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月16日至18日，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举行。《欧洲时报》德国版对参会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吴士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北外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肖茜和助理研究员孙成昊等数位中方专家进行采访，就本届慕安会报告主题、中欧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南海局势等话题作出了讨论。

有外媒认为，中国在本次慕安会上对美国态度不温不火，却明显对欧洲抛出橄榄枝，寻求中欧关系突破，您对此的看法是？

姜锋：当前世界形势十分动荡，所有问题都不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解决的。各国必须共同努力，告别零和博弈的思想，大国尤其需要共同承担全球责任。但现实中我们看到，包括美国所推动的“小多边主义”国家集团在内的一些国家，越来越背离开放的多边主义与合作原则，采取“小院高墙”的孤立主义政策。现有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已经导致世界政治被迫重组并引发严重动荡，我们正在亲身经历全球地缘政治分裂。

欧洲是国际政治的重要力量，王毅外长在慕安会期间会见了多位欧洲政要，与德国政界人士的会面次数最多，包括德国总理朔尔茨、外长贝尔伯克和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这体现了中国对欧洲和德国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欧是全球经济科技领域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理应成为具有全球责任的伙伴。此外，中国民众对欧洲文明有偏爱，中国政府也将欧洲视为战略伙伴，因此，中国和中国人民难以认同欧洲所谓“中国是风险、是制度性竞争对手”的观点，我希望我的欧洲同事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孙成昊：相比中美关系，中欧之间其实有很多利益共同点。在看待欧美关系时，一方面当然要看到欧美同盟的长期性，但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欧美态度还是有所区别。比如在经济方面，美国对华提出的是“断链”，但欧盟则只提出“去风险”，并不愿意与中国彻底脱钩。看到欧美之间这种微妙差别以后，在对欧的外交工作方面也理应与对美的态度有所区别。

进一步讲，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领域，其实中欧比起美国有更大的合作空间。并且欧盟将自身定位为“规范性力量”的代表，擅长在制定规则方面发挥软实力，所以欧盟其实更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全球治理、全球合作方面的伙伴，而非一个彻底的竞争对手。

《2024年慕尼黑安全报告》以“双输”为主题，称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正面临巨大危险，政治越来越被视为一种零和游戏。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吴士存：从今年联合国秘书长的慕安会开幕致辞里，可以看出他对整个国际形势走向的忧虑。他认为人类社会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整个国际社会应对危机时的力不从心也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这番言论给整个国际社会敲响了警钟。

早在2020年，慕安会报告就曾以“西方的缺失”作为主题，因为那时美国突然要求欧洲“自主防务”，提出每个北约成员国军费预算不能低于GDP的2%，跨大西洋联盟面临瓦解威胁，从那时起，欧洲人就抱有一种焦虑。再加上今年美国大选，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欧洲议会6月也要面临选举，右翼势力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加，欧洲自己未来的政治走向尚不清晰。所以我想，今年安全报告的主题定为“双输”，反映出的正是欧洲的焦虑。

肖茜：我在这次会议上感受到了欧美跨大西洋共同体的高度焦虑，无论是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还是近期其他多个热点问题，其实都是一种欧美无法解决的安全困境。今年的安全报告将主题定为“双输”或说“多输”，其实就是他们找到了问题所在，即每个国家都在强调自己的相对利益，不惜损害整个国际的绝对利益。但问题在于，找到问题之后，欧美无法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比如为了确保本集团的安全而不在乎其他群体的安全，还是会造成一种绝对的不安全。

刘作奎：我觉得这个主题翻译成“多输”更为合适，因为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欧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全球南方国家等等，都可能因为国际体系运行紊乱而面临“输”的风险。二战之后新国际秩序形成，全球化获得极大发展，大家都在不同程度获益。之所以后来出现这种“多输”局面，欧美的价值观体系应该负很大责任，即欧美出于保护自身利益，设计了一系列政治壁垒和经济壁垒。

如果要跳出这种困境，欧美或应首先进行自我批评。欧洲和美国的崛起都带有很强的创新和冒险精神，但现在这种精神比较缺失，什么事都怕有风险，都要做出一些防护性的安排。而惰性越大，创新力丧失得越快，各种合作的发展前景就越可能出现问题。

在安全政策方面，欧洲是否愿意、是否能够更加独立于美国？有德媒分析称，因为各方均对特朗普缺乏信任，一旦特朗普今年赢得美国大选，欧美合作以及更广泛的联盟会难以管理，这一局面有利于中国。您怎么看？

