[8]2019年年初，美国防情报局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在军事领域一系列行动的后果“使（中国）由和平转向战争更加便利化”。[⑨]2019年美国务卿蓬佩奥声称，中国在北极圈内的活动有军事意图，警告国际社会应共同关注。[10]同年5月，美国防情报局局长罗伯特·阿什利（Robert Ashley）指责中国违反国际公约、进行核武器试验，预言中国未来十年内的核武库将实现倍增。[11]

在参与国际组织、遵守国际规范等方面，特朗普政府也加大了对中国的攻击力度。在《2018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中，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和内政多有无端指责。[12]2018年5月，中国要求36家外国航空公司更改网站和宣传材料中有关港澳台的标识，美驻华使馆妄言“中国对国内互联网的压制是举世闻名的。中国向美国人和自由世界的其他地方输出审查制度和政治正确的努力将受到抵制”。[13]2018年12月，蓬佩奥在布鲁塞尔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一直违反WTO的规则，违反相关国际协定，并对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影响力的提升表达不满。[14]2019年8月，针对中国媒体报道“美驻港领事官员会见香港分裂分子”，美国务院发言人称，“泄露美外交官私人信息完全不可接受，只有‘野蛮政权’和不负责任的国家才会这样做”。[15]

总之，近年来美官方在国内外众多场合从经贸、安全、内政和国际规范等各方面指责中国为“破坏者”和“挑战者”，严重侵蚀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毫不犹豫地给中国扣上了“修正主义国家”的帽子。[16]

实力迅速上升的中国究竟是否为“修正主义国家”？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加里·克林特沃斯（Gary Klintworth）中国在东亚10+3多边框架下通过贸易、投资、科教交流稳定地谋求影响力而非以军事手段改变现状，“中国威胁论”并不成立。[17]拉菲尔·布艾诺（据此进一步预测，中国会密切融入国际体系而非试图采取对抗行为来改变国际体系。[18]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根据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的参与度、国际规范的遵守度、针对国际规则的行为、改变权力分配的偏好和改变权力分配的行为五个指标，对中国的行为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检验，结论是中国不是“修正主义国家”，相反，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的程度越来越高。[19]梁巍讨论了全球化与中国外交行为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全球化对于国家的外交行为具有塑造性影响，中国极大地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中国的外交偏好和行为也必然受到全球化的激励和限制，这决定了中国会成为新的“现状国家”。[20]

也有学者从外交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外交行为。斯科特·卡斯特纳（采用中国政府的高层出访作为测量指标，认为中国的外交行为整体上符合“现状国家”的标准。[21]冯惠云则对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理念进行了操作性研究，以考察政治理念与战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她发现，相比经历过战争的领导人，和平年代的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理念具有更强烈的防御性特征，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更倾向于成为满意的“现状国家”而非心怀不满的“革命者”。[22]

对上述研究的简要回顾表明，逐渐崛起的中国并非如美国所渲染的那样是国际秩序的修正者。2012年以来，中国反复宣示将立足于国际秩序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角色，针对所谓“搭便车者”的指责，强调积极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中共19大报告更明确将“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强调“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23]

美国自诩当代国际秩序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在对他国是否遵守国际规则和是否存在修改国际秩序的行为给与“权威性”判定时，似乎暗示霸权国自身天然具备维护国际秩序的内在使命和行为特征，理所当然地假定美国自己是遵守国际规则、维护国际秩序的“优等生”。为此，本文将对美国国际规则相关的政策行为进行研究，从而对这一似乎不言自明的假定和命题进行系统性检验。由于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批评尤为集中和激烈，同时，其自身也在各个方面显示出更为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本研究将集中于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的时间范围。

二、关于美国是否为“现状国家”的讨论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单边废止或退出军控条约（如归处《中导条约》）、强行推动现有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等行为明显带有破坏国际秩序的色彩，这引起了学界对于美国修正主义倾向的关注和讨论。

安刚从历史脉络角度对美国的修正主义传统进行了描述。在他看来，从立国之初直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未尝停止改变国际秩序，包括“孤立主义”政策的转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与解体等。在20世纪90年代取得世界霸权的地位之后，美国并没有完全遵守其在二战后推动塑造的国际规则，而是不断干涉他国内政，不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即动用武力侵犯他国主权，如果需要就对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进行不断修正。特朗普政府在经济、科技、军事方面的对华竞争性战略，不仅有违多边主义原则，更威胁到全球的战略稳定。[24]

王辉通过对修正主义的概念进行详细分类指出，当前特朗普政府不遵守国际秩序的行为是“选择性修正主义”，即有选择地破坏和修正现有的国际秩序。这种修正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保护主义的经贸政策挑起贸易冲突，破坏现有自由贸易规则；二是无视传统盟友关切，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对欧洲和亚洲传统盟友施压；三是拒绝承担全球治理责任，退出多项多边协定，破坏普遍接受的国际义务。在王辉看来，特朗普“选择性修正主义”策略因事而异，并不是全面退出国际事务和固守孤立主义，而是竭力垄断国际新秩序的塑造权，阻止崛起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继续获利和发展，减轻维持国际秩序的成本和负担。[25]

陈永从海洋安全领域对美国的行为进行分析，提出了“精准修正主义国家”的概念。他研究美国的海洋战略，提出并论述了美国“精准修正主义”的典型特征——按照自身利益和偏好修改国际制度甚至破坏国际秩序，毫无顾忌地采取单边主义外交，推行强制性的经济或使用武力威胁，更加关注某些具体议题而非整体战略布局。[26]

现有研究表明，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呈现一些“修正主义国家”特点，并非典型的“现状国家”。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行为，论述美国在某些领域的修正主义举动并分析其特点和动机。这一从行为到性质的分析路径没有对“修正主义国家”、“现状国家”和国际秩序等概念进行准确详细的界定，缺乏对美国各领域行为的整体系统评价，分析路径本身和得到的研究结论仍有细化和改进的空间。我们认为，如果聚焦于国际秩序，在比较全面系统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美国的态度与行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可能不仅仅是一个“选择性修正主义国家”或“精准修正主义国家”，而是具有全面修改国际秩序的倾向。

三、国际秩序的合规判定：何为“修正主义国家”

