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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谢琳娜，外交学院本科生

长期以来，美国移民治理问题一直面临既要维护社会秩序又要尊重人权的两难格局。作为全球典型的移民国家，美国倡导平等、公正和文化包容，但现实中，其移民问题的治理总是陷入困境。一方面，移民政策和有组织犯罪团伙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1]，与跨国犯罪、非法入境等问题相交织；另一方面，受到党派政治影响，移民政策往往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共和党强调“主权优先”（Sovereignty First），民主党则强调“人权捍卫”（Human Rights Protection），使得移民政策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司法系统也因此频繁被卷入。这种长期政策摇摆反映出美国社会内部关于“国家身份认同”的结构性矛盾：支持多元文化的人强调族群融合，而右翼保守派则将移民视为对本土就业和社会福利的威胁。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迅速启动一项被称为“美国史上最大规模非法移民驱逐行动”的政策计划。这一行动不仅恢复了其第一任期实施的“零容忍政策”（Zero Tolerance Policy）和“留在墨西哥政策”（Remain in Mexico Policy），还配合建设临时拘留营网络，推动废除“出生公民权”（Birthright Citizenship），暂停美国难民接纳计划（U.S. Refugee Admissions Program），并终止CBP One线上预约系统的使用[2]。这些措施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治理政策上的全面升级，力图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重塑移民边界，也进一步凸显其与拜登政府人道主义倾向之间的显著对比。

本文将从政策新特点、形成动因与实际影响三方面，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移民政策的结构性转向及其对美国国家形象与周边关系的深远影响。

相较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以“边境安全”为核心的移民政策，其2025年再次执政后的移民政策展现出明显升级趋势，形成规模更大、系统性更强、方式更激进的政策体系。从新移民政策的执行特征及其背后的治理逻辑入手，可以梳理出其主要特点。

（一）行政立法相配套：空前的驱逐规模与组织调动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新移民政策高度依赖行政与立法协调配合，在规模、机制与执行力度上均显著升级，呈现出系统性、全国化、高强度特征。

在行政机制上，政府下达一系列行政命令指导移民政策执行。例如，EO14159扩大“快速遣返”（expedited removal）的适用范围，允许执法部门在无需法院听证情况下直接驱逐非法移民；EO 1416则试图取消“出生公民权”，从根本上遏制非法移民群体扩大。此外，组织结构作为政策执行载体也优化升级。政府设立“全国驱逐中心计划”（National Deportation Force），以覆盖全美范围内的非法移民搜捕与遣返网络，同时赋予地方政府在移民执法中更大的问责权，强化地方协同能力，从整体上改变过去集中在边境的执法模式，向全国性常态化治理转变。同时，国土安全部、司法部与国民警卫队等关键联邦机构被正式纳入行动架构中，形成多部门协作的行动机制。

在立法层面，《莱肯·莱利法案》（Laken Riley Act）明确规定对涉嫌犯罪的非法移民进行强制拘留，禁止“释放等待审判”的常规做法，压缩移民争取法律保护的空间。由此，特朗普政府利用行政与立法的有效配合形成一套覆盖范围更广、执行效率更高的移民驱逐体系，体现美国移民政策取向从“边境防守”到“全国清理”的转变。

（二）从物理控制到意识形态治理

除了外在执行特征上的变化，新移民政策背后的治理逻辑也发生了由浅入深的转变。特朗普政府在新的移民政策中引入了“意识形态筛选”（Ideological Screening）机制，使移民政策不再仅是对“人”的管理，而是试图定义“谁有资格成为美国人”。例如，废除“出生公民权”实际上是从根本上否定部分移民群体身份合法性。此外，政策还强化对移民申请人是否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审查，比如是否支持自由市场、是否忠于美国国家利益等。这一做法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Ideological Nationalism）色彩，通过政治忠诚与文化归属来划定国民边界，使移民政策成为重塑国家身份的重要工具。