崔洪建：我认为欧美现在虽然在口号和立场方面看起来协调，但一碰到具体问题，双方的矛盾和分歧暴露的还是比较多。今年有一个较为特殊的背景即“超级选举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是欧洲现在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美国总统大选也令欧洲颇为担心，甚至有声音公开表态要做好准备应对。因为一旦特朗普回到白宫，2016年时的情景可能就会重现，无论对欧洲的安全还是经济领域，都将带来重大影响。

美国希望在欧美之间实现某种安全上的分工，比如公开鼓励欧洲增加军费、加强军工体系、做好长期和俄罗斯对抗的准备等，目的是为让美国能够腾出手来在亚太地区对抗中国。但在我看来，欧洲现在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如果欧洲真的要自己建设防务，接下来很快会有一系列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比如欧洲自主安全建设和北约之间的关系。欧洲方面可能也明白，如果遵循美国这一分工要求，所带来的问题可能反而会加剧目前欧洲面临的安全问题。

姜锋：说实话，我对欧洲的战略自主权并不看好。比如说，如果没有美俄之间的直接谈判，乌克兰危机就很难解决。我注意到，德国总理朔尔茨在慕安会上呼吁欧洲国家加大援乌力度，这表明欧洲各国对于向乌克兰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存在不同看法。我认为不是因为不团结，而是因为缺乏能力和意志。在可预见的未来，欧洲也很难摆脱美国的束缚实现战略自主，因为问题还在于，许多欧盟成员国并不想独立于美国，而是恰恰相反。

对于中国来说，经历了过去几年来自美国极限施压的动荡之后，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已经不再重要。很明显，中国不该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华盛顿手中，而该在自己手中。德国前总理默克尔说过同样的话，欧洲人也应该这样做。

中国外长王毅提到，愿与东盟加快“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磋商目前进展如何？可否介绍一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核心主张和立场？南海问题已经不仅是中国与菲律宾等国的领海纠纷，更可以视作美国掣肘中国海上力量的抓手。您认为2024年，中美之间就此的博弈将发展到何种程度？

吴士存：“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现在已经进入第三轮案文审读，中国和东盟国家会致力于推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合作以及共同开发。南海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国家之多、争议岛礁数量之多在全球绝无仅有，短时间内解决这一问题并不现实。各方可以首先通过海上合作积累互信，进一步发展到在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这就是中国南海政策主张的核心内容。

王毅部长同时讲到，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进展，他虽然比较乐观，但是是要在“没有外部因素干扰”的前提之下。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美国在东盟国家的利益代言人会把美国的诉求带到谈判桌上，要价会很高，这就可能影响谈判磋商的进程。另外，由于涉及国家过多，每个问题解决方案都要所有国家全部通过，难度很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还不能对磋商的进展过于乐观。

美国2011年开始所谓“重返亚太”战略，2017年特朗普政府又倡导“印太战略”，将海空力量东移，扩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然后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的发展。现在，这一做法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不会因为政党轮替或总统更迭产生变化。不过，中美之间不能擦枪走火，这一点双方依然保有共识，因为一旦在南海发生冲突，无论什么形式，都可能对两国关系、对地区安全形势产生灾难性影响。

对于欧洲而言，所谓的“中国影响力下降”和“与中国脱钩”的论调将向何处发展？

刘作奎：中国的影响力上升是显而易见的，并非部分媒体或个人言论所能左右。首先如王毅外长所说，中国经济今年增长5.2%，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其次以德国企业界为例，其对中国的态度系“用脚投票”，2023年的对华投资仍在增长。

“脱钩”在部分领域的存在显而易见，例如在高科技领域就有实例。但在经贸、人员交流方面，脱钩实则非常困难。我们应在合作之中让对方了解合作的好处与脱钩可能带来的坏处，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从客观来看，欧洲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来解决自身的一系列经济发展问题。4月中下旬，德国总理朔尔茨将率领一个庞大的工商代表团访问中国，事实上是一种表态。尽管欧美各智库反复强调不要对中国过度依赖，但实际上，企业对访华之旅的态度依然相当踊跃，希望能够去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崔洪建：我认为欧洲现在主要还是希望保持某种平衡，即便欧洲未来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去风险”的主要目标，现在也必须考虑现实状况。欧洲现在一方面要面临与俄罗斯的能源脱钩，同时又与美国在新能源绿色转型方面存在竞争性，尤其特朗普一旦上台，更可能带来不确定性。对欧洲而言，现在更合理的做法或许是保持平衡，去加强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而非减弱。因为如果一旦减弱对华经贸联系，当对欧洲不利的局面真正出现时，欧洲可能连“救命稻草”都找不到了。

本文2024年2月23日首发于《欧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