 “修正主义国家”和“维持现状国”的概念来自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现实主义理论，区别二者的核心是一国对当前国际体系下权力分配的态度和行为。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所有国家都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必将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扩大自身权力。因此，除非取得霸权（成为维护现状国），所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27]以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为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修正主义”的定义是以取代当前霸权国地位为目的改变相对权力的分布，[28]尤其是通过战争、结盟等途径。[29]权力转移理论将国际规则的概念引入这一讨论中，指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受益者是现状国，不满并追求重塑规则者为修正主义国家。[30]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也认为，国际政治变革的本质是以规则体系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变革和体系中国家地位的改变。[31]总之，传统上，修正主义国家通过军事行动重塑国际秩序以谋求改变当前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在和平时期，破坏国际秩序是修正主义国家的主要标志。

阿拉加帕（Muthiah Alagappa）认为，国际秩序是指“国家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安排，使它们（各国）能够通过基于规则的互动来追求集体目标”，[32]因此，稳定与和平的共同目标、特定的规则以及特定的权力分配是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33]

上述讨论的核心是如何判定“遵守国际秩序”，这成为操作化研究的重要问题。如前所述，江忆恩在吉尔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国遵守国际秩序的五条判断标准。[34]罗纳德·塔门（Ronald Tammen）和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ar）认为，修正主义国家有增加国防开支、对国际规则不满以及与霸主国强烈的意识形态争论的行为倾向。[35]韦宗友认为，增加军费开支、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冲突、漠视或违反公认的国际准则、对主要国际组织的参与和认同度低是修正主义国家的主要特征。[36]袁伟华用国际经济秩序、和平手段、军费开支、意识形态等标准来区分修正主义国家和现状国家。[37]

这些研究中的具体操作化手段有助于开展后续实证研究，但其中部分指标的设定衡量和情境分析需要加以仔细检视。现有研究大体是从国际秩序的基本要素出发，从对特定权力分配、参与国际组织或安排以及对国际规则的态度三个维度对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或修正者进行概念化。比如，其中不少分析把军费开支大幅度攀升作为一国试图改变权力分配的明显标志。但是，何种程度的军费增加可以精细地衡量修正主义国家的政策倾向需要得到严格讨论，毕竟，陷入安全困境的现状国家都有增加军费开支的内在动力。军费开支大幅增加并不一定代表该国会动用武力改变秩序，也无法表其有改变权力分配的倾向。同理，经济的快速发展、贸易活动的扩张造成经济力量对比的改变，也不能作为判断一国是否是修正主义国家的标准。国际体系中力量的消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某个客观实力增长的国家成为修正主义国家所致。因此，用特定权力分配是否改变尤其是军费开支直接衡量国家对国际规则的遵守与否，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国际组织（或安排）的标准也存在需要澄清的问题。有时，一国对国际组织和国际安排的态度与其对国际规则的遵守程度存在错位。自2017年以来，特朗普不断宣布退出和威胁退出各类国际机构和安排，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巴黎气候协定》、万国邮政联盟等等，美国扰动国际秩序的“退出外交”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但是，按照相关国际组织章程、条约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美国的退出行为并不违法。尽管如此，这些“合法”退出正式或非正式国际机制的行为损害了国际合作预期和各国的共同利益，严重挑战了全球治理体系。[38]在任琳看来，美国的“退出外交”实际上有“修正全球治理秩序的意图”。[39]因此，一国是否遵守国际机构或安排本身并不能有效衡量其是否维护国际秩序，遵守国际安排相关规定的行为体也可能是不承担国际责任、对国际秩序造成负面影响的规则操纵者。

以是否改变特定权力分配、对国际组织或安排的参与和支持作为标准，判定国家是修正主义或维持现状都存在一定局限，而将其与国际规则相结合，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模糊性的问题。与判断军费开支增长的国家是否有意图通过武力颠覆权力分配，以及不参与国际组织的国家是否意图修正国际秩序相比，该国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规则更加直接有效。

综上所述，在实际研究中把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定义为国际规则更为合理，因而需要对国际规则的概念加以进一步探讨。以下将结合现有研究的概念化讨论，对与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相关的合规标准和具体衡量进行引申说明，并以此考察自诩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美国究竟是否名实相符。

四、国际秩序中的“硬规则”与“软规则”

以是否或何种程度遵守国际规则来衡量一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有一定优势，但实证研究面临的挑战是，被各国公认或“客观”的国际规则实际上并不存在。在一些议题中，大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必然造成规则的模糊性，使“遵守规则”的探讨有失共同坐标。例如，人权的概念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东西方学者和政府间关于人权概念的界定存在广泛争论。简要来讲，人权分为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面临不同的客观条件的国家在理解人权时侧重点自然有所不同，因此，对遵守人权规则的讨论会产生难以调和的争论。[40]温尧认为，“修正/现状”二分法无法准确定义一些国家的行为，定义的模糊性是这一局限的重要原因之一。[41]江忆恩也不无正确地指出，要对“修正主义国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必须更好地对国际秩序的概念进行操作化，以便对国家的合规或挑战行为进行衡量。[42]

江忆恩的相关研究提出了衡量国家合规程度的操作化方法。不同于他前作中相对离散的五个标准，江忆恩进一步分解了遵守国际规则和尊重国际秩序的概念，将国际规则分为建构性规则（规定行为体及其首要利益的规则）、军事领域规则（有关军事能力和使用的规则）、政治发展规则（民主和人权规则等）、社会发展规则（国家满足个人和团体福利的规则）、国际贸易规则、国际金融规则、国际环境规则和国际信息规则（如信息的跨境流动等规则）。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类型的“主流”规则被认同和接受程度有所不同，其中最受认同的是建构性规则、国际贸易规则和国际金融规则，而国际信息秩序的相关规则存在最多争议。[43]这一划分方法的优点在于明晰地定义了国际规则，同时操作化了秩序和合规两个概念，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在不同领域存在不同的国际规则，而受认同程度各异的规则也有不同的合规判断标准。

江忆恩对“遵守国际规则”的操作化对我们的研究非常有借鉴价值。一方面，如果一国不断违反国际认同程度较高、存在很少争议的“硬规则”，则可以比较肯定地认定其破坏国际秩序的倾向明显。另一方面，在那些争议较多、认同不太统一的领域，存在着“软规则”。一国对待软规则行为态度，也可多少显示出其是否尊重国际秩序。由于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不同，每个国家对国际规则自然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无视他国观点而在争议领域强行推广自己的“规则”，或者选择性遵守自己所主张“规则”的行为则一定程度上带有霸权主义和双重标准的色彩，甚至可能造成对国际秩序的破坏。

本文首先聚焦于国际社会认同度和接受度高的“硬规则”。这些问题领域的国际规则普遍被接纳、争议较少，包括建构性规则（主权与领土规则）、军事规则（军事力量分布和军事行为）以及国际贸易规则。

