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熊通，硕士毕业于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美国研究专业，曾任新华社《环球》杂志责任编辑、央视英语评论部评论编辑等。曾在《环球》杂志等媒体发表封面文章《删减版国家档案》《海外留学40年》、“基辛格助手谈基辛格访华50周年”等多篇美国研究的稿件；现为中清宇大数据国际合作总监。

2025年11月初，美国政治版图出现一组让人始料未及的地方选举结果：在东海岸最具全球影响力的金融与文化枢纽——纽约市，印度裔穆斯林、公开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祖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当选市长；仅一周之后，西海岸的科技与创新核心城市——西雅图——亦选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凯蒂·威尔逊（Katie Wilson）担任市长。两座在美国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中具有高度示范效应的关键城市相继产生意识形态相似的政治领袖，使得相关动向不宜被视为单纯的个体事件，而应被置于更广泛的国家政治生态分析框架之内。

伴随民主党资深领袖、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宣布不再寻求连任旧金山代表一席，赛柯特·查克拉巴蒂迅速宣布参选。他曾任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竞选技术主任并担任过纽约国会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办公室负责人。尽管查克拉巴蒂缺乏直接的从政经历，但鉴于其在左翼民粹运动中的组织动员、技术运作与战略筹划，表明其可能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与2028年总统选举中值得关注的潜在力量。

这些相继发生的美国选举动向——既包括已经胜选的案例，也包括正在积极参选的个体——迅速吸引国内外政策界与学术界的注意。尤其是纽约这一全球金融网络的核心节点出现一位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市长，此举不仅重新塑造美国国内的政策议程与政党内部动力结构，也促使国际社会重新评估美国政治未来的可预测性与制度稳定性。

当前关键问题在于厘清这些变化的性质——究竟是特定社会脉络与候选人特质催生的孤立事件，还是反映美国选民结构、意识形态分布与政党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更深层的重组？本文力图超越选举结果本身，回到对美国政治生态内部结构性矛盾、社会动员机制与党内派系再编排的系统性分析，给出对此问题的稳健判断并提出未来展望。

近年的美国选举呈现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民主党自诩代表工人阶级与进步价值，却在 2016 与 2024年连续被特朗普击败。表象之下反映的并非选举偶然性，而是主流左翼与底层民众之间的结构性裂缝正在扩大。

在话语层面，民主党自克林顿、奥巴马至拜登时代，愈发依赖带有智识优越意味的修辞，将自身描绘为“正确”与“理性”的代表。该叙事虽能凝聚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层，却使感到经济焦虑与文化失位的白人蓝领及低收入群体产生被排斥感。[1] 他们不再相信民主党能理解其现实困境。

在政策层面，民主党在其掌控的州与城市大力推动进步文化议题，包括教育体系中的身份政治、新历史叙事以及扩大少数族裔权益。这些举措意在促进平等，但却被保守派描述为“文化战争”与“意识形态灌输”。共和党借此构建“政治正确过度”叙事，强调民主党忽视民生和经济，成功动员大量底层白人选民。特朗普则进一步借助这一裂缝，将民粹情绪与茶党力量整合，推动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重组。

民主党主流建制派未能有效应对这一社会裂隙的扩大。一方面，民主党持续依赖精英化政治叙事；另一方面民主党党内意识形态分歧难以弥合，导致其无法形成应对社会撕裂问题的合力。例如，建制派对伯尼·桑德斯与亚历山大·奥卡西欧·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 所代表的民粹左翼保持戒心，担忧其“民主社会主义”标签会伤及中间选民，导致党内改革长期停滞。佩洛西等高龄领导层维持的治理模式强化了民主党“守成但缺乏活力”的形象。前述问题积重难返，因此即便拜登政府的政策路径相对温和，也难以重塑基层信任。

在希拉里与哈里斯接连败选后，民主党建制派与民粹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大量年轻与多元族群选民对建制主流逐渐失去信心，使得党内激进左翼转向自主谋求一条更具组织力、阶级动员色彩的“民主社会主义”之路，推动美国左翼政治进入新阶段。

