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稿件一旦录用将提供有竞争力的稿费（单篇400-500元），并有机会参与CISS实习生项目和战略青年的后续活动。优秀稿件将推荐至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已有部分稿件被“中美聚焦”、澎湃新闻等转载
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135篇文章，简要梳理了特朗普1.0时期和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发展历程，并基于此对特朗普2.0时期的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
本文作者：张荣慧，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专业2021级本科生李欣，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专业2021级本科生
2024年11月，美国大选落下帷幕，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胜利。尽管乔·拜登(Joe Biden)执政后尝试修复特朗普1.0时期对亚太同盟造成的“伤害”，但鉴于特朗普胜选及其在1.0时期对盟友“交易式”行为，美国亚太盟友的不安有其逻辑。从同盟理论视角看，特朗普“交易式”外交政策风格会使得同盟“牵连—抛弃”困境加剧，拜登政府时期小多边机制的延续发展可能会遭遇阻碍，但为服务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特朗普2.0时期可能依然会利用亚太同盟加强对华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打压。从特朗普1.0时期到拜登：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发展历程
特朗普1.0时期与拜登在对亚太同盟的态度上呈现不同的战略偏好。总体观之，自特朗普政府2017年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并写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后，美国两届政府都将亚太同盟视为实施印太战略的重要战略资源，并在同盟架构上设立一种少数国家基于共同利益寻求外交政策协调灵活性的小多边（minilateral）机制，[1]美国政府认为加强多边安全合作已成为维持美国主导地位的必由之路，[2]但两届政府在具体战略实施上仍有所不同。（一）特朗普1.0时期：具有“交易式”特征的小多边主义特朗普在1.0时期高调践行“美国优先”政策，通过施压和采取“交易式”方式与同盟国在诸多领域讨价还价，同时抵制多边主义，大力推进灵活的小多边模式。首先，在战略部署上，特朗普1.0时期深化奥巴马时期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提出印太战略。这一战略主要致力于构建一个小多边安全网络应对亚太地区日益变化的局势，在盟友间划定亚太同盟内部核心、次核心、潜在盟友和域外四圈层，[3]推进美国与成员国间的互动，谋求达成遏华目标。其次，在机制建设上，特朗普1.0时期美国通过美日印、美日澳三方对话机制、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等小多边安全模式积极架构美国亚太同盟网络关系。特朗普政府重视维持与促进三边对话机制，2015年美日印三边对话提升至部长级，2018年举行第一次首脑峰会，同时积极推进美日澳三方传统防务安全合作，举行多场外长与防长会谈。此外，在特朗普1.0时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经历机制重启—等级升级—秩序规范的发展过程，形成军事层面、基础设施建设层面、非传统安全层面等多样化议题领域合作，[4]积极朝向“四边+”以深化合作领域，拉拢潜在成员。再次，在双边关系上，特朗普1.0时期体现典型的“交易式”外交政策风格，要求日、韩、澳、菲、泰核心盟友加强防务合作和军费开支。以美日同盟为例，特朗普在美国联盟成本分摊问题上对日本频频施压，[5]一是要求日本加大对美军事装备与驻日美军费用支出，如特朗普政府提出的“成本+50”，要求所有驻扎美军的国家同意在补贴美国军事存在的全部费用之外，额外支付该金额的50%。[6]二是特朗普单方面削弱对日战略承诺，密切与朝关系，提升盟友不安全感，引发日本在这一框架下进行诸多寻求自主性的尝试。最后，特朗普1.0时期认为多边主义并非有效工具，在推动印太战略过程中，大力推进小多边安全模式以形成一个同盟交织网络。在盟友双边关系上，不论是印太战略中要求盟友“成本分担”，还是双边关系上的单边施压和“退群外交”（withdrawal diplomacy）的威胁，都是特朗普“交易式”外交政策风格的外在表现。尽管这一时期小多边主义在机制建设上取得一定成就，但部分盟友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提高，同盟战略成效不甚显著。（二）拜登政府时期：构建以价值观为纽带的小多边机制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同盟政策既有对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继承和强化，又对其单边风格进行一定刨除，以多边主义路线推动构建更具网络化的同盟体系。在政策基调上，拜登政府坚持多边主义价值观，强调美国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责任，强化亚太同盟凝聚力。