1、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规则

有关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国际规则是现有国际秩序中争议最少、获得认同度最高的合法性来源。《联合国宪章》规定，“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各会员国不得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44]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签署《联合国宪章》，主权与领土完整规则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承认。

需要指出的是，在国际社会的实际运行中，“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解释和内涵存在一些分歧。尽管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2.7条明确规定国家对国内事务的主权，但并没有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之间明确划定界限。一般认为，在当代，军事干涉是对一国政治独立的最大威胁。冷战后，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于2000年在《千年宣言》中明确提出，要求对国家主权进行重新解释。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采取更加果断、系统和强有力的干预政策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2P）。这实际上掩盖了各国对于联合国管辖权的分歧，成员国的全体会议声明对R2P的支持程度不同，许多国家对军事干预持保留态度。换言之，冷战后对他国政治独立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基于保护人权的干涉或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45]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认知之下，以各种形式尤其是使用武力对他国正常国内事务进行干涉，当属违反国际规则之举。

2、军事力量分布与军事行为规则

国际秩序中的安全秩序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军控安排规则，二是武力使用规则。军控安排规则是由各项军控条约为主体的军控体系所组成，是否签署军控条约，是否遵守已签署条约可作为军事领域合规判断的重要标准，这一标准的认同程度很高。武力使用规则的判断比较明确，对他国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尤其是绕过联合国对他国非法使用武力的行径，是违反国际规则的典型表现。

3、国际贸易规则

自WTO成立以来，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采取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国家间贸易摩擦逐渐成为接受程度越来越高的国际规范，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成为争议最少的国际规则之一。贸易争端是国际贸易中的正常现象，奉行保护主义措施挑起贸易争端，在争端中肆意采取单边主义政策被认为是无视国际贸易规则的破坏性行为。

接下来我们将考察美国对一些议题领域存在争议较多、共识程度低、评价标准较为模糊“软规则”的行为和态度，包括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则（人权保护规则）、环境保护规则和信息情报规则。

1、人权保护规则

“保护人权”是国际公认的规则，但何以构成对人权保护的具体形式则存在着较大法律和哲学争议。人权规则同其他国际规范一样，存在兴起—扩散—重塑的发展路线。[46]不同形式的规则可通过这一路径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而成为确定性规则，但人权规则还未完成这一过程。人权规则的争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国家对人权规则的具体内容和认识有所不同，例如，许多国家对于人权和主权的关系、政治权利和发展权利的优先顺序的认知，在很多情形下截然对立。二是人权规则争议不仅限于国家之间，在一国内部也存在不同声音。例如，美国国内存在着“人权的首要内容是不是政治自由”、“反恐措施是否必然侵犯人权”的不同认知。[47]总的来看，人权领域并没有客观的、被一致认同的国际规则。

2、环境保护规则

与人权规则相似，保护环境，尤其是承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相关义务的原则也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但是，在签署国际环保协定、实施具体的气候环保举措等方面，各国未能达成一致。具体该采取何种措施促进全球环保，国情条件不同的国家应如何承担不同的环保责任是争议的焦点。

3、信息情报规则

当前，全球范围内信息情报的相关规则仍处于形成过程中，尚不存在统一的规则。不同国家对于管理数据跨境流动持不同态度，美国支持数据的自由流动，欧盟出于隐私保护的考虑，对数据流动采取较为严格的控制措施，而俄罗斯则严格管控国内数据的流出。[48]

表1. 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主要规则、违规界定与争议焦点

根据上述对国际秩序中“硬规则”和“软规则”的辨识和讨论，检验美国自诩模范遵守国际规则的假定就成为可以研究的操作性问题了。“硬规则”标准相对客观，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国利益冲突、意识形态等因素对美国合规研究的干扰。同时，通过考察美国对国际秩序“软规则”的态度和行为，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评价美国在规则尚存争议的领域是否遵守某种国际规则并维护国际秩序。本文对美国行为态度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特朗普上台后至今，并与最近十年美国的相似行为稍加对比，以判断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长期变化倾向。

五、违反与破坏：美国对国际秩序“硬规则”的态度

（一）、漠视作为建构性秩序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规则

从建构性规则角度来看，近年来美国存在着严重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

2019年年初，委内瑞拉反对派与政府的冲突愈演愈烈，国内紧张局势一触即发。2019年1月22日，美国副总统彭斯指责“马杜罗（委内瑞拉总统）是一个独裁者”，表示“美国支持反对派的行动”。[49]2019年2月，委内瑞拉反对派人士瓜伊多宣布不承认现任总统马杜罗，组建“过渡政府”、自行出任“临时总统”，这使得委国内对抗局势急速升级。各国对如何稳定委内瑞拉局势的看法不同，但大多数都主张在国际法框架内，通过和平对话寻求政治解决方案而非进行军事干涉，[50]而美国则坚持反对马杜罗政府的立场。2月25日，彭斯威胁美国将会对委内瑞拉局势采取“明确的行动”。[51]2019年4月30日，瓜伊多在委首都拉加斯东部的一空军基地发表演说，要求军队停止对马杜罗的支持，呼吁反对派开展示威活动。支持马的安全部队平息了此次骚乱。随后,委内瑞拉外交部长豪尔赫·阿雷亚萨指出,“美国是这次政变行动幕后的策划者和资助者”。[52]政变发生后，联合国、美洲国家和一些主要大国呼吁以和平方式结束骚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使用暴力，俄罗斯和墨西哥也呼吁反对派放弃使用暴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严厉谴责“反对党和美国发动政变破坏委国内宪法秩序”，而美国顽固坚持“保留所有选项”。[53]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停止对委局势的不合理干预。2019年7月，委内瑞拉称其领空被美国军机入侵；[54]8月5日，特朗普宣布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国的所有资产，以此向委政府施压。[55]可以看出，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不干涉委内瑞拉事件的情况下，美国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甚至是军事手段侵犯委内瑞拉的政治独立。

特朗普政府不仅延续了干涉拉美事务、维护势力范围的传统，干涉行为也拓展到其他地区。2019年6月以来，中国香港地区一些反对特区政府修改《逃犯条例》的激进势力借和平集会、游行之名开展激进活动，引发香港地区“修例风波”，严重破坏了香社会稳定。如何采取各项措施应对“修例风波”属于中国的内政，然而美国通过资助激进势力、国内立法等手段干涉香港问题。[56]有媒体称，有证据证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此次事件中向乱港分子提供资金资助、为乱港青年头目提供在欧美国家的后路等，“某种程度上正是美国一些机构的资助豢养了激进分子，正是美国一些人的怂恿助长了暴力乱港的势头”。[57]。2019年10月15日和11月19日，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通过“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在香港侵犯人权的外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58]11月27日，特朗普正式签署法案。[59]法案签署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数名委员马上发布声明称，“这一法案是两党达成一阵，真正用同一声音表达美国对香港（实为乱港分子——笔者注）的支持”。参议员卢比奥表示，“这一法案使美国获得了实质性干涉问题的工具”。[60]类似地，美国众议院在2019年12月通过了“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这普遍被认为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61]

