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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149篇文章，作者分析了特朗普2.0时代美国中东战略的转型轨迹及其与霸权护持的深层关联，剖析了当前美国安全承诺与执行能力脱节、能源经济杠杆效用递减等霸权护持困境，为理解美国中东政策的未来走向与全球权力结构变迁提供了多维分析视角。

本文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2022级本科生董桓麟

从2024年竞选期间扬言“炸平伊朗核设施”，到2025年5月突然解除对叙利亚46年制裁，特朗普（Donald Trump）2.0时代美国的中东战略仿佛呈现“无道、无序、无常”的特征[1]。无论是持稳定论，认为未来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与他第一任期的政策相似”，正在不断从中东抽身[2]；还是持激进论，强调特朗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正在引发“一场涉及地缘政治、军事对抗、民族宗教矛盾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危机”[3]——有一点是避无可避的，即当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重返中东舞台时，美国在中东地区正面临自冷战以来最深刻的霸权危机。

特朗普2.0时代美国重返中东舞台之际，区域局势较其第一任期已发生深刻变化。沙伊和解、中国与俄罗斯影响力上升、巴以冲突持续反复、伊朗核问题再度紧张等，都给美国传统的霸权模式带来新的考验。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扩张疲劳与全球多极竞争压力并存，促使特朗普政府在中东政策上持续转型，并需要在“战略收缩”与“霸权护持”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特朗普在2017年至2021年期间，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对中东采取遏制伊朗、支持以色列的策略。2018年，他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JCPOA），重新对伊朗施加制裁，削弱其地区影响力，并推动沙特阿拉伯等国与伊朗对立；同时，美国对伊朗周边地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暗杀伊朗高级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打击伊朗在中东的什叶派力量。在以色列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定居点建设持宽容态度，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并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通过《亚伯拉罕协议》促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绕过巴勒斯坦问题，推动以色列扩大影响力，重塑地区力量格局。[4]

拜登（Joe Biden）政府加速中东“战争疲劳”背景下的战略转型，与其他西方国家合作主导中东的意向逐渐增强，对于域外非西方国家介入中东事务持相对开放态度。拜登试图恢复JCPOA以缓解特朗普时期因退出协议导致的紧张局势，但受到国内政治压力、伊朗更强硬谈判立场和周边国家顾虑的限制，谈判进展缓慢。拜登积极推进价值观外交，对沙特采取更审慎的立场，与特朗普政府全面支持沙特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拜登政府还进一步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和在伊拉克及叙利亚缩减驻军。

2024年拜登任期结束。美国调整自身中东战略的同时，中东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随着以色列继续试图摧毁哈马斯和真主党，加沙和黎巴嫩战火纷飞，延宕的冲突正在引发更广泛战争，并直接导致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立。战争的恶化与局势的动荡宣告了拜登的多元主义战略与价值观外交趋于失效。阿联酋政治学家阿卜杜勒哈勒克·阿卜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直言：“对于海湾国家来说，每个人都在说‘欢迎回来，特朗普，我们已经等你四年了’！”目前巴以达成的停火协议，也使中东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5]

因此从战略趋势上，特朗普2.0时代不可能再走长时间大规模军事介入中东局势的老路。过去十余年，美国在中东地区花费7万亿美元，“耗费巨大”，但“除了死亡和毁灭外一无所获”，却“让其他国家占到更大便宜”[6]。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政策强调在面对国内种族矛盾、民粹主义、经济压力和大国战略竞争等矛盾时，不应陷入海外冲突的泥潭，应尽快结束战争。2018年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军撤离叙利亚，并声称“伊斯兰国”已被消灭，[7]这便是主动实施战略收缩、将军事力量从纷繁复杂的中东局势中抽身的实证。另外，美国的印太战略与中东战略之间也存在较大矛盾，需要适当取舍，尤其是特朗普始终认为美国自身应当放在外交政策优先级。