拜登任职期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多次强调同盟对维护美国全球安全的战略意义，并作出相应维护同盟安全、促进同盟发展的承诺，[7]《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方针》提出以“民主联盟、伙伴关系、多边机构和规则”为保障，美国与其盟友和伙伴一起“振兴世界各地的民主”，[8]一改特朗普1.0时期“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特征。这一时期，美日韩、美日菲三边通过召开一系列部长级会议、开展联合军演等途径深化关系，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的安保指向性进一步明确；同盟内部的双边关系（日韩、日菲、日印关系等）则通过政策协调与多议题领域合作等方式保持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机制架构上，拜登政府继续强化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建立美英澳军事外交三边安全合作关系（AUKUS）等小多边机制。拜登政府延续特朗普政府1.0时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并将合作议题扩展至科技合作、地区经济复苏、气候治理与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2021年AUKUS围绕核动力潜艇合作议题正式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后吸纳日本加入，韩国也有意加入。该组织打着安全的幌子以推动对华竞争，体现AUKUS以意识形态划线和集团对抗思维筹划亚太安全架构的战略趋向。[9]同时，拜登推动北约与亚太盟友合作和对话，积极扩大印太战略辐射范围。此外，拜登政府进一步扩大除传统地域安全考量外的盟友架构出发点，逐步形成经贸安全、供应链安全、科技安全等多安全领域的覆盖，并关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其同盟凝聚力较特朗普1.0时期进一步加强，对华矛头更为凸显。
从拜登到特朗普2.0：美国亚太同盟战略的未来趋势
（一）“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可能成为小多边机制的重要延续首先，特朗普1.0时期实施印太战略使“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2.0时期可能会进一步延伸。2017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要加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合作。[10]此外，在特朗普1.0时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逐步从司局级提升至部长级，并从2019年开始每年进行外长会议，现已确定2025年领导人峰会和四方外长会议分别在印度和美国举办。[11]进入特朗普2.0时期，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就会见了日本外相岩屋毅、印度外长苏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可见，为全面实施印太战略，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取得更为显著的优势，即使特朗普难改其“交易式”外交政策风格，但仍会管理分歧，深化与“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合作。[12]其次，“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拜登政府期间机制化程度进一步提升，特朗普政府在2.0时期可能会继续保持这一态势。事实上，拜登政府对亚太地区重视程度远超冷战结束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13]尤其依赖以“美日印澳”为代表的小多边合作机制。如前文所述，拜登政府提高“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级别和深度，2024年9月，拜登在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召开其任期内最后一次四方峰会，将四边机制的强化视为其外交政策重要遗产。[14]此外，从其他三方视角看，对华威胁认知加剧还将成为四边机制在2.0时期继续加强的重要动因。澳大利亚方面并没有因为领导层的变化而削弱四方活动。印度方面，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成功连任，但甚至在选举前其反对党印度国大党也表示要维护外交政策连续性。[15]日本方面，新任首相石破茂(Ishiba Shigeru)也在施政演说中强调将与特朗普进行坦率的讨论，提升日美同盟，[16]此前，石破茂还曾鼓吹建立“亚太版北约”。因此，在现有机制强化且取得战略效果的基础上，特朗普2.0时期很有可能会继续保持对“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的投入。值得关注的是，在特朗普2.0时期，AUKUS较“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而言前景比较模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近期一篇分析更为悲观，认为AUKUS面临重新谈判风险，很可能澳大利亚要承担更大同盟成本。