美国近年来在耶路撒冷归属问题上的行动，引发了更加激烈的国际争议，加剧了中东地区秩序的混乱。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是巴以冲突中分歧最大的议题之一。1980年7月30日，以色列通过名为“基本法-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Basic Law- Jerusalem- Capital of Israel）的法案，规定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以色列议会、国家总统、政府和最高法院所在地，由以色列总理和总统签署通过。[62]随后，联合国安理会以14票赞成、0票反对、1票弃权的结果宣布此项法案无效[63]，作为惩罚措施，各国需将驻耶路撒冷的外交使团撤出，不在该地设立外交使团。至2006年，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均已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出耶路撒冷市区，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在国际社会内已达成较高程度共识。然而，在2017年12月6日，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随后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由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64]这是对国际社会长久共识的公然破坏。针对美国的行为，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议指出“联合国大会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不容许以武力夺取领土”，“任何声称已改变圣城耶路撒冷性质、地位或人口组成的决定和行动都不具法律效力，是无效的；必须遵照安理会相关决议予以撤销，并促请所有国家根据安理会第478号决议的规定，不在圣城耶路撒冷设立外交使团。”[65]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和批评，美国仍一意孤行。2020年1月，特朗普宣布推动解决巴以问题的“世纪协议”（即“新中东和平计划”），这一计划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作为美国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条件之一，将已经受到各国普遍认同的原则作为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66]近年来，美国在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上多次无视国际社会共识、违背联合国的决议，极大地加剧了中东的冲突与失序。

相对而言，近十年来美国干涉他国内政相对较为收敛。奥巴马在2009年对伊朗进行言语上的谴责甚至被指“干涉内政”，而此前奥巴马在对伊政策上一直保持克制。2010年奥巴马会见达赖固然传达了干涉中国内政的含义，但2008-2016年美国在涉疆、涉港问题上均表示它们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在巴以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坚持不讨论耶路撒冷归属问题。在乌克兰问题和利比亚问题上，奥巴马也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乌克兰内政”，[67]干涉利比亚是一个错误[68]，这与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特朗普政府在短短三余年时间内，无视国际社会共识而单边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与十年前相比，无论是从频率上还是程度上都大大提高，显示出违反建构性规则的明显倾向。

（二）、扰乱作为国际安全秩序的军控与武力使用规则

在签署和遵守军控条约方面，特朗普政府频繁扰乱军控体系，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社会军备控制的努力。[69]2018年5月8日，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充分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军控秩序的轻视态度。[70]2015年7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成《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朗核协议，长达十年的对伊朗制裁将被取消。伊核协议的主要内容为伊朗承诺不寻求、开发和获得核武器，联合国停止对伊朗的制裁，协议对地区稳定和美伊关系改善有着重要意义。[71]伊核协议规定，如伊朗未按要求履行义务，国际社会可恢复对其制裁，但协议并未设置退出机制。从协议条文角度看，缔约方原则上不得退出协议。2018年5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相关报告称，“可以确认伊朗履行了协议规定的有关核能的义务”。[72]因此，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重新对伊朗施加制裁的行为既不符合国际法惯例，也是对协议条文的直接违反，不仅体现了美国对国际规则的不尊重，也可能引起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分布的改变，给国际秩序产生了新的挑战。[73]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行为也不被国际社会所支持。在2017年特朗普称“美国做好退出伊核协议的准备”时，协议各缔约国即表示对伊核协议存续的支持，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强烈希望”伊核协议能够继续发挥效力。[74]2018年美国正式退出之后，澳大利亚、土耳其、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比利时等国官方也纷纷表示对美国行为的遗憾，呼吁相关各方继续履行协议义务，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75]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施了全球政略的调整，在“美国优先”理念指导下进行了部分战略收缩和同盟责任缩减，但这并不意味着减少武力的运用，尤其是在各种矛盾尖锐复杂的中东地区，美国不惜直接投入军力或者扶持代理人参与冲突。2017年4月7日，美军以所谓叙利亚政府在反对派控制地区使用化学武器为理由，通过巡航导弹袭击叙空军基地。[76]2018年4月，美国绕开联合国宣布对叙军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并联合英法开展军事行动。[77]叙利亚动荡的局势牵扯到较多国内外因素，叙政府在武装冲突中是否使用化学武器也尚无定论。然而，无论基于何种理由，也无法改变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做法违背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和平原则的事实。除此之外，特朗普政府还频繁威胁对朝鲜、伊朗和委内瑞拉使用武力。[78]

自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已经十余年没有直接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单边使用武力。奥巴马政府曾对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但毕竟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特朗普在就职当年就绕开联合国袭击叙利亚，显示其对武力使用更加随意的态度。同时，奥巴马政府推动了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伊核协议的签署，这些军控安排对全球和地区稳定有着无可置疑的积极意义，均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武力的使用较为克制，试图推动建立一系列新的军控秩序，但特朗普政府则对这些各国一致认同的秩序造成了较严重的侵蚀。

（三）、挑起单边主义的贸易冲突

自由贸易是指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和阻碍，取消对本国进出口商品的各种特权和优惠，使商品自由地进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当今世界没有绝对奉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但二战后，随着双边和区域性的政策的协调发展，尤其是致力于促进国际自由贸易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促进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和机制化。即便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强化的当代，欧盟、中国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在WTO遭遇美国强烈抵制之际，在不同场合仍表示支持自由贸易，促进全球发展繁荣。但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贸易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倾向越演愈烈。

自2018年3月开始，美国针对中国挑起贸易战、不断单方面提高商品进口关税。至2019年9月，美国已宣布对中国出口至美国的总金额达5500亿美元几乎涵盖所有种类的商品加征关税（见图1和表2）。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其他单边手段激化贸易冲突。2019年8月6日，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这是“完全错误的，既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国际社会的共识，甚至也不符合美国财政部自身制定的所谓汇率操纵的衡量标准”。[79]美国此无理举动的目的是在经贸问题上向中国施压，单边主义色彩浓厚。2019年5月15日，美国将中国华为公司列入管制“实体名单”，引起强烈反应。面对媒体发出的“这是否意味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的疑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是美国“根据自己的国内法对中国的实体实施单边制裁”，可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造成进一步冲击”。[80]WTO成立二十余年来，如此大规模的加征关税举措在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为此，中国商务部将美国的行为定义为“发动了迄今为止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81]

