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单篇400-500元），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优秀稿件将推荐至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已有部分稿件被“中美聚焦”、澎湃新闻等转载。
作者信息：庄耿华，清华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2025年2月1日，刚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来自加拿大除能源以外的进口商品新征收25%的关税，直到美国面临的“非法移民与毒品所构成的危机”得到解除为止[1]。起初，人们预期这场关税战不过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类似做法的重演，但很快特朗普的一系列作为让观察者们意识到和他们打交道的是一个信用更低、政策更反复无常的政府。尽管加拿大不属于特朗普于4月2日宣布的“解放日”关税的征收范围，但仍然无法幸免于美国于同月宣布的对汽车及其零部件的25%关税与6月宣布的钢铁与铝关税。此外将在2026年到期的USMCA协议将来地位尚不清楚，届时以其为基础的北美自由贸易体系将经历一轮前所未有的考验。
历史上，基于高度相近的文化与邻近的地理区位，“吞并加拿大”一直是华盛顿的一个政策选项，如今随着特朗普政府空前的扩张主义倾向而再度复活；不过目前为止，多数观察者仍将其视为恐吓加拿大以逆转“不平衡贸易”的手段而非吞并领土的实际行动。至于对新征关税的直接原因，白宫在声明中提出是为了促进中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行动以推动美国国内“前所未有的紧急状况”的解决。对于非法移民与药物滥用问题，加拿大显然无能为力；对于不平衡贸易问题，现行的USMCA协议本就是在第一届特朗普政府推动下重新签订的，美国具备明显的议程设置与决策权力；唯有在防务上的“搭便车”问题上，加拿大的确在提升军费占GDP比重上缺乏行动。
截至完稿前，特朗普突然以加拿大“拒绝合作“为由，宣布将自8月1日起对加拿大商品征收35%关税，并警告如果加拿大执行反制措施该数字还会继续上升。由于特朗普政府一向混乱的政策作风，目前尚不清楚本次关税征收范围是否包括USMCA协议内的商品，但这无疑是白宫将脆弱的美加关系推向悬崖的又一举措，而新北美贸易协议的达成如今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安全协调机制效用下降
美加之间覆盖全面的安全合作机制是经过二战以来数十年经营的结果。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加拿大始终将跨大西洋集体防御体系视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支柱，其军事行动深度嵌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框架，几乎在每一起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中都发挥作用；对美国在北美防空司令部现代化中的主导地位加拿大也采取了默许态度。2017年，在特朗普要求北约盟国国防支出增至GDP4%的压力下，加拿大将长期徘徊在1.2%的国防预算提升至约1.4%，但至今也未能达到北约成员国2014年达成的“国防支出应占GDP2%”的共识。
冷战后的加拿大也并非完全服从于美国的安全战略。当小布什政府2003年推动伊拉克战争时，加拿大以“缺乏联合国授权”为由断然拒绝参战，表现出对过度卷入美国单边主义的警惕；加拿大在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时将参与方式限制在提供物资或进行人员培训等间接手段，既规避国内反战声浪，又维系同盟体面。不过，由于加拿大对美国高度不平衡的依赖所构成的特殊关系，加拿大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眼中的地位持续处在下降态势中；尽管加拿大在美国维持着包括14个领事馆与3个贸易办公室在内的极为庞大的外交使团，并据称在为两国关系“导航”上发挥了巨大作用[2]，加拿大对美加关系议程的设置和影响能力仍要远小于美国[3]。2021年美国突然推出AUKUS三边伙伴关系时，加拿大完全没有参与的余地，尽管就地理位置而言加拿大显然更具优势。
特朗普自2024年胜选后近乎天马行空的“吞并加拿大”的扩张主义论调，在公然违背北约宪章与联合国宪章的同时，还会对既有美加安全协调机制带来极负面的效应。由于特朗普政府本身难以预测，面对关系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前景，当前已有的一系列安全协调机制都将失去存在意义。上述机制的运作依赖于双方对彼此主权和安全的尊重以及深厚的互信基础。特朗普所展示的威胁将迫使加拿大政府不管是出于风险考虑或是民意都不得不对美加关系进行重估，参与美加安全合作的意愿下降，必然使得美加安全协调效率下降甚至机制陷入瘫痪。
北美自由贸易面临危机
