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182篇文章，作者梳理美国特朗普政府新推出的人工智能法案动因和背景，比较与前任拜登政府人工智能战略的不同，分析美国人工智能产业面临的风险与挑战，并分析该法案对世界人工智能产业的影响。
本文作者：李俊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
本文作者：冯云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曾提出，技术革命在英国和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重大技术进步通常会推动大国权力重组已成为广泛共识。近年来，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更是中美博弈的热点领域。长期以来，美国围绕技术产供链、技术联盟、意识形态划分尺度以及安全规则与标准体系等方面与中国展开全面的激烈竞争，并以此形成“分层金字塔”式的科技竞争体系。[2]目前，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突破性发展，中美人工智能竞争已不是简单的领先与落后关系，而是进入一种分工与对抗共存、各有强项的结构性竞争新局面。在此背景下，2025年7月23日，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赢得人工智能竞赛：美国的人工智能行动计划》（Winning the AI Race: America’s AI Action Plan）并签署系列行政令。该计划为美国对外推广AI应用、巩固AI霸权地位的一揽子政策，共计推出90余项联邦行动政策，涵盖创新、基础设施和国际外交与安全三大支柱，旨在推动技术突破、优化政策环境并确保国家安全。[3]
推出新一版人工智能战略的背景和动因
1.迎合国内政治氛围以及巩固特朗普中期大选选盘。
特朗普政府推出的AI新政与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与选战布局色彩。新AI行动计划蕴含着特朗普一贯以来的“政绩渴望”。[4]
具体表现为：其一，时间上紧贴选战节奏，AI行动计划于2025年7月底发布，此时共和党正开展中期选举造势、各州初选启动，服务于选举动员；其二，将政策作为竞选话题工具，特朗普团队指责拜登政府错失AI领导权，渲染美国被中国赶超风险，把AI新政包装成国家安全战略，强化美国优先形象，承诺中期选举后出台更激进AI政策；其三，政策可凝聚保守派科技力量，新政强调打造“爱国主义AI”“反觉醒AI”，抨击硅谷AI产品意识形态偏向[5]，争取保守立场科技企业家，稳固右翼科技资本盟友；其四，政策能激发右翼基层选民情绪，借AI话题强化中国科技威胁论调，结合美国制造、技术脱钩等议题，煽动对外部威胁的焦虑，争取传统工业州与基层保守选民支持。可见，本次AI新政不只是技术战略，更是服务于2026中期选举的高度政治化手段。
2.回应此前竞选纲领，制造业回流美国，堆高高科技产业壁垒。
AI行动计划聚焦于重振美国高技术产业，改善国内就业结构。在制造业回流战略背景下，人工智能被视为提升生产效率、推动再工业化的关键工具。该计划强调建设本土AI基础设施[6]，以带动高科技制造业发展，缓解产业空心化问题，并提升科技自主能力。政策将支持AI初创企业和中小科技企业[7]，意在将AI转化为技术驱动型就业的引擎，缓解传统制造业转移带来的就业压力。此外，计划加强AI人才培训，推动本土劳动力转型升级，助力高技术就业结构重建。[8]
可以看出，重振高科技产业与就业是该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旨在通过AI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创造新型就业岗位，重振美国高技术产业，促进经济增长。
3.遏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产业大国，维持美国世界霸主地位。
中国在AI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动摇了美国这一领域的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因此将AI竞争提升至关系到国家竞争力与文明冲突的高度，试图通过强化技术领先、确立美国标准、构建AI同盟，重塑全球AI格局，遏制中国崛起，防止国际秩序去美国化。
首先，中国技术能力的突破引发美国科技界强烈警觉，打击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技术自信，迫使政府制定更具竞争力的战略以维持领先优势。其次，中国在全球南方推广AI治理模式，美国担忧其在AI伦理、安全等关键议题上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特别是在规则真空下失去科技治理的话语权。对此，特朗普政府提出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AI价值体系，鼓励盟友采用美国的标准与架构，推动以所谓“民主国家”为基础的AI联盟，强化美国在全球AI治理中的领导地位[9]。本质上，美国已不再将中国视为技术模仿者，而是争夺全球领导权的真正对手。AI新政正是这一战略认知转变在科技政策上的具体体现。
特朗普与拜登人工智能战略的不同
第一，政策理念不同。拜登政府于2023年10月签署的《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赖的人工智能行政命令》确立了联邦政府主导的风险防控型监管框架。该框架强调对AI技术，尤其是前沿基础模型的事前安全测试与评估，强制要求开发者向政府提交安全测试结果，旨在通过政府干预防范AI可能带来的国家安全、网络安全及社会伦理风险。[10]相比之下，特朗普新政则主张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监管对AI创新的束缚。其核心是废除拜登的安全测试命令，认为过度监管会扼杀企业活力，导致美国在与中国等战略竞争对手的科技竞争中落后。其政策取向更接近传统的“小政府、大市场”理念，[11]试图通过营造宽松的监管环境来刺激私人部门的投资与技术创新。
第二，政策重点不同。拜登政策重点关注深度伪造（Deepfake）等恶意使用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推动技术公司为AI生成内容添加数字水印，以增强透明度和可追溯性。[12]而特朗普新政则更侧重于文化层面的“反觉醒”（Anti-wake）议程，要求联邦政府使用的AI模型必须保持“政治中立”[13]，实质上旨在规避其认为带有自由主义偏见的算法输出。