在伯尼·桑德斯及其盟友 AOC 的叙事中，美国政治的核心矛盾并非两党竞争，而是精英寡头与工薪阶层之间的结构性对立。[2] 基于这一判断，他们在 2024 年大选后迅速将政治动员重点推向传统上由共和党主导的地区，试图在美国政治版图最保守的地带重建进步主义的社会基础。

2025 年 2 月，特朗普再度就职仅数周后，桑德斯与 AOC 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启动“对抗寡头”全美巡回演讲。[3] 活动主题强调承接 2016–2024 年左翼民粹派的遗产，并提出“从何处继续”的战略追问。

巡回从中西部摇摆地区开始，随后进入犹他、爱达荷、蒙大拿等“深红州”。2025 年 3 月丹佛站吸引 3.4 万人，创桑德斯政治生涯单场纪录。至 4 月中旬，巡回覆盖 10 州 20 余地，累计参与超 25 万。至 11 月，红州选区仍持续出现大规模参与，当地民主党选民登记数量显著提升，已为 2026 中期选举奠定群众基础。

从战略视角看，“对抗寡头”既是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的反制，也针对此前如埃隆·马斯克等超级富豪对联邦政策的扩张影响。巡回以桑德斯团队为核心组织架构，AOC 作为联合讲者，两人明确把竞争靶向设定为“寡头权力结构”而非单一政党。他们指责最富有的 1% 通过政治献金、监管俘获和税制偏向掌控国家，并强调两党均不同程度受此影响。

运动在议题呈现上继承了桑德斯历次竞选中的经济民粹风格，但叙事更为激进，不仅将特朗普主义描述为“威权民粹主义”，也同时将矛头指向民主党建制派的中间路线。民主党民粹左翼的核心诉求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经济正义，包括对超级富豪征税、让全民享有医保福利、强化工会权利等；第二，抵制威权，强调特朗普与马斯克共同威胁民主制度；第三，跨党派吸引力，试图以反精英、反金钱政治的议程突破两党边界；第四，基层行动主义，推动参与者在本地组织动员，对允许无限政治献金的《公民联合》裁决构成挑战。

巡回活动的关键特征之一，即为进入“敌后根据地”——共和党据点。桑德斯及 AOC 试图填补在深红州长期存在的政治真空——当地共和党议员往往极少举行公开市政厅会议，而民主党建制派在这些地区缺乏组织投资。

通过音乐节式的活动设计、高度互动的现场气氛以及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巡回在保守地区产生了“意外的高能量效应”。例如，2025 年 4 月的西部五州巡回吸引近 14.7 万人，其中相当比例为独立人士与不满本党政治的共和党选民，他们普遍关注医保削减、公共教育等具体经济议题，而非传统文化战争。

媒体普遍将这股浪潮视为“民粹派引导的左翼力量复兴信号”。与 2024 年大选后民主党的疲弱状态相比，此次巡回成为规模最大、能量最高的政治动员事件之一，迫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不得不在反寡头话语上更加激进。

该运动在具体政策层面产生直接影响。4 月，巡回活动压向若干摇摆选区后，有四名共和党众议员宣布反对其所在党派支持的一项削减医保预算的法案；多个州的民主党组织也借势推动基层选民注册，启动更大规模的动员准备。

巡回活动的政治意义同样突出。桑德斯声称，此行动“让特朗普和马斯克感到不安”，而特朗普则持续在社交媒体上贬低集会规模，显示其对潜在威胁的敏感。[4] 右翼媒体将巡回描述为“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全美巡演”，但在部分白人低收入群体中，其“反精英”叙事确有共鸣。在典型的保守地区出现跨党派参与，使得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可能是近十年来美国最罕见的左翼势力跨区域扩张。

“对抗寡头”活动已从一次反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动员，演变为一场持续性的政治基础建设行动。它不仅重塑了民主党内部力量格局，也展示了进步民粹派深入保守腹地、构建跨党派联盟的可能性。无论这是否能转化为选举胜势，其规模、能量与组织方式已成为未来美国政治中的关键变量。