特朗普政府新移民政策并非孤立的行政现象，而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为全面理解政策推动机制，本文将从制度基础、意识形态背景、政治动因与经济驱动四个层面分析。

（一）制度基础：成熟执法体系的可调动性

首先，特朗普之所以能在再次上任后推动如此大规模的移民遣返，其基础在于美国高度制度化的移民执法体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等机构本就拥有庞大的预算、强大的信息网络和独立的执行权限。在特朗普政府推动执法自由裁量权最大化的政策鼓励下，这些机构人员执法时不再需要逮捕证，这无疑使得这些执法机构获得“解禁”，从而利用其现有资源主动扩大执法行动范围，比如扩大搜查、羁押、驱逐等。这都使得特朗普能够迅速扩大遣返政策的规模并提升效率。

（二）意识形态背景：身份政治与文化焦虑

其次，当代美国社会“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问题日益凸显的意识形态背景从根本上重塑了移民议题的性质。由于美国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主流白人群体感到自己原有地位、优势受到“外来者”威胁。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动物，当受到威胁时心理会变得狭隘且具有防御性，对他人产生抵触心理，形成“我们”与“他们”的对立状态[3]。因此，美国白人群体逐渐对自身的“身份”十分敏感，迫切地需要在身份上与其他族群划清边界，并稳固自身岌岌可危的主导地位。

“身份政治”指的是“以基于特定身份的诉求为目标，或以特定身份为优先考量乃至政治判断或以特定身份的表达本身为动力的政治形态”[4]。因此，在当前传统欧洲裔白人危机意识日渐强化背景下，特朗普身为白人群体的一员成为领导人后，在治理移民问题时关注的不仅仅是经济或者安全议题，更是“谁是真正美国人”的核心认同问题。他将非法移民构建为美国衰落的象征，声称“他们带来毒品、犯罪，他们是强奸犯[5]”，强调实施大规模驱逐不是“我们”不讲人权，是“他们”威胁了“我们”。可以说，移民问题成为一种服务于美国白人群体核心利益的政治武器。

（三）政治动因：选举策略与政党竞争

1.吸引选民的“强人政治表演”

从政治层面出发，基于意识形态被划分出来的白人群体，无疑会成为特朗普政府最坚实的选民基础。尤其是白人中的蓝领阶层，这些群体受教育程度较低，长期受到全球化与去工业化冲击，普遍面临工作机会减少与社会地位不稳定的压力。特朗普通过大规模驱逐、边境军警部署等具有高度冲击性的政治手段，塑造出“果断施政”以及“重新掌控国家”的领导者形象，满足这些选民对秩序与主权的心理诉求。2025年2月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加强对移民的驱逐力度以及对边境的管控，[6]这反映出特朗普的政治表演不仅是策略性的执政姿态，更是一种有效回应选民情绪并转化为政治支持的手段。

2.结构性反制手段

此外，特朗普政府新移民政策也是对民主党相关政策的结构性反制。民主党基于其掌控地区对移民等廉价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倾向于采取更宽松的移民政策，并通过给予他们合法身份为本党储蓄坚实票仓[7]。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政府的移民政策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大规模驱逐、取消出生公民权等方式，削弱民主党的“人口红利”。

（四）经济驱动：反击全球化

从经济层面看，移民治理政策也是特朗普对全球化冲击下社会经济失衡的回应。长期以来，美国奉行自由贸易、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并进的全球化战略，虽推动整体增长，却也客观导致制造业外迁、中低端岗位流失、工资停滞等问题。因此，特朗普一方面想要通过将非法移民塑造成全球化副产品的“替罪羊”，巧妙回避资本垄断和产业空心化的结构性矛盾[8]；另一方面，据美国国家科学院2017年报告，非法移民对低技能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确实产生了负面影响[9]，借此，特朗普将自己定位为反对全球主义的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10]，想要通过限制劳动力流动、优先美国工人，真正实现就业恢复与收入改善。

