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观点：
红色浪潮之后：2024 美国国会选举结果分析
2024年美国国会选举显示，共和党在参议院赢得53席，相较民主党的47席略占优势，而众议院选举结果与2022年中期选举基本持平。参议院方面，共和党新增四席，而众议院则呈现9个选区由共和党转向民主党、8个选区由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交错格局。这一结果表明，尽管共和党有所斩获，但所谓的“红色浪潮”未如部分媒体预测般强势。两党在本次选举中的策略和表现各有侧重。社交媒体成为关键战场，候选人纷纷投放精准广告，尤其是民主党在年轻选民中的动员较为活跃。然而，在基层选民动员方面，面对面接触仍被证明更为有效，尤其是在乡镇选区。筹款方面，民主党总额为共和党的1.76倍，比2022年中期选举扩大1.87亿美元，但高额筹款并未完全转化为胜选优势。在政策宣传上，共和党将拜登政府经济政策与候选人表现相捆绑，强调政府决策失误及其对民众影响，重点争取蓝领及农民选区支持。而民主党则侧重文化议题及边缘群体，强化少数族裔支持力度。选举预测方面，博彩市场的数据表现优于传统民调，例如Polymarket等平台对共和党在总统和参众两院全部获胜的押注比例达43%，而多数民调机构尽管低估了特朗普支持率，却在国会席位预测上较为准确。“燕尾效应”再次显现，即参议院多数党往往与总统所在政党一致，共和党在关键摇摆州的优势助其夺回参议院。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多数优势较小，但议事规则调整提高了罢免议长的门槛，使新议长约翰逊面对党内挑战风险降低。本次选举还显示出MAGA派在共和党内壮大，特朗普影响力进一步巩固，其支持的候选人表现普遍良好，党内团结度显著提升。此外，拉丁裔选民在部分选区向共和党倾斜，但历史经验表明此趋势可能并非长期稳定。同时，传统认为投票率提高有利于民主党的观点，在当前选举环境下需重新审视。整体而言，2024年国会选举反映出美国党派竞争日益激烈，选举格局趋向均衡，为2026年中期选举趋势提供重要参考。
石佳怡：清华大学日新书院历史学专业本科生
基督教福音派如何影响美国政治
基督教福音派在美国社会与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其核心信仰包括圣经主义、归信主义、行动主义和十字架中心主义。福音派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视其为个人和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并将现代社会治理问题置于古代经文的解释框架内，从而形成具有神学合法性的政策主张。归信主义强调个人皈依的重要性，认为“重生”是人生的关键转折点，促使信徒按照基督教价值观生活，并积极推动基督教伦理的法典化。行动主义体现了福音派信仰应转化为行动的信念，使其在政治动员方面极具影响力；而十字架中心主义则将基督的受难与救赎置于神学核心，激励信徒效法基督通过社会服务和政治活动实践信仰。
从人口分布来看，基督教福音派主要集中在美国“圣经地带”，尤其是在南部和中西部较贫困地区，以白人群体为主，但近年来拉丁裔和其他少数族裔信众有所增长。福音派推崇传统家庭价值观，并通过创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吸引城市中产阶级。
福音派对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选举层面，自“新基督教右翼”兴起以来，福音派建立了系统化的动员网络，通过教会发放“选民指南”，推动“价值观投票”。2016年，81%的白人福音派选民支持特朗普，创下里根以来新高。在政治表达上，福音派依托广泛的宗教媒体矩阵塑造舆论，如《700俱乐部》节目和推特上的#圣经真理#栏目等，以扩大核心议题的影响力。在组织参与上，福音派通过智库和非政府组织形成政策共同体，如“家庭研究委员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与“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直接影响立法进程。在政治接触上，福音派领袖与历届总统关系密切，通过白宫圣经学习小组等机制直接影响行政决策，如葛培理曾为12位总统提供宗教指导，形成政教互动模式。
近年来，福音派对特朗普的支持呈现政治实用主义色彩。尽管特朗普的个人道德争议与福音派传统伦理存在矛盾，其政策立场却符合福音派核心议程。在首个任期，他成功提名3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最终促成《罗伊诉韦德案》判决被推翻，成为福音派重要胜利成果。此外，特朗普政府颁布宗教自由行政令，设立特别工作组以维护基督徒权益，并在公共政策中强化基督教价值观。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政府积极回应福音派对文化战争的关切，推动基督教民族主义叙事，强调美国的“基督教国家”身份，同时废除多样性与包容计划（DEI）并限制LGBTQ+权利，以抵制文化进步主义趋势。
特朗普时代美国对华政策浅析
特朗普再度就任后，中美关系的观察可从高层交往和技术产业竞争两个维度展开。首先，高层交往作为衡量双边关系的重要指标，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以来，中美关系持续下滑，会晤频率大幅下降。近年，互动主要借助多边场合进行，而非传统国事访问。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任内未曾访问中国，反映了两国战略竞争的紧张态势。
特朗普上任初期，中方释放出较为友好的信号，如派遣高级官员出席其就职典礼，而特朗普本人也表达希望在就职百日内实现元首会晤。然而，会晤需大量前期准备，目前虽有一定积极进展，如双方领导人通话及中美外长接触，但特朗普政策的不可预测性仍使前景难以判断。2026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G20峰会或成为关键时间节点。