新左翼政治网络的形成与议题显影

美国新左翼正在由“候选人现象”向“网络化政治共同体”转变。在“对抗寡头”叙事持续升温的背景下，以桑德斯与AOC为核心节点的左翼民粹派阵营逐步形成具有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政治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在议题设定上具有明显的全国性协调特征，也在组织结构上呈现出松散但高度可复制的生态：由基层组织、数字动员、民间联盟与媒体曝光共同构成。纽约与西雅图的市长选举结果，是该网络首次在地方行政层级取得突破的重要样本。

桑德斯与AOC对马姆达尼的公开支持，标志着全美左翼民粹派网络在纽约的深度嵌入。[5]三人围绕租金控制、儿童保育与工薪家庭可负担性展开的议题合作，使地方选举与“对抗寡头”全国叙事在结构上实现对接。马姆达尼的竞选策略高度依赖草根捐款与社区组织，而这正是桑德斯体系长期塑造的组织模式。同时，AOC与全美媒体带来的曝光度显著提升年轻选民的参与率，使纽约成为新左翼议题最明显的显影区域之一。马姆达尼胜选后引用尤金·德布斯，并感谢桑德斯与AOC，进一步将地方治理的政治意义纳入全国新左翼的叙事框架。[6]

尽管桑德斯与AOC的“对抗寡头”巡回活动并未直接抵达西雅图，但活动在西海岸多个州产生的舆论共振，使该地区出现明显的左翼民粹派情绪外溢。凯蒂·威尔逊的竞选叙事——科技巨头影响、城市可负担性与反精英主义——与“对抗寡头”的全美巡回议题完全同构。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在巡回活动刺激下增强本地组织能力，使西雅图出现较强的“模仿式动员”。美国媒体因此将其称为“马姆达尼模式”的西岸延伸，强调这一胜利背后是全国左翼政治网络的间接影响力。[7]

纽约与西雅图选举构造了新左翼议题显影的“双城模板”。不论是纽约的直接政治加持模式，还是西雅图的间接生态复制模式，都显示美国新左翼正在从媒体与国会层面的宣讲转向地方权力结构的渗透，并依托可重复的组织模式与高共识度议题构筑全国性的意识形态动员体系。从结构上看，这一网络的扩张将持续重塑民主党内部的议题排序与派系格局，并在全美范围内推动新的意识形态断层线逐渐清晰化。

在美国国会两院皆居少数、最高法院长期保守化的格局下，民主党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政策难以施加实质性制衡，更多停留在声明政治。多个民调显示，民主党在不同群体中的支持度普遍下降，甚至失去部分进步派选民的信任。主流派的衰弱使党内权力版图出现脱序状态，为新的政治力量提供了进入空间。

主流左翼的衰老使权力竞争全面开放化，多半因为当前的民主党缺乏足以整合派系的权威人物：前副总统哈里斯声望受挫，无法承担统一阵线角色；奥巴马更专注于个人政治遗产与社会议题，而非直接介入党务；国会民主党领袖如舒默、杰弗里斯在面对马姆达尼等新左翼崛起时态度暧昧，反而加剧基层焦虑。

这种缺乏明确方向感的领导格局，让年轻一代的左翼民粹派得以加快挑战党内建制、重塑党纲与政策框架的步伐。这两次地方选举的突破则让新左翼看到了可复制的左翼政治新模式。

东西海岸两座大都市的选举结果表明，新左翼不仅在议题上获得突破，也在组织动员与候选人培养上展露锋芒。随着媒体开始以“新左翼一代”作为报道对象，美国政治正出现一个松散但可识别的政治群体。他们关注的议题聚焦于财富集中、城市可负担性下降、企业权力扩张、联邦社会保障制度弱化等。这一群体的集体亮相，正使“左翼复兴”从候选人现象转变为普遍趋势。

美国国内政治动荡变革，处于重新排列组合期。民主党旧有联盟已不再稳定，而新左翼的政治网络尚未完全成熟。纽约与西雅图是否会成为全美趋势的起点，抑或只是地方政治的偶然产物，取决于这场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竞争如何演进。

可以肯定的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核心的美国城市群中，一股带有对抗寡头色彩的新左翼力量正在加速凝聚。它尚未构成燎原之势，却已具备引发结构性变化的潜力。美国左翼的未来，正在这个政治缝隙中逐步成形。

编：陈希妍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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