美国不仅特别针对中国、墨西哥等重要贸易伙伴，还将一些商品领域的关税措施延伸至欧洲国家、日本等传统盟友，对全球国际贸易秩序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82]2018年3月美国宣布对中国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开启中美贸易战后，又在5月宣布将结束对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钢铝产品的关税豁免，对钢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5％的关税。[83]关税手段还成为美国实现其他方面外交目标的工具。2019年5月，美国宣称墨西哥在在“同美国合作遏止非法入境活动上表现消极，导致非法移民大规模进入美国，这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构成威胁”，拟向墨西哥所有输美产品加征5%的关税，如“危机持续”，这一数字将继续提高到10%、25%。[84]美国肆意使用单边主义贸易措施，对全球贸易产生了较大冲击。

图1.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涉及商品金额（亿美元）

△说明：美国自2018年来多次宣布对华加征关税， 图中显示内容为美国加征关税措施正式生效的时间和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官方机构发布的信息整理，参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新华网，2018年7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18-07/06/c_1123088529.htm；《美国对16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背后》，2018年8月9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8/09/c_1123244855.htm；《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决定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18年9月18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9/20180902788074.shtml；《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方正式实施加征关税发表谈话》，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19年5月10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905/20190502861691.shtml；《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中国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对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征税措施发表谈话》，新华网，2019年9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9/02/c_1124952357.htm。

表2. 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税率

美国对贸易领域国际安排的态度显示出强烈特朗普特质的任性单边主义倾向。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多次绕过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多个国家和经济体启动单边贸易调查。美国的“232”、“201”、“301”等贸易法条款规定，美国政府可以国家安全、国内产业保护、经济利益等诸多理由对其他行为体进行贸易调查，而这些条款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多边原则和相关规定是有所冲突的。[85]按照WTO的规则，美国动用“301”条款对WTO协定外的事项启动贸易调查时，应受到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的严格限制。因此，美国上述急剧增加的单边制裁措施，明显违反了WTO协定的义务和国际法规定。[86]除此之外，特朗普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对WTO当前安排的不满，甚至威胁退出，更是显示了其对经贸国际安排的消极态度。

表3. 近年来美国违反国际秩序“硬规则”的行为[87]

△说明：近年来，美国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大都有时间和过程上的连续性，比如，对叙利亚的动武、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涉，因此，本表中的时间可能只针对某一特定行为。此外，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十分频繁，本表只简略列出了部分内容

资料来源：同表1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支持尊重主权、不使用武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等国际规则或规范，但特朗普政府上台仅仅三年，在这些方面的违规行为次数明显增多，违规程度相比近十年来也有明显提高。

六、霸权主义与双重标准:

美国对国际秩序“软规则”的态度

除了上述领域普遍认同的国际规则之外，某些领域的国际秩序和规范处于不断协调适应和变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软规则”，相对客观明确的普适性合规标准并不存在，但通过分析特朗普政府在这些方面的行为变化，仍有助于我们认识其对国际规则的态度立场。

（一）、人权规则上的言行不一和双重标准

美国一直自诩是全球范围内的“人权斗士”和民主“灯塔”，长期以来努力通过各种方式将自身人权观加诸其他国家，推动“美式人权”成为全球通用的国际规则。2017年9月19日，特朗普在联合国总部发表就任以来在联合国的首次演讲时指出，“我们不期待不同的国家认同同样的文化、传统和治理体系，但是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认同保护人民的权利是一国首要的责任”，“我们会继续支持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鼓励其他国家的人民为了自身权利进行的斗争”。[88]

然而，美国的行为经常与其所宣称的价值观目标背道而驰，呈现出霸权国家独特的“双重标准”特点。2016年以来，面对日益严峻的中东难民形势，国际社会迫切希望在解决国际难民和移民问题上寻求合作，联合国通过不具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承诺支持难民权益，帮助他们重新定居，并确保他们有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89]特朗普上台伊始，不仅发布颇具争议的针对穆斯林国家的移民禁令[90]，并致力于驱赶1100多万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91]更在2017年12月3日宣布退出《全球移民协议》。[92]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发表声明指出，“《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多项条款与美国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原则不一致”，强调“美国对我们的移民传统以及我们在支持全球移民和难民的长期精神领导力感到自豪，但是我们在移民政策上的决定必须始终由并且仅由美国人决定。”[93]移民问题涉及到复杂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协调，各国对于移民问题上如何开展国际合作有不同意见和举措是正常的。但美国一贯无条件地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并以此为由干涉他国内政，而在具体的涉及到自身利益的移民议题上改口主权至上的原则，体现了不加掩饰的双重标准行为。同时，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是否“尊重人权”也存在着广泛的争议。有美国国内组织和媒体认为特朗普的移民政策造成家庭“骨肉分离”，是“无能的治理行为”，可能带来了“深刻的人道主义危机”。[94]

2019年3月，美军在打击叙利亚境内最后一个“伊斯兰国”（IS）占领地区时使用白磷弹，造成平民伤亡。[95]美国对相关消息矢口予以否认，但2019年9月联合国一份报告称美国及其盟友“以恐怖主义为目标的暴力行动造成了平民伤亡，破坏了医院、市场、学校、农田等对平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迫使大量难民出逃”。[96]美国以人权和反恐为理由开展军事行动，却在叙利亚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口号与后果之间的巨大差距暴露了其对人权规则的实用主义的立场。

（二）、退出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气候协定》

为减缓全球变暖趋势，1992年联合国专门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前已有197个国家正式批准了该公约，[97]从而使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规则成为各国争论的重要议题。2016年《巴黎气候协定》的签署标志着全球范围内“气候正义”共识基本达成，即各国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实行相应减排举措。[98]《巴黎协定》承诺，178个缔约方将把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比前工业时期高出2摄氏度以内的水平，并尽力将升幅进一步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99]《巴黎协定》对不同国家的相关义务有明确规定，在环境保护领域形成了较为客观有效的国际规则，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国际环保共识的形成。

2017年6月1日，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2019年11月4日，美国正式启动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程序（完成退出需耗时一年），将成为唯一一个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国家。美国的退出巴黎使国际社会经过艰苦努力达成一致的进程严重受挫。[100]2018年12月，新一轮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出台了“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计划细则化了比较笼统的《巴黎气候协定》，在“有区别的责任”基础上突出了缔约国家的“自主贡献”，提高了协定的法律约束力，[101]而此时美国启动的退出程序，招致了广泛的国际批评，特朗普的政治对手、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认为，“它出卖了我们星球和子孙后代的未来”。[102]与此同时，从2017年起美国还放松了100余条环保法规，被认为在环保政策上加大马力“开倒车”。[103]