另外从客观情况上，特朗普重新上任时的中东也为特朗普收缩军事力量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就巴以冲突而言，当时巴以已达成停火协议，特朗普将其归功于自身；黎巴嫩新总统约瑟夫·奥恩（Joseph Aoun）与美国关系密切，将自己描绘成愿意从真主党手中夺走武器的西方朋友，希望得到华盛顿更多支持；叙利亚的领导层也在积极寻求与美国的接触。[8]另外，特朗普也希望中东和解。在其第一任期内，他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对海湾国家给予特别关注：沙特阿拉伯成为他上任后首个访问的国家；美国与沙特和阿联酋之间的军火交易增加；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贸易、经济合作和投资方面也达成了广泛共识。然而海湾国家对特朗普之于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持保留态度。特别是在2019年9月沙特油田遇袭事件中，特朗普的反应相对冷淡，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但是如今特朗普重返中东，此时中东局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海湾国家厌倦了冲突和人类苦难，因此，如果特朗普有办法使得中东地区结束冲突、延续和平，那海湾国家必然是欢迎的，他当然可以发挥商人思维继续从中交易。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uhammad bin Salman）曾强调：“沙特可能会寻求发挥影响力，鼓励特朗普采取平衡的做法，确保地区稳定，而不会引发与伊朗的紧张局势。”[10]

修正主义国际关系视角强调，传统霸权国在相对实力趋于下滑或多极竞争加剧时，会出现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倾向。拜登过渡期的调整带来安全承诺与执行能力脱节、经济杠杆边际效用下降、盟友信心与多极博弈结构制约等内在矛盾。因此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步入特朗普2.0时代后，通过调整公共产品供给方式降低直接成本，但仍力图在关键领域保持影响力，尤其是在安全与经贸两大主要领域确保有限介入，以平衡成本与收益、应对内外压力。

（一）安全议题

伊核问题、巴以冲突和沙以和解是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安全领域的三大意图优先事项。在特朗普政府的规划中，美伊核谈应成为中东破局关键。

图1：特朗普2.0时代美国中东战略在安全领域的意图优先事项

1. 伊核问题

在竞选期间，特朗普就伊朗问题发出了矛盾的信息。他威胁要把这个国家炸成“碎片”，但也表示愿意与伊朗方面进行谈判。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伊朗“成功”，但德黑兰“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从伊朗出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Ali Khamenei）长期坚持不与美国接触的立场。虽然佩泽希齐扬（Masoud Pezeshkian）总统和阿拉基奇（Abbas Araghchi）外交部长表面上表示愿意恢复核谈判，但鉴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面临的压力和中东的局势，谈判是否有实质意义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另外，伊朗目前处于一个战略十字路口，其地区影响力不断下降，“抵抗之弧”近趋瓦解，国内形势也渐趋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的确有充分理由暂时搁置与伊朗达成协议的计划，除非德黑兰方面愿意对其国内政策和地区政策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目前，美伊已完成五轮核谈，但由于在铀浓缩浓度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谈判进程总体缓慢。6月13日，伊朗宣布退出第六轮和谈，谈判宣告破裂，严重延宕了特朗普意向事项中对中东安全问题的解决。

表1：特朗普2.0时代至今，美伊核谈判未取得实质进展，并走向破裂

2. 盟友巩固与沙特—以色列和解

特朗普于2025年5月访问沙特，这是特朗普2.0在中东战略中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动。它的重要背景是，在中国斡旋下，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后，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依赖出现微妙变化。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希望借助对以色列的影响力向沙特施压，促使其在伊朗问题上“站队”美国；另一方面担忧过度打压伊朗会促使海湾国家进一步深化与中俄合作，从而削弱美国区域杠杆。[11]然而特朗普的手段并不直接。在此次访问中，虽然特朗普强调继续推进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曾多次公开表态“沙特会在合适时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在多个场合表示愿意斡旋和推动这一进程，并重申希望沙特最终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他也承认“此目标需视地区安全和巴以冲突进展而定”，以免激化海湾国家的多边合作倾向，损及美国长远利益。[12]

