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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137篇文章,作者通过对特朗普新一届内阁任命人选的研究,对其第二任期内的美国中东政策进行分析。
本文作者:闫卓越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本文作者:王俊松 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特朗普执政的政治背景与组阁特征
自特朗普赢得第47任美国总统大选选举后,新一届政府内阁人员组成相较第一任期呈现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建制派特征明显。一方面,特朗普经过8年积累后拥有更多政治经验及履历,另一方面,共和党在参众两院拥有领先优势,可以更好推行特朗普政策,减少异议团体阻碍。第二,内阁组成人员强调“忠诚”。特朗普再次上任后,其内阁主要成员皆来自特朗普忠诚拥护者,以尽可能避免第一任期期间内阁内部矛盾问题。以下为特朗普主要内阁名单(包括阁员级别官员):
表1:特朗普第二任期主要内阁成员名单,作者自制[1]
在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立场上,特朗普选择更为传统的保守派,尤其是长期坚定支持以色列、对包括伊朗在内的美国对手持强硬观点的共和党人[2]。代表如下:
1、马尔科·鲁比奥,国务卿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鲁比奥是长期的外交政策鹰派,其整个政治生涯中都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在军事行动方面,鲁比奥支持以色列采取压倒性军事行动以消灭加沙“哈马斯”组织,并否定外交解决方案及“适度回应”[3]。在2024年8月30日的发言中,鲁比奥表示,以色列一直寻求与巴勒斯坦实现和平,以色列人是合法生活在自己历史故土的一方,但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当局以及哈马斯等组织是拒绝和平提议的一方。此外,鲁比奥还就拜登政府对约旦河西岸反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实施制裁的决定表示批评[4]。
2、皮特·赫格塞思,国防部长
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赫格塞思曾参加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中东问题上呈亲以态度。第一,在反犹太主义和以色列问题上,赫格塞思指责高等教育传播是“反犹太主义的种子”,并把以色列描绘成与“上帝选民”概念紧密相连的极为重要的存在,强调其在宗教及地缘政治等多方面意义非凡,试图以此来矫正大众认知并影响相关舆论走向。第二,在阿以冲突相关问题上,赫格塞思表示将继续“打击有关阿以冲突的虚假新闻”。同时支持拆除阿克萨清真寺以建造“第三圣殿”,认为“两国解决方案根本不存在,只有一个国家”。第三,在巴勒斯坦民众境遇问题上,其将责任归咎于“恐怖分子”,无视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不公对待[5]。
3、迈克·赫卡比,提名驻以色列大使
赫卡比曾任阿肯色州州长,他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也是“大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6]。第一,在巴勒斯坦身份问题上,赫卡比否定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独立群体存在的事实,称其是一种为夺取以色列土地的政治工具。第二,在耶路撒冷主权问题上,赫卡比驳斥巴勒斯坦人对耶路撒冷的主权要求,强调实现中东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明确耶路撒冷掌握在以色列手中,坚决反对以色列分裂、耶路撒冷被一分为二。第三,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赫卡比赞同以色列非法占领约旦河西岸的愿景,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非法定居点描述为圣经预言的实现[7]。
4、爱丽丝·斯蒂芬尼克,提名驻联合国大使
斯蒂芬尼克原为纽约议员,在中东问题的态度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在加沙冲突的定性问题上,斯蒂芬尼克将加沙冲突定义为道德运动,把以色列描述为代表正义的一方。第二,在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E)问题上,她长期支持特朗普揭露“UNRWE是反犹太主义温床”的观点,并呼吁美国中止对该组织资助。第三,在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问题上,斯蒂芬尼克反对联合国大会提出的呼吁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非法占领的议题,认为其是要求以色列向试图摧毁以色列和美国“恐怖分子”投降的不合理举措[8]。
5、迈克尔·华尔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华尔兹目前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任职,具有军事履历,在中东相关问题上持有以下主要观点:第一,在以色列禁止特定人员入境问题上,华尔兹认为抵制、撤资、制裁(BDS)运动有犹太主义倾向,赞成以色列禁止支持该运动的国会同僚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和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入境的决定。第二,在伊朗问题上,华尔兹质疑拜登政府针对伊朗的制裁手段的成效,支持特朗普对伊朗实施“威压行动”以遏制其威胁[9]。
中东诸国对特朗普执政的态度分析
(一)伊朗
针对伊朗问题,预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比第一任期更强势。在伊朗国内,政界人士和分析人士对特朗普胜选的反应分歧较大。一些人认为这是对伊朗外交政策、治理和未来前景迫在眉睫的威胁[10]。在特朗普宣布胜选后,保守派政治家阿卜杜勒雷扎·达瓦里(Abdolreza Davari)作为现任总统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的支持者,称其为“伊朗历史上最不幸的总统”。社交媒体活动家萨汉德·伊朗梅尔 (Sahand Iran-Mehr)也表示,由于加沙战争等新的因素,伊朗的处境将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更艰难[11]。这是由于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恢复对伊朗的打击,而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伊朗长达四年的“极限施压”政策,包括退出《伊朗核协议》、强化经济制裁及击杀苏莱曼尼等,导致伊朗经济严重受损、外交摩擦不断,因此,伊朗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充满警惕和担忧。
然而,另一些温和派和改革派认为,尽管特朗普在第一任期采取强硬政策,但其“交易外交”手段可能为伊朗争取一定利益。改革派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与美国及国际社会的紧张关系。
(二)海湾国家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凭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领导人培养个人关系,通过签署大量武器交易等措施重塑双方关系,既为海湾国家提供利益,又不挑战其主权,因此赢得海湾国家支持和欢迎。此外,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对海湾国家造成安全挑战,而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伊朗强硬政策削弱伊朗地区影响力,也为沙特和阿联酋等产油国带来扩大市场份额的契机。因此,特朗普在对伊朗的强硬立场方面得到沙特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的认同。
然而,海湾国家也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不可预测和单边性感到担忧。一方面,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或使区域政策以美国利益为中心。另一方面,受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影响,海湾国家逐渐增加其在地区事务的话语权,积极与其他域外国家展开双/多边联系,海湾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发展面临更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12]。