从拒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到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承担与其国际地位相对应的环保责任。[104]在破坏尚未完全定型的国际环保秩序的同时，美国还不想缺席环保方面国际规则的制定，以缔约方的身份参与协定及细则的形成。[105]在2018年的卡托维兹会议中，美国代表质疑《巴黎气候协定》所承诺的责任安排，又与中国等大国协商排放细则，试图对规则的形成施加影响。[106]达成和落实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环保规则共识，需要各国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作为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之一，美国依照自身利益参与规则制定无可厚非。但是，特朗普政府以退出多边协议的方式表达不满，又试图控制规则，体现了美国对国际安排和国际规则的轻慢无视和儿戏态度。

（三）、情报信息规则的霸权心态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情报信息跨境流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议题。2014年“斯诺登事件”之后，网络信息数据的跨境流动问题和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越发受到各国重视，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始重新考虑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107]与其他领域相比，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议题缺乏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也远远没有形成具有初步共识的秩序和规则。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和利益在国内法层面管理数据的跨境流动，体现了不同的政策倾向。目前，情报信息方面的国际规则还处于从国内层面向国际层面流动的过程，国际协调合作的主要方向是推动制定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的电子商务规则。美国基于其经济和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努力实施信息跨境流动自由化。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等安排中都包含支持信息跨境自由流动、减少各类阻碍的条款。[108]在网络安全方面，2018年7月26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下属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发布《网络空间外国经济间谍报告》宣称，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在网络空间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最严重的威胁”。[109]然而，也有充分证据现实，美国政府部门大肆对外国政府、盟友、企业和个人实施有组织和无差别的网络监听监控。[110]

在多边和地区性协议中，美国试图破除信息领域不利于本国公司的贸易壁垒。与此同时，美国以定义宽泛的国家安全为借口，限制重要技术数据的出口、显著提高数据领域的外国投资壁垒。美国为了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发展、确保自身的全球领先地位，美国对部分硬件、重要技术数据的出口及涉及“关键技术”、“关键基础设施”的公司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审查。通过“长臂管辖”法案（如《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外化数据安全国内法，扩大了美国执法机关调取海外数据的权力，加强对国外数据的审查力度。而其他国家调取存储在美国的数据则需要通过法案规定的“适格外国政府”相关审查，满足美国所设立的标准。[111]在新兴议题中，国际秩序的形成和各国的行为模式都是未知数，但美国的行为显示出自利的霸权倾向。

表3. 近年来美国对国际秩序“软规则”的态度与行为

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美国行为的梳理，我们发现，特朗普政府在政治外交上干涉他国内政行为增多、程度加深；安全军事领域冲击地区和全球军控秩序、使用武力越发不加克制；经贸上采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挑起引发近几十年来规模空前的贸易冲突；在人权领域、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和信息情报领域显示出双重标准倾向。总之，美国并不是遵守国际规则的“优等生”，反而存在着全面修改当前国际秩序的倾向。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秩序合规判定问题提供了不同的思路。第一，在分析美国对国际秩序的行为和态度时，并不是简单地把描述美国的行为和动机作为起点，而是从国际秩序入手系统讨论国际秩序的概念。第二，对遵守国际秩序的判定标准聚焦于国际规则，但凸显了不同领域的国际规则判定标准判定的差异，即在主权、安全、经贸等已经存在相对固定、客观规则的领域，合规和违规的标准比较明晰；在人权、环境和信息等规则处于形成过程中的领域，通过对一国具体行为的分析也可大体上把握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倾向。第三，作为霸权国，美国指责他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破坏国际秩序，其潜台词是霸权国天然地维护国际秩序，而这一假定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走向表明，霸权国可能不仅仅“选择性”或“精准”地修正国际秩序，而是存在谋求全面改变国际秩序的可能。

近年来美国更加明显的“修正主义”倾向引申出一系列后续研究问题，其中，关于霸权国为何破坏国际秩序的困惑引人瞩目。国际社会中国家行为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国家利益，这是分析美国“选择性修正主义”和“精准修正主义”的核心。然而，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任何国家都存在基于国家利益违反国际规则的动机诱惑或机会成本。作为霸权国，美国在较短时间内、在所有领域中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显著增加的现象指的我们深入讨论。

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全面破坏主要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国内政治和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其外交政策的特质。这说明，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和对外政策的选择并不是固定的和唯一的，领导人和政府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及其对国际规则的态度也有差别，带有强烈意识形态风格的政府和领导人将在国际事务领域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此外，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导致霸权国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的深刻调整为霸权国全面破坏当前国际秩序提供了可能。然而，霸权国破坏国际秩序的后果是难以预测的，评估违规行为对其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的效应也有较大难度。因此，国际体系的变化、变化形式和变化程度对霸权国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文章注释

[1]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经济全球化波动的政治效应及中国的战略应对”（项目编号：17ZDA16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清华大学薛谋洪国际问题研究基金的支持和《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2]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

[3]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 2017, p. 12.

[4]《特朗普口无遮拦批中国引网民质疑》，新华网，2015年8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8/10/c_128111712.htm。

[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 2017, p. 19.

[6]《外交部回应美指责中国不遵守世贸组织规则：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新华网，2018年7月17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7/17/c_1123140250.htm。

[7]《联大一般性辩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谈爱国主义情怀》，联合国中文网站，2019年9月24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2132。

[8]“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The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4, 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administrations-policy-toward-china/.

[9]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Fight and Win,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2019, p. 5.

[10] SamMeredith, “NATO is carefully monitoring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China’sincreased presence in the Arctic”, Aug. 7, 2019,https://www.cnbc.com/2019/08/07/china-nato-is-monitoring-beijings-increased-presence-in-the-arctic-circle.html.

[11] W. J. Hennigan, “The U.S. Expects China Will Quickly Double ItsNuclear Stockpile”, May 30, 2019,https://finance.yahoo.com/news/u-expects-china-quickly-double-033322331.html.

[12] 2018 Country Reports on HumanRights Practices: China, U.S. Department of State,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18-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china-includes-tibet-hong-kong-and-macau-china/.

[13]《新闻秘书就中国的政治正确发表声明》，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2018年5月5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statement-from-the-press-secretary-on-chinas-political-correctness.

[14] Damon Wake, “Pompeo defends US policy, slams China, Russia andIran”, December 4, 2018,https://www.yahoo.com/news/pompeo-defends-us-policy-slams-china-russia-iran-113529668.html.