因此，特朗普此行又更侧重于商业、投资与防务合作，而“以色列—沙特正式建交”议题则被暂时搁置或推后讨论在此次访问中。特朗普不仅强调了美国与沙特在能源领域的深厚合作，还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沙特安全的承诺。特朗普与沙特领导人达成一系列协议，强调“不干涉、只做生意”。在利雅得的公开讲话中，特朗普痛批了过去发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美国新保守派干预政策，称中东的繁荣并非西方干预带来，而是该地区国家自己努力的结果。[13]这体现特朗普2.0在多极博弈环境下的收缩式调整：既不放弃对核心安全事务的影响，也在施压手段和程度上更加谨慎。

3. 巴以冲突

2025年春夏，以色列与哈马斯、真主党冲突反复，特朗普团队曾短暂促成停火协议，但协议脆弱易破。特朗普一方面敦促以色列“尽快结束冲突”并推动人道援助与重建，另一方面坚定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却不愿承担大规模地面介入风险，而是依赖地区盟友、国际组织和经济援助与外交施压并行，以保持战略灵活性。[14]然而这一策略亦面临挑战。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支持与推动地区稳定之间存在张力。若过分支持以色列扩张，可能引发海湾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满，影响对美安全合作；若施压以色列避免进一步冲突，美国在盟友面前可能显得软弱，削弱威慑信誉。特朗普2.0需在安全承诺和成本控制之间寻求精细平衡。

4. 突发：伊朗与以色列的冲突

无论是特朗普中东之行的行程安排，还是在特朗普政府近期制定中东政策的过程，以色列的角色都面临边缘化。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特朗普的中东访问暂缓大力游说沙特与以色列建交目标，而是优先巩固与沙特等国的直接关系，显示出在策略上的现实与务实。这种对以色列的冷遇在美国国内引发了亲以色列阵营的不安，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中东政策以以色列为中心的惯例。[15]

因此，2025年6月以来以色列与伊朗迅速激化的新一轮冲突并不在特朗普预先的中东战略通盘考量之内，构成了对特朗普2.0时代美国中东战略的一次重大考验。特朗普政府在G7峰会期间紧急返美，讨论对以色列的支持方案，公开声明“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对是否投入部队进行作战十分犹豫。实际上，特朗普已对延宕的谈判感到厌烦，交易主义思维使他将快速的军事袭击以达到消灭伊朗制核能力作为选项，但是美国优先的外交理念、作战局势的不确定性以及国内舆论的发展大大牵制了特朗普的军事决策，使其军事部署更多地演化为威慑与压力。特朗普更倾向先让盟友和海湾国家采取行动，美国则通过向以色列提供情报与后勤支持、加大经济制裁和多边压力来遏制伊朗核能力，保留有限外交空间，以回应国内“战争疲劳”与MAGA内部孤立主义声音的制约。[16][17]美国亦向中东海域部署航母战斗群与空中加油机，既向盟友示好，也向伊朗传递威慑信号，但核心在于依赖以色列与海湾盟国先行行动，体现特朗普2.0在遏制核威胁时追求“最小成本介入、最大限度施压”的收缩式权衡模式。[18]

（二）经贸议题

1. 能源方面

在第一任期末，特朗普已提出减少对本国化石燃料的限制、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的主张；而在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特朗普明确提出了“drill, baby, drill”（钻吧，宝贝，钻吧）口号，强调美国应该积极利用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的地缘政治和市场力量，这将直接冲击海湾国家的能源出口市场。此举一方面可能引发国际油价的下跌，影响中东产油国收入；另一方面也将提高美国的能源独立性作为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的谈判筹码。[19]