其次，技术和产业竞争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已通过产业政策与“小院高墙”战略限制中国高科技发展，特朗普政府则在此基础上强化科技资本的政治地位。特朗普“美国优先”议程使得科技产业成为政府关注重点，其政策风格将在技术封锁、产业支持及供应链调整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围绕TikTok在美运营的争议成为观察特朗普政府对华科技政策的重要窗口。其存留方式及相关立法动向将反映美方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态度。未来一年至一年半内，中美在技术、产业以及外交层面的互动将是研判双边关系走向的关键指标。
田海伦：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多轨并行”的中美交流
中美交流涉及多轨并行模式，从高层决策到民间互动，形成不同层次的沟通体系。根据拉斯维尔的传播模型，交流包括沟通者、信息内容、媒介、接收者及沟通效果，这一框架有助于理解中美之间多维度互动的复杂性。第一轨道主要由两国政府官员主导，如近期的中美外长通话，是决策层沟通的重要体现。一轨半及二轨对话涵盖政府官员、智库、学术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如商会等，他们在政策制定与国际合作中发挥桥梁作用。市民外交和人文交流则构成第三轨道，包括社交媒体跨文化互动，如近期在小红书上的关于跨文化交流的讨论热潮，反映普通民众对彼此国家的兴趣和沟通需求。不同轨道的交流在动机、议题、媒介及政策影响等方面各有特点。市民交流往往由新奇感驱动，讨论话题较为轻松，而一轨半及二轨对话则围绕军控、气候变化、经济合作等严肃议题展开。在传播媒介上，市民交流依赖低成本的数字平台，而政策层面沟通通常需要更具安全性的线下会谈或专线通话。尽管各轨道各有优势，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例如，人文交流受限于时效性及有效性，容易受误导性信息影响。此外，在国际传播中，话语权的不均衡，如TikTok在美用户所面临的文化叙述失衡，也可能影响交流效果。因此，各层次沟通需协同推进，确保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政策协作的可行性。青年学者与学生在多轨交流体系中具有独特优势。他们介于普通市民与资深学者之间，既能参与深入学术讨论，又保留较高的社会互动性。他们在跨文化理解、专业知识分享及促进不同交流层次间的循环互动方面具有潜在作用。然而，目前这一比较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发挥，未来应进一步探索青年群体在中美交流中的积极作用，以推动更广泛、深入的跨文化沟通与理解。
青年专家评论：
苏刘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
同学们针对2024年美国大选选举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涵盖民调、大数据、技术竞争、中美关系等多个维度，为理解未来政治动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于选举预测，民调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特别是综合民调与部分地方选举预测较为精准。同时，博彩市场在选举预测中表现出较高的准确性。此外，大数据对选举制度的潜在影响值得关注，未来可能影响选民行为及政治信息传播。随着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技术的进步，选举预测的准确性有望进一步提高，但其对选民自主性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在经济领域，加密货币的发展对美元地位构成挑战。特朗普支持加密货币的立场与其维护美元主导地位的目标存在矛盾，未来政策走向仍需进一步观察。尤其是，美国如何在金融监管和市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将决定加密货币的长期发展。在社会领域，美国多元文化战略面临调整，少数族裔选民向共和党倾斜可能促使民主党重新定位其选举策略。在未来选举周期中，如何争取中间选民、调整政策主张，将成为民主党关键挑战。同时，宗教因素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基督教福音派在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福音派对华态度普遍较为负面，但宗教交流可能成为中美人文交流纽带，历史上的教会大学、医疗机构等跨文化合作值得进一步研究。未来，如何在宗教层面促进双边理解，将成为中美人文交流重要议题。在中美关系方面，高层互动仍是核心观察指标。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风格具有不可预测性，其就职百日内能否实现中美高层会晤尚不确定。同时，技术竞争成为中美战略博弈核心，美国政府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政策调整值得关注。未来，除了高层交往外，中美之间的各层次交流如何发展，将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多轨并行模式至关重要。高层交往、智库对话、市民外交构成不同层次的互动结构。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促进跨文化认知的调整，例如TikTok在华用户的体验为西方社会提供了新视角。这一去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有助于平衡传统媒体的影响，推动更广泛的民间理解。特别是在青年交流方面，Z世代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可能影响未来美国的国际立场。如何通过青年互动塑造中美未来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