[17]从特朗普本人倾向看，特朗普对在拜登政府时期所建立的AUKUS兴趣不大，且对前任政府政策有所质疑，[18]加之特朗普2.0团队中忠诚派人数占多数，这些因素都很难保证AUKUS前景光明。以东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为例，拜登政府大幅强化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美日韩三边关系与美日菲三边关系。然而，在特朗普2.0时期三边关系机制化、同盟化程度将会降低，特朗普还有可能会缓和美朝、美俄关系，[19]将为2.0时期的“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同时，即使特朗普的小多边主义降低美国在原有同盟上的运作成本，但是，因其本身“交易式”的外交政策风格更为突出，日本、韩国、菲律宾从盟友层面上仍然面临“牵连—抛弃”困境，这将导致同盟凝聚力较拜登政府时期大为降低。一方面，特朗普在安全保障信誉上较拜登政府可能有所降低，需要盟友承担更多的“保护费”，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盟友“被抛弃的恐惧”。在对待亚太盟友时，“交易式”态度尤为明显，以韩国为例，拜登执政后朝鲜半岛局势进入新一轮安全困境周期，韩国对朝威胁认知一再提高，但特朗普在大选期间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声称“韩国是赚钱机器，需每年缴纳100亿美元。”[20]另一方面，特朗普加强对华竞争态势，其贸易保护主义会影响其盟友与中国关系，可能会进一步引发“牵连”困境。特朗普的“交易式”外交政策风格不仅体现在对待盟友的态度和退群外交上，从美国对华竞争战略上看，特朗普希望在中美贸易上获得更多经济利益，2025年2月1日，特朗普就以芬太尼等问题为由签署行政令，对中国进口商品增加10％的关税。[21]而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在地理位置上临近且与中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颇深，恐怕会加剧“牵连”困境进而压缩亚太盟友在中美之间的对冲空间。此外，拜登政府构建的“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机制缓和了日韩关系，提升了日菲关系。然而，进入特朗普2.0时期，如果没有美国作为“强盟主”的协调，那么盟友间的关系可能会因为共同利益不足而疏远或者矛盾加剧。例如美日韩三边关系方面，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本就积重难返，若缺乏美国的调节或将面对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在未来，日韩关系不仅受美国方面影响，两国政府更迭也增加内政方面的不确定性。因此，除不对称同盟关系引发的“牵连—抛弃”困境外，盟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考察。（三）美国将继续以经济和科技为重要合作手段，加强对华战略竞争拜登政府时期，亚太同盟内经济与科技合作取得突破，组建一系列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安全合作如“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加强“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计划。这一时期强化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与其价值观系连盟友的出发点紧密相关，为了防止同盟体系被各个击破，并在重点领域打压中国，拜登政府积极尝试将同盟拓展到军事之外的领域。可以预见的是，尽管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优先”为代表的单边主义或将重返，但延续对华经济与科技竞争既有组织与成果或将成为拜登政府与特朗普2.0的共识。在特朗普1.0时期，国务卿麦克·蓬佩奥（Mike Pompeo）原已在这方面推动一系列对华制裁措施，而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就任国务卿后延续有关政策，[22]新任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沃尔茨(Michael Waltz)以对华强硬闻名。特朗普2.0时期可能还将继续以亚太盟友地缘政治优势与合作机制基础深化经济、科技合作，从“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迈向“大院高墙”，[23]在基础设施建设、5G发展等具体领域加快对华科技竞争步伐。
结论
特朗普二次执政使得亚太同盟重新站在十字路口，将给美国亚太盟友造成巨大同盟压力，其本身“交易式”的外交政策风格会损害美国与亚太盟友之间的关系，但由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性，亚太同盟是美国实施印太战略达到遏华效果的重要资源，特朗普政府有可能会继续利用在拜登政府时期所加固的亚太同盟体系对华施压。美国的亚太同盟和印太战略也将继续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与周边外交带来复杂影响，如何应对相关挑战至关重要。编：赵书韫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