特朗普执政后，白宫发布“释放美国能源”等政策文件，要求扩大化石燃料开发以增强经济和国家安全，并公开表示将在国际能源市场上以价格与供应影响中东产油国，以作为谈判筹码。[20]倘若全球油价因中东局势不稳而波动，特朗普可能会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等主要产油国协商并施加压力。另一方面，特朗普也可能在伊朗问题上向沙特施压。2023年，在中国的调解下，沙特与伊朗实现了历史性和解，目前处于关系上升期，而伊朗坚决反对沙特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因此，特朗普将力图找到一个既能满足沙特需要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又能满足内塔尼亚胡极右翼的方案。[21]

2. 技术方面

特朗普5月访沙期间，通过大幅放宽对AI芯片等关键技术出口限制，与海湾国家达成多项技术合作协议，允许沙特、阿联酋大规模采购Nvidia、AMD等厂商的AI芯片，用于建设区域数据中心和AI研发基地；推动美国技术公司在海湾投资建立云计算、5G/6G网络和网络安全基础设施，意在借助美国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先优势，增强与盟友的互依关系，并压制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但这在美国国内并非没有争议。华盛顿的外交圈将此举称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次突变”，因为美国之前从未如此大规模地向中东国家开放敏感尖端技术。美国智库卡内基和平研究院分析认为，如果允许海湾主权基金在获得美国技术支持的同时，仍然能向中国等地投资半导体产业，可能削弱美国在技术竞争中的长期优势。[22]

3. 军工方面

特朗普政府还与沙特签署了创纪录的军售与防务合作协议，涉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及后勤保障、联合演习和本地化维护合作。美国防务公司获准扩大在沙特设立维护和配套设施，形成长期“军火生态圈”。此外，美国还寻求与阿联酋、卡塔尔等签订类似协议，强化地区军事互操作性和情报共享。这种军工合作为美国提供了稳定的商业利益，也借此强化与盟友的安全绑定，期待在关键时刻获得政治和军事支持。在中东地缘乱局难解、美国对中东直接军事介入减弱的背景下，美国与中东国家间的军事贸易与合作或将持续深化。但是，军工合作同样遭遇多重制约。美国参议院于6月11日决定将暂停向卡塔尔和阿联酋政府出售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军火。美国国会对大规模对外军售有审查意向，担忧武器流向争议地区或加剧军备竞赛。[23]对于海湾国家而言，为增强自主，他们也在本地推进国防工业本土化和与第三方的合作，减少对美供应链依赖。

总的来看，特朗普2.0在经贸议题的中东战略布局遵循着“以安全换市场、以投资换支持”的思路，通过访问海湾国家，宣布大规模防务、科技（尤其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领域投资与合作协议，期望以此巩固安全同盟并获取对伊政策的配合；同时对高科技和国防相关领域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趋严，以维护美国技术优势。[24][25]但是，无论是将能源、技术、亦或军工作为“准公共产品”供给的做法，都是试图将市场政治化加以影响盟友和对手行为。然而，海湾国家在经济多元化及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合作加深的背景下，对美国能源杠杆的依赖减弱，令此手段边际效用递减，且可能引发海湾国家寻找替代选项，削弱美国区域影响力。

截至目前，特朗普2.0时代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凸显了修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即传统霸权国在相对实力下滑或多极竞争加剧时，会调整公共产品（安全保障、开放市场、技术协作等）供给方式，更多依赖盟友承担前线任务，有限展示军力，并通过经济、能源与技术杠杆维持影响力。特朗普2.0时代，美国遏制伊朗核威胁、保护以色列安全、维护海湾稳定的核心利益没有发生变化；但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已经更加依靠盟友先行、有限军事部署、能源出口与投资合作、外交斡旋等组合方式实现目标，以降低直接干预成本，应对国内财政与公众反战压力，同时响应印太战略优先需求。