[15]《外交部驳斥美方涉港恶劣言论》，新华网，2019年8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8/09/c_1124858081.htm。

[16]以上案例和报道只是美国在各个方面无端指责中国的一小部分，实际上美国政府每年发布的各种报告、政府官员在官方和非官方场合的讲话和言论，以及美国的一些媒体等充斥着批评中国所谓“违反”规则的信息。

[17] Gary Klintworth, “China: Status Quo Power or Regional Threat,”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12, No. 2, 1998, pp. 364–383.

[18] Rafael Bueno and Jonathan Story. “China as a ‘Temporary’ Status QuoPower.” China Perspectives, No. 38,2001, pp. 17–27.

[19]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2003, pp. 5-56.

[20] Liang Wei. “China: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StatusQuo Power?” Asian Perspective, Vol.31, No. 4, 2007, pp. 125-149.

[21] Scott L. Kastn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Is China a Status Quo orRevisionist State? Leadership Travel as an Empirical Indicator of ForeignPolicy Priorit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Quarterly, Vol. 56, No. 1, 2012, pp. 163–177.

[22] Feng Huiyun, "Is China a Revisionist Powe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Politics, Vol. 2, No. 3, 2009, pp. 313-334.

[23]《王毅：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新华网，2015年6月2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6/27/c_1115742829.htm；陈琪、管传靖：《中国周边外交的政策调整与新理念》，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4~26页；陈向阳：《中国是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负责任大国》，载《光明日报》2019年8月14日，第12版。

[24]安刚：《真正的“国际秩序修正主义国家”不在太平洋西岸》，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6期，第44~47页。

[25]王辉：《特朗普“选择性修正主义”外交的特点及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第6期，第28~34页。

[26]陈永：《精准修正主义与美国对华海上“灰色地带”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第41~73页。

[27]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 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47页。

[28]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29]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3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 4, 2003, pp. 5-56.

[31]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9页。

[32] Muthiah Alagappa, ed., Asian Security Order: Instrumental andNormative Featur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39. 转引自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6~34页。

[33]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第6~34页。

[34] 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2003, pp. 5–56.

[35]罗纳德·塔门、亚采克·库格勒：《权力转移与中美冲突》，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3期，第1~20页。

[36]韦宗友：《解读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指标及涵义》，载《国际论坛》2006年第2期，第13~19页。

[37]袁伟华：《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吗？》，载《国际展望》2012年第6期，第51~63页。

[38]伍俐斌：《论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和条约的合法性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11期，第59~79页。

[39]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4第1期，第84~115页。

[40]赵树坤、毛奎：《中国人权研究的主体性觉醒与省思：1978-2018》，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103~115页。

[41]温尧：《理解中国崛起：走出“修正/现状”二分法的迷思》，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5期，第27~52页。

[42]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2,2019, pp. 9-60.

[43]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4, No.2,2019, pp. 9-60.

[44]《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

[45]黄瑶：《论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联合国宪章第2（4）条阐释》，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第66~73页。

[46]袁正清、李志永、主父笑飞：《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重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7期，第189~203页。

[47] Richard Falk. “Human Rights.” ForeignPolicy, No. 141, 2004, pp. 18–28.

[48]茶洪旺、付伟、郑婷婷：《数据跨境流动政策的国际比较与反思》，载《电子政务》2019年第5期，第123~129页。

[49] “Pence to Venezuelans: 'Maduro is a dictator'”, Global News, Jan.22,2019, https://globalnews.ca/video/4874161/pence-to-venezuelans-maduro-is-a-dictator.

[50]《委内瑞拉局势将何去何从？》，新华网，2019年2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2/03/c_1210054803.htm。

[51] Olivia Gazis, “Pence to announce "clear actions" onVenezuela after deadly weekend clashes”, CBS News，Feb.2, 2019, https://www.cbsnews.com/news/pence-to-announce-clear-actions-on-venezuela-after-weekend-of-deadly-clashes/.

[52]《未遂政变对委内瑞拉局势有何影响》，新华网，2019年5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01/c_1124442754.htm。

[53]《委内瑞拉国防部长说政变行动已得到控制 多国呼吁和平解决冲突》，新华网，2019年5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01/c_1124440790.htm。

[54]《委内瑞拉拦截一架美军侦察机》，2019年07月22日，http://tv.cctv.com/2019/07/22/VIDEUzzbtVV85WeygJv0nPLX190722.shtml。

[55] “Executive Order on Blocking Property of the Government ofVenezuela”, The White House, August 5, 2019,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blocking-property-government-venezuela/.

[56]《新华社评论员：鼓动暴力、搞乱香港的霸权黑手——— 评美国国会通过涉港法案》，新华网，2019年11月22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22/c_1125264583.htm。

[57]任成琦：《美国给了乱港分子多少“赏金”》，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8月26日，第1版。

[58] “S. 1838,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of 2019”, CongressionalBudget Office, October 8, 2019, https://www.cbo.gov/publication/55713.

[59] “Bill Announcemen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7, 2019,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bill-announcement-65/.

[60] “Risch, Rubio, Cardin, Menendez Applaud Signing of Hong Kong Human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Into Law”,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Nov. 27, 2019,https://www.foreign.senate.gov/press/chair/release/risch-rubio-cardin-menendez-applaud-signing-of-hong-kong-human-rights-and-democracy-act-into-law.

[61]《综合消息：国际社会谴责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涉疆法案》，新华网，2019年12月8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12/08/c_1125321779.htm。

[62]参见以色列外交部网站https://web.archive.org/web/20070208165053/http://www.mfa.gov.il/MFA/MFAArchive/1980_1989/Basic%20Law-%20Jerusalem-%20Capital%20of%20Israel。

[63]参见联合国安理会1980年6月30日第476（1980）号决议，第13页，https://www.un.org/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RES/476(1980)。

[64]《特朗普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新华网，2017年12月7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12/07/c_1122069873.htm。

[65]《联合国大会通过有关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决议》，联合国中文网站，2017年12月21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17/12/312022。

[66]《特朗普宣布“中东和平计划” 巴勒斯坦：违反国际法》，中国网，2020年1月29日，http://news.china.com.cn/live/2020-01/29/content_681176.htm。

[67]《奥巴马强烈谴责乌克兰冲突 警告乌政府军不得介入》，中国新闻网，2014年2月20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2-20/5859028.shtml。

[68] Allie Malloy and Catherine Treyz, “Obama admits worst mistake ofhis presidency”, CNN, April 11 2016, https://edition.cnn.com/2016/04/10/politics/obama-libya-biggest-mistake/index.html.