贸易保护主义并非特朗普等新保守主义者的发明，而始终是白宫当权者的政策选项之一，即便是对于长期的盟友加拿大也不例外。20世纪70-80年代，美国以美加之间的不平衡贸易为由，针对来自加拿大的农林产品和原材料采取多种进口限制和关税惩罚。为解决两国间持续的贸易摩擦问题，一个包含两国在内的美加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被提上日程，并最终于1988年签订（此后扩大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大大提升两国间市场一体化水平。尽管过去美国的保护主义倾向使得在加拿大民间广泛存在对自由贸易冲击加拿大经济的担忧，对FTA与NAFTA表示反对的民意比例一度过半[4]，贸易自由带来的巨大利好很快抵消这种情绪。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加贸易逆差一度被调整至较为平衡的状态，不过这并没有使2017年首次执政的特朗普政府感到满足。在加拿大民众对两国自由贸易的支持始终保持高位的同时，美国民众与对此却愈发持保留态度。2018年，特朗普以“不平衡贸易”威胁至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从包括加拿大在内多国进口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在北美，关于关税的谈判相对顺利，最终以2020年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NAFTA为结局。
USMCA旨在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规范原NAFTA范围内的现代化贸易，尤其强调对本土制造业的支持和对工人权益的保护，以试图消解域外快速成长的贸易大国带来的经济冲击。如，北美制造的汽车中，要求75%的零部件必须来自北美地区，且40%至45%的零部件需由时薪至少为16美元的工人生产。USMCA还加强数字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这显然是2025年特朗普上任后故技重施的预演。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拜登任内，在美国本土制造业受到打击的同时，对加贸易逆差大幅上涨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为特朗普再度调整贸易政策提供了绝佳动因。本轮关税议题中，即便两国已达成“冷静期”的妥协，也不等同于美加关系就能回归原样。回顾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所作所为，不难想象在达成一项对美国具有极大优势的贸易协定前，白宫还将出台一系列政策为加拿大对美贸易增加更多阻碍。与安全机制类似，特朗普对美加自由贸易的肆意侵犯将使得USMCA等贸易协调机制功能失调，加拿大对通过谈判解决对美贸易问题的信心势必将不断减弱。
同时，两届特朗普政府均在贸易问题上作出了相同的选择，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似乎仍处于上升态势，被动地期待白宫主人更换后迎来一个更好的南方邻国的做法预计将不再凑效。在可见的将来，加拿大也许将不得不对美国执行“去风险”政策，以避免美国的这一新常态对加拿大的社会经济造成持续损伤。
指导价值观路径分道扬镳
冷战时期，在全球拓展其意识形态是美国的战略竞争目的，而即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全球化战略的两大目标之一就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化（另一目标是推行市场化）[5]。自2017年特朗普首次上任以来，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防止失去世界主导地位，美加两国价值观差异愈发明显，而共同意识形态仅剩下作为维持同盟体系的字面依据。如果说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所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与单边主义在当时尚且能被解释为美国政治的一种偶然结果，那么在选民经历过特朗普扮演西方阵营中的害群之马的第一任期后对其支持不减反增，意味着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可能已经达到与其盟友需求难以调和的程度，对于与美国边境最长、经济社会联系最为紧密的加拿大而言影响尤其大。特朗普上任至今的每一项重大议程，包括威胁吞并邻国的扩张主义、向贸易伙伴开炮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性少数和移民等社会议题上的极端保守主义，无一不与加拿大同床异梦。这在动机上使加拿大维护美加同盟关系的可能进一步下降。
结语
随着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行以关税为代表的“美国优先”议程，美加关系将进入涵盖贸易、安全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新一轮波折，使得加拿大的战略利益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强硬态度，加拿大有必要重新评估其对美外交政策与安全合作的立场。在未来的政策走向中，加拿大可能需要调整其对美依赖的模式，甚至在某些领域采取“去风险”战略，以降低特朗普政府可能带来的持续负面影响。虽然美加关系依旧重要，但从长远来看仍然在安全与经济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将成为巨大的隐患。随着本次冲突的进一步发酵，加拿大与美国的原有同盟关系或许将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密，甚至有回归至二战以前以冲突为主基调的风险。
编：赵书韫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