第三，国际策略不同。拜登政府主要依托多边框架（如OECD、G7）推进“可信AI”原则，主张通过软性规范赢得技术认同。而特朗普则强调以国家安全为核心，联合五眼联盟和印太伙伴建立AI出口管控机制，构建以美国为首的技术壁垒，目标直指中国。AI政策因此被赋予冷战式技术阵营对抗的色彩，其政策核心目标不再是如何治理AI，而是如何用AI赢得未来的战争与市场，突出科技军备竞赛式思维。
当然，也必须注意到，尽管两党与两位总统在各方面的特征与偏好都大相径庭，但他们的政治底色本质上并无二致。无论是掌权者本人，还是其亲密助手或政治敌手，他们都不可能超越自己的阶级与地位局限性，不可能跳出“唯美国独尊独霸”的认识窠臼。[14]
美国新版AI战略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新政面临基础设施与资源约束。新版战略虽然提出了大规模扩建计算基础设施的目标，但面临严重的资源约束。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预计将在2026年达到全国总用电量的6%以上，而老化的电网系统无法满足这种增长需求[15]。
其次，新政实施面临联邦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博弈。尽管联邦政府试图建立统一的监管框架，但各州仍在推进自己的AI监管立法，导致监管碎片化。截至2025年，已有超过25个州通过了各自的人工智能监管法案，这与特朗普政府追求的“去监管化”目标产生直接冲突[16]。
再次，新政中采取的技术封锁措施面临实际执行挑战。一方面，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遭到主要盟友的质疑，欧洲和亚洲盟友担心这些措施会损害其自身经济利益[17]。另一方面，技术封锁可能加速替代技术生态系统的形成，从长期看反而会削弱美国的技术影响力。同时，美国与欧盟在人工智能监管理念上的分歧，使得西方阵营难以形成统一的技术联盟。
最后，新政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关注不足，可能埋下长期隐患。美国新版AI战略过度追求技术领先而忽视社会治理，面临三大风险：大规模技术性失业加剧社会不平等；算法偏见缺乏监管导致歧视性后果；数据隐私保护缺位引发安全危机。若不能构建有效的治理与伦理护栏，战略最终可能因社会反弹而受阻。
对于国际AI产业格局的影响
首先，从全球层面看，特朗普新政的出台显著加速全球AI产业阵营化趋势，加剧了全球AI治理体系分裂，并对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构成重构压力。该政策明确提出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AI价值体系，联合五眼联盟、G7等所谓民主国家共建AI标准与安全体系[18]，旨在与中国形成实质性技术对抗格局。此举正在冲击基于伦理、公平、公正的全球AI共识，导致国际AI治理格局进一步分化。其对国产替代、技术回流、数据主权的强调，将直接阻碍AI产业链的国际协作，压缩跨国科技企业的运营空间，导致全球模型兼容性降低与技术孤岛现象深化。
其次，对美国来讲，一方面，美国算力产业因受政府支持而发展动能增强。美国政府对算力产业的关键技术领域、相对弱势群体和相对薄弱环节加强了资源投入。截至2025年5月，美国商务部已宣布向半导体领域内32家公司的48个项目提供了近325.5亿美元的拨款和最高58.5亿美元的贷款。[19] 光子计算、类脑计算和量子计算等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也获得更多资金支持。[20]同时，美国政府重视培养算力领域的技术专家和具备相应职业技能的劳动力，[21]使其人才多样性水平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限制性政策阻碍了其算力产业的发展。针对算力技术、产品与服务的出口限制与海外合作限制可能将美国公司与全球市场隔离开来，阻碍其优势产品对外出口，进而对上述企业造成两方面冲击。其一，政府政策会限制相关企业的海外业务，导致其营收减少。其二，限制性政策将削弱美国算力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优势地位。因算力产业具有资本密集性特征，企业营收减少可能影响高水平研发的可用资金，进而损害企业的长期技术竞争力。同时，限制性政策将制约美国算力技术生态的推广扩散，进而削弱美国算力企业、技术及技术标准的全球影响力。[22]
再次，对中国而言，首要且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算力层面。特朗普新政要求进一步收紧对华高端人工智能芯片及相关制造设备的出口管制，旨在精准遏制中国前沿大模型研发的算力供给[23]。这一措施在短期内可能加剧中国相关企业的技术获取难度与研发成本。然而，从长远看，它亦可能如同历史经验所示，反向激励中国加速国产替代进程，推动其本土半导体产业（如华为昇腾系列）的自主创新与生态建设[24]。在全球治理与规则制定层面，该政策旨在构建一个以美国技术标准与价值观为核心的“盟友圈”，并通过输出“全栈AI解决方案”来排挤中国技术的国际空间[25]。这不仅挤压了中国科技企业的海外市场，更试图在人工智能的国际规则和伦理标准制定中边缘化中国的声音。作为回应，中国预计将更积极地参与联合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治理讨论，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渠道推广其技术应用方案与治理理念，以争夺话语权[26]。
最后，从第三方视角看，特朗普AI新政的国际溢出效应还体现在对第三方国家的技术“双向挤压”。美国以标准制定、出口管控和技术联盟为手段，要求盟友在AI生态中选边站队。中国则通过开源合作、模型本地化等方式吸引中间国家，提供低门槛替代方案。这使得如欧盟、印度、巴西等中间国家在中美技术体系之间左右为难，不得不加快推进自主AI战略，以维护本国的技术安全、法规主权与发展空间，从而推动全球AI产业格局趋向多极化和自主化。
（本文系西南科技大学拉美中心探索项目“拉美国家数字化转型的现状、成效以及全球治理”（25LM01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申青青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