(三)以色列
以色列对特朗普执政总体持积极态度。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前顾问阿维夫·布什辛斯基(Aviv Bushinsky)表示,内塔尼亚胡任命强硬派定居点倡导者担任驻华盛顿大使,表明以色列领导人对特朗普领导下的未来充满信心[13]。特朗普政府也被视为是对以色列最有利的政府之一,长期以来,以色列的军事和经济等都深度依赖美国支持,而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理念与以色列右翼政府理念契合,在其一任内实施一系列被广泛认为是偏袒以色列的政策。具体而言,特朗普彼时对以色列全力支持,实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迁移美驻以使馆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等手段,并在军事和外交领域给予大规模支持,极大增强以色列战略安全。因此,以色列领导层期待特朗普在未来推动更利于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四)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十分重视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他认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双方沟通方式十分坦率、直接。尽管特朗普第一任期是土美关系起伏和动荡时期,但他的务实主义和交易方式在土耳其被认为是可控的[14]。因此,土耳其对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持积极预期,认为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会给两国关系带来具体成果,但部分专家表示美土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15]。一方面,鉴于美国减少对库尔德武装的支持符合土安全利益,土耳其或对特朗普推动实现叙利亚撤军目标抱有期望。另一方面,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对土耳其实施了5次制裁,主要缘由分别是布伦森案、S-400防空系统采购案以及土耳其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行动。因此,土耳其对特朗普在人权、对俄关系以及库尔德等分歧问题的后续发展上持谨慎态度。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东政策预测
(一)对伊朗重启“威压政策”
在伊朗问题上,特朗普一任以“极限施压”为特征,且多方面制裁措施为首次实施,其创新性和针对性令伊朗措手不及。考虑到特朗普新组内阁中,鹰派人士占主导地位,表明实施新一轮“极限施压”具有很大可能性。
当前,美国对伊制裁思路主要分为三方面,分别是经济封锁、减除域外代理人网络和避免核武器化。基于上述战略,特朗普第二任期对伊政策将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通过支持以色列等手段削弱伊朗的海外代理人“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第二,在当前叙利亚反对派武装控制北方经济重镇阿勒颇,叙利亚政府深陷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不排除特朗普会通过“交易政策”与叙利亚政府谈判,以放宽经济制裁为前提换取叙利亚减少对伊朗支持。第三,特朗普政府将摒弃前拜登政府采用制裁限制伊朗经济活动的单一手段,转为利用大范围制裁、海外直接打击、强迫海湾国家站队等联合手段削弱伊朗的石油经济能力。
然而,新的战略现实和始终存在的执行挑战将使这一政策的再次实施变得困难[16],特朗普或难以复制第一任期时“极限施压”行动的成功。一方面,伊美的长期斗争以及美国的系列制裁和打击使得伊朗采取“核模糊”政策,将核计划逐渐从民用能源需求转向战略性政治工具,以期通过“核压力”增加谈判中的筹码。例如,在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逐步提高铀浓缩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全球背景发生改变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再次对伊朗实施制裁行动必须充分考虑美国的多重制裁制度和已经存在的优先事项要求。
(二)对海湾国家推进“国防换保护”政策
在海湾问题上,特朗普一贯主张减少对外军事干预的投入,要求盟友自身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17]。这种“国防换保护”政策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理念在中东的具体体现,且很可能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并且推进。
第一,强化与海湾国家军事合作。特朗普第一任期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签署大量围绕军事和安全的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海湾国家军事和防御能力。此外,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在中东取得的标志性成就——《亚伯拉罕协议》也是其在海湾国家的重要政策遗产。因此,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在这些政策遗产基础上强化与海湾国家军事合作,进一步实施“国防换保护政策”。
第二,通过对伊朗的制裁强化对海湾国家安全保障。海湾国家严重依赖美国安全保障,特朗普在内阁任命伊朗鹰派参议员鲁比奥等举措似乎是其再次对伊朗施压的表现,这将为海湾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并应对伊朗威胁 ,从而为其推进“国防换保护”政策提供谈判筹码[18]。
第三,随着海湾国家越来越多寻求与外界建立伙伴关系,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以安全保护为由威胁海湾国家增强对美国的依赖和忠诚,从而削弱海湾国家国际话语权,维护其在海湾地区战略利益。
(三)全力支持以色列解决巴以冲突
当前,特朗普选择了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担任政府高级职位,负责指导特朗普与阿拉伯裔美国人接触的两名顾问尚未在政府中获得职位。亲以色列的内阁表明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可能结束美国长期以来寻求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的政策,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减少甚至消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隔阂,并将支持以色列打击位于加沙地区的“哈马斯”武装、削减联合国涉加沙援助组织拨款、加大以色列军事支持作为新任期的主要对以方针[19]。美国中东研究所巴勒斯坦及巴以事务项目主任哈立德·埃尔金迪(Khaled Elgindy)表示,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和永久占领加沙地带的支持可能“迫在眉睫”。
总结
随着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内阁人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特朗普新任期的政策前景。其中,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将继续围绕“美国优先”理念展开,通过制裁对手、强化盟友和降低直接干预成本来实现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但由于全球经济与政治格局快速演变,区域形势因多方博弈趋于复杂,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中东政策也将面临着更多不确定因素。
编:蔡依航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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