美国为霸权护持而进行战略收缩，意味着中东正在加速进入“后美国霸权时代”。但是，这种霸权护持的路径转型仍然存在一系列内在矛盾。

一是安全承诺与决策风险的张力。特朗普2.0坚持对以色列安全的坚定支持与对伊朗核威胁的高压遏制，同时回避大规模地面部队介入，倚重盟友与有限打击行动。然而，当冲突超出盟友可控范围时（如以色列与伊朗突发冲突升级），美国可能被迫介入，暴露收缩策略的脆弱：若不及时介入，可能削弱威慑信誉，损及长期霸权；若介入，则违背降低成本初衷，面临国内外反对压力。[16]此外，内部党派鹰派与孤立主义派在伊朗、以色列支持深度及海湾安全责任等方面存在显著分歧。如坚定的特朗普支持者、美国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公开宣称：“任何鼓吹美国全面介入以色列/伊朗战争的人都不是美国优先（MAGA）。”[26]这不仅使得特朗普政府做出决策的困难程度显著上升，也易引发盟友信心波动与对手试探，增加战略风险[26]。因此在记者会上，当特朗普被问及美国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应对伊朗与以色列的军事攻击时，他告诉记者：“我不想谈论这个问题。”[27]

二是能源与经济杠杆的边际效用递减。经济与能源杠杆是传统霸权国常用的间接维护公共产品手段。特朗普2.0通过扩大美国能源出口、签署大额投资与技术合作协议试图以此换取安全或政策支持，但海湾国家在经济多元化和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合作加深背景下，对美国能源和投资的依赖度降低，导致该杠杆效用递减，甚至激励其寻找替代选项，削弱美国区域影响。同时，对高科技和国防领域的出口管制虽能维护技术优势，却可能促使目标国家自主研发或转向第三方市场，进一步削弱美国长期经贸影响力。这种“安全优先 vs. 经济利益”矛盾，是多极化时代霸权国在调整公共产品供给时必须面对的挑战。

三是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与多极化趋势。这也是美国霸权护持难以持续的核心原因。尽管美国仍保持5万驻军和近30个军事基地，但调动军力实现战略目标的意愿显著下降。胡塞武装通过无人机和导弹持续袭击以色列关联船只，迫使美国于2025年4月与胡塞达成有限停火协议，默许其保留对以打击能力。这种权力转移促使地区国家采取“对冲外交”。沙特既深化与美军事合作，又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土耳其在美俄间维持平衡，同时加强与欧盟对话；埃及则在加沙问题上与美国公开对抗，拒绝接受难民安置计划。随着多极力量在中东的博弈不断激化，美国越来越难以独享话语权，需与其他大国争夺影响力或在某些议题上被动妥协。

特朗普2.0时期美国中东战略的转型，既有1.0时代的路径依赖，同时更取决于地缘政治已然发生并持续进行的剧烈波动。特朗普2.0政府在“美国优先”与“最大压力”核心理念下，通过安全与经贸两大领域的收缩式调整，以盟友先行、有限军事部署、经济与能源杠杆、技术合作与外交斡旋等方式维持影响力，回应国内战争疲劳与全球多极竞争压力。

然而，这种策略在维护核心安全利益与降低干预成本之间存在深刻张力：安全承诺与执行能力脱节可能削弱威慑信誉，能源与经贸杠杆边际效用递减削弱谈判筹码，内部政治分歧增加决策不确定性，多极博弈环境对单边或有限多边主导构成结构性限制。特别是在伊朗与以色列突发冲突等危机考验中，特朗普2.0的收缩策略及其交易主义思路将面临是否直接介入的艰难抉择，考验美国威慑信誉与战略连贯性。未来，以色列—伊朗冲突走向、沙特—以色列关系演变、能源市场波动、科技与安全合作成效等，将检验特朗普2.0战略的有效性。美国能否在提供足够公共产品（安全、技术等）以维系盟友支持的同时适应多极化挑战并补足软实力不足，将决定其在中东霸权护持的长期成败。

未来的中东局势将充满变数，而毫无疑问的是，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抉择，将对中东乃至全球政治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编：闫咏琪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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