在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特朗普的新移民政策已经对美国国内社会、外交关系和国际形象等多方面产生实际影响。

（一）对美国国内社会的影响

1.社会撕裂与对立加剧

首先，大规模遣返行动在移民社群中激起广泛恐慌，即便是合法身份移民对政府也产生信任危机，出于担心被标签化或影响身份审查不愿申请公共福利。其次，家庭分离政策造成众多儿童与父母被强行拆散，引发了人道主义批评。与此同时，废除出生公民权的决议也遭到联邦法官反对，在美国社会引发关于宪法权利、族群归属与国家认同的激烈争论。

此外，移民政策在本质上成为两党“对立与决裂立场”模式的简单复刻[11]。右翼支持者将遣返行动塑造为国家安全与法治的胜利，而自由派与少数族裔群体则谴责其为有组织的种族性排斥。这种二元对立的强化，进一步削弱社会共识基础与族群间的互信机制。

2.对劳动力市场与经济的影响

在经济层面，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对美国劳动力市场造成显著冲击，部分州如加州和德州在驱逐高峰期出现“招工荒”现象，造成种植计划延误、建筑项目停滞等问题，甚至客观上推动部分企业转向自动化或海外生产，加剧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影响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长期看，持续限制移民输入将影响美国人口增长率与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基础，抬高用工成本，破坏美国原有“以人口红利支撑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逻辑。此外，大规模拘押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极高，据美国移民委员会估计，如此大规模驱逐行动可能要花费超过3000亿美元[12]。

（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1.区域外交关系紧张

特朗普新移民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美洲国家造成较大冲击。美国以强硬手段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但缺乏对源头国家贫困、暴力和治安等深层原因的系统性应对，可能加剧当地社会不稳定。同时，因边境控制与移民接收安排，美国与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关系趋于紧张。特朗普政府一度以“撤回援助”“加征关税”作为施压手段，损害原有地区合作基础，削弱中美洲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区域治理机制的信任。

2.人道主义危机蔓延

在特朗普大规模遣返政策下，大批被遣返者被送回原本就社会不稳、暴力频发的中美洲国家，加重当地政府治安与公共服务负担。例如，墨西哥边境城市基于“留在墨西哥”计划成了大量寻求庇护者临时收容地，庇护营地人满为患，导致治安恶化、资源紧张、社会矛盾激化。此类做法被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批评为美国在人道主义义务上的缺席。

（三）对美国全球形象的长远影响

长期以来，美国将自己定义为“自由灯塔”，在全球推崇人权保护、自由迁徙与多元包容。然而，在驱逐“数百万非法移民”的高压政策下，这一自我叙事遭到严重削弱。相关政策成为他国反击美国“人权外交”时的现实反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方针公然摒弃人权准则，并试图单方面重新定义并缩小国际议程范围[13]。此外，这也导致曾吸引全球人才的“美国梦”神话受到动摇，众多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技能人才赴美意愿降低。因此，这一政策不仅影响美国的国际声誉，更对美国长期的全球竞争力构成挑战。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推动的大规模移民驱逐政策既体现在执行目标和执行力上的强化，也突破过往聚焦边境管控的移民治理逻辑，转向从意识形态层面对美国进行族群上的“清理”和“净化”，进一步反映出美国社会由“身份政治”引发的更深层次政党斗争。同时，该政策也在现实中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后果，包括加剧社会撕裂加剧、族群间不信任、劳动力市场和经济结构的不稳定以及削弱美国的国际形象等。

可以说，当下的移民政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美国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问题，而且成为了美国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工具。其背后的白人至上主义隐形叙事也正是对其在国际社会中“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叙事的呼应，二者都在试图通过对边界和身份的重构将内部危机和矛盾外化，以“保护主义”的姿态带领“真正的美国人”重返昔日荣光。

编：吕紫烟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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