[69]有学者认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军备控制的发展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参见李彬：《军备控制理论与分析》，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70] Meg Wagner and Veronica Rocha, “Trump withdraws US from Irannuclear deal”, CNN, May 9, 2018,https://edition.cnn.com/politics/live-news/trump-iran-nuclear-deal/index.html.

[71]王传军：《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载《光明日报》2015年7月22日，第12版。

[72] “Statement by IAEA Director General Yukiya Amano”, IAEA, May 8,2018,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statements/statement-by-iaea-director-general-yukiya-amano-9-may-2018.

[73]刘辰、马晓霖：《延续与调整：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5期，第46~60页。

[74]《国际社会普遍呼吁美国不要退出伊核协议》，中新网，2017年10月14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10-14/8352482.shtml。

[75]《国际社会继续关注美国宣布将退出伊核协议》，新华网，2018年5月10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8-05/10/c_129868624.htm。

[76]《美国为何突然袭击叙利亚》，新华网，2017年4月7日，http://m.xinhuanet.com/mil/2017-04/07/c_129527058.htm。

[77]《美国已联合英法对叙利亚军事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新华网，2018年4月14日，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8-04/14/c_129850522.htm。

[78]《朝鲜外务省官员对特朗普涉朝言论表示不满》，新华网，2019年12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2/06/c_1125313703.htm；《特朗普为何向伊朗突发军事警告》，新华网，2020年4月2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4/23/c_1125896585.htm。《特朗普威胁封锁委内瑞拉》，参考消息网，2019年8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90803/2387218.shtml。

[79]《央行副行长：美国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完全错误》，新华网，2019年8月6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9-08/06/c_1124844852.htm。

[80]《2019年5月16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国外交部网站，2019年5月1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664037.shtml。

[81]《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发表谈话》，中国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18年7月6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7/20180702763232.shtml。

[82]朱民：《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载《国际金融研究》2019年第1期，第5~6页。

[83]《综述：美国加征钢铝关税冲击全球贸易体系》，新华网，2018年6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2018-06/01/c_1122924296.htm。

[84]《美国对墨西哥加征关税 施压非法移民问题》，新华网，2019年5月3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5/31/c_1124567600.htm。

[85]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第110~122页。

[86]刘瑛、刘正洋：《301条款在WTO体制外适用的限制：兼论美国单边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武大国际法评论》2019年第3期，第139-157页。

[87]近年来美国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大都有时间和过程上的连续性，比如对叙利亚的动武、对委内瑞拉内政的干涉，因此本表中的时间可能只针对某一特定行为。此外，近年来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十分频繁，本表只简略列出了部分内容。

[88] “Promoting Human Rights is Essential to an ‘America First’ Vision”,The White House, March 12, 2018,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promoting-human-rights-essential-america-first-vision-2/.

[89]《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联合国大会2016年9月19日第71/1号决议通过，2016年9月19日，第4~5页。

[90] “Executive Order Protecting The Nation From Foreign Terrorist Entry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White House, March 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protecting-nation-foreign-terrorist-entry-united-states-2/.

[91]《特朗普欲“抓了就赶”非法移民 被批“违宪”》，新华网，2018年6月26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26/c_129900526.htm。

[92]《全球性难民和移民协议》是联合国在《关于难民和移民的纽约宣言》精神下拟定的协议，旨在推动移民问题上各国政府间磋商与合作，美国于2017年底退出此协议。参见联合国难民和移民网站https://refugeesmigrants.un.org/migration-compact以及Olivia Beavers, “US Pulls out of Global Compact onMigration”, The Hill,December 6, 2017, https://thehill.com/homenews/administration/363014-us-pulls-out-of-global-compact-on-migration.

[93] “Trump ignores Nikki Haley, pulls U.S. out of Global ImmigrationPact”, Newsweek, Dec. 3, 2017, https://www.newsweek.com/trump-un-immigration-talks-nikki-haley-729755.

[94]张梦旭：《美国移民政策加剧社会分裂》，载《人民日报》2019年7月11日，第17版。

[95] “U.S.-led anti-IS coalition launches deadly white phosphorusshelling in eastern Syria”, XinHua, March 4, 2019,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3/04/c_137866440.htm.

[96] “UN report on Syria conflict highlights inhumane detention of womenand children”, UN News, Sep. 11, 2019,https://news.un.org/en/story/2019/09/1046102.

[97]《《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国外交部网站，2016年7月11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tytj_674911/tyfg_674913/t1201175.shtml。

[98]张肖阳：《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90~100页。

[99]参见《巴黎气候协定》第二条，第3页，2015年12月12日。协议全文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https://unfccc.int/process-and-meetings/the-paris-agreement/the-paris-agreement。

[100]张肖阳：《后巴黎协定时代气候正义基本共识的达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90~100页。

[101]吕江：《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美国之后的气候安排、法律挑战与中国应对》，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5期，第64~80页。

[102]《美国政府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一年后将生效》，参考消息网，2019年11月6日，2019年11月6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91106/2394737.shtml。

[103]《美国政府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新华网，2019年1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05/c_1125193398.htm。

[104]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被认为是对奥马巴气候政策的“清算”。但事实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气候政策一直有反复。1997年7月，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伯瑞德-海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声明不接受损害美国利益的气候条约。1997年12月《京都议定书》通过，克林顿政府在1998年签署了，但截至2000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克林顿政府迟迟未递交国会批准。2001年小布什政府正式退出《京都议定书》。

[105]吕江：《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美国之后的气候安排、法律挑战与中国应对》，载《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5期，第64~80页。

[106]《卡托维茨气候大会美国表现矛盾：既认同减碳又推广化石燃料》，国际环保在线网，2018年12月19日，https://www.huanbao-world.com/a/vocs/70014.html。

[107]李恒阳：《斯诺登事件与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调整》，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6期，第107~124页。

[108]许多奇：《个人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国际格局及中国应对》，载《法学论坛》2018年第03期，第130~137页。

[109] Foreign Economic Espionage in Cyberspace, The NationalCounter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Center, 26 July. 2018, p. 1.

[110]“CIA Controlled Global EncryptionCompany for Decades, Says Report”, The Guardian, 11 Feb. 2020,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0/feb/11/crypto-ag-cia-bnd-germany-intelligence-report;《2020年2月17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网上例行记者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20年2月17日，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xwfbh/wjb/Document/1673461/1673461.htm。

[111]《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政策与中国战略研究报告》，阿里巴巴数据安全研究院，2019年9月1日。

本文首发于《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