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刁子源,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对台军售是中美关系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拜登执政以来,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对台军售高达18次,打破特朗普政府创下的4年军售11次的记录。其中,国会军售法案最为重要。笔者选取两届政府期间共11部法案,在此基础上分析其政策内容、异同及未来趋势。
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政策主要内容及比较
(一)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主要内容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面对着一个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为了“使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政府采取多方手段遏制中国发展,其中对台军售成为美国插手台海局势的重要手段。
特朗普执政4年,共发布了6份主要对台军售文件,分别为2018-2021年度共4年的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2019年的《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of 2019,下称《台北法》),以及2021年的《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Consolidated Appropriations Act, 2021)。这些法案标志着美国对台军售进入快速、多量、高质的新阶段,审批流程更加简洁。
(二)拜登政府对台军售主要内容
2021年1月20日,拜登宣誓就职美国第46任总统。此时,中国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差距进一步缩小,加上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明显加快对台军售步伐并出现军援等一系列对台军售新举动。
拜登执政三年多,共发布5份主要对台军售文件,分别为2022年至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及2022年《强化台湾韧性法》(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和2024年通过的《保护台湾法案》(PROTECT Taiwan Act),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政策基调,同时也做出相应调整。这届政府基本赞同逐项审批制并将其进一步应用,对台军售频度较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频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政策比较
1. 拜登政府对台军售具有明显继承性
第一,拜登执政后继承并强化特朗普时期通过2018、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等法案所确立的随提随审、个案审查的逐案审批模式、“特规拜随”,与特朗普时期“化整为零、小步快跑、每年例行”的特点具有极大相似性,[1]在大幅简化审批流程的基础上,增强其军售政策和台湾军需之间的及时性和适配性,总体上延续特朗普政府“一案一批、快速军售”的逐案审批制。
第二,两任政府都试图将武装台湾这件事扩大化,如在特朗普任内《台北法》和拜登政府任内《保护台湾法案》都提出以扩大台湾“外交圈”为目标的条款。《台北法》中SCE.4条款是美国针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的政策,提倡“通过美国影响力”使台湾“适时”加入各种国际组织。[2]而《保护台湾法案》亦要求“最大限度”在G20、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和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等国际组织中制约中国大陆利益。[3]
第三,两任政府对台军售方式也基本一致,主要通过美国军工企业与台湾地区直接商谈交易(Direct Commercial Sales,DCS),或美国政府与台湾地区协商军售事宜(Foreign Military Sales,FMS)实现。例如,特朗普政府在政策框架方面出台《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NDAA 2020),要求“美国政府坚决支持台湾通过外国军事销售、直接商业销售和产业合作获取防务物资和服务”;[4]拜登时期,很多军售案都是在洛马公司、通用动力公司、雷神公司等军工集团主导下实施。在两任政府逐案审批模式下,通过两种渠道实现的对台军售呈现扩大趋势。
2. 拜登政府对台军售的差异性
第一,拜登政府的军售内容在支持建设台湾“不对称防御力量”的基础上更多元化,涉及“本土、信息、海底安全”等多维度。[5]它还更强调来自中国的“威胁”,将对中国的军事分析和其对台湾的“安全承诺”结合起来阐述。[6]台湾问题的“乌克兰化”也是拜登时期一个突出特点,[7]美国试图将在乌克兰经验教训应用到台湾海域,作为其“以台制华”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撑点。
第二,在军售频度和额度方面,两届政府有明显差距。截至2024年12月,拜登政府共宣布18项对台军售案,金额共计80.08亿美元。而特朗普曾被称为“全力以赴武装台湾”的总统,任内共对台军售11次,军售总额高达183.3亿美元,其中2019年8月批准的关于售卖66架F-16V战机、总额为80亿美元的军售订单成为美国对台军售史上单笔订单最大的军售案。相较于以中美经济竞争为主的特朗普时期,拜登时期的美国主要在技术、地缘、意识形态等方面打压中国,行事风格较特朗普时期相对低调,在额度上拜登政府对台军售总额不足特朗普政府总额的二分之一,远低于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总额,但在频度上拜登政府则略胜一筹。
第三,拜登政府任内首次出现1978年12月美台“断交”后对台军援举措。美国意图在台湾复制乌克兰模式以及代理人战争,将其作为棋子削弱中国的实力、维护美国自身的霸权地位和单极秩序,军援以其快速有效、富有鼓动性等特点便又被搬上台面。例如,《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所包含的《强化台湾韧性法》提出“自2023年起,在未来5年内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8]2024年4月,拜登政府签署多项支出性法案,其中多项条款提到向台湾地区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未曾出现。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异同之原因分析
(一)两党对华政治主张的异同
两党作为美国主要领导角色,对华政治主张本质上相似,都将中国视为“主要挑战和对手”。特朗普上任后发布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影响美国全球地位的首要挑战”。拜登执政后亦于第一时间发布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唯一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可见两任政府对华态度普遍消极,奥巴马初期的接触政策已正式转变为两届政府的对华竞争政策。
然而,以特朗普为首的共和党人以“竞争”作为对华政策基调,摇摆性大,主要涉及中美经济关系,在贸易、金融、投资等多方面打压中国。而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将对华政策重心转移到技术、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等领域,特朗普所关注的经济问题则退居其后。此外,特朗普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强调“美国优先”、实力主义、霸权主义等要素,加上特朗普本人的实力优先思想致使美国与其盟友渐行渐远。而拜登执政后则转变外交路径,上任一年内即重申《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并加强同盟国之间的合作,在其新“印太战略”框架下重视联合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共同进行对华海上封锁,筑牢“第一岛链”。
(二)国际环境的差异
两届政府任期内国际环境发现明显转变。特朗普政府虽与中国等国家大打贸易战,特朗普时期受限于新冠疫情等突发要素,中美和国际社会普遍忙于应对国内国际公共危机,并无局部冲突或战争发生,台海方面局势相对和缓。
然而,拜登执政后,乌克兰危机、巴以战争等局部冲突接连爆发,甚至随着时间推进,冲突形式愈演愈烈,普京总统于2024年3月称将“不惜使用核力量”,伊朗、黎巴嫩、胡塞武装等国家和武装力量支援巴勒斯坦。美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已与上一总统任期大不相同。
两个场域的形势变化和全面战争的威胁使得美国在其新“印太战略”中将中国列为首要防范对象和战略指针,并公然将台海地区规定为印太地区的“首要关切”。这引出了美国对台军售新内容,即通过提供弹药和武器零件,试图帮助台湾构建“本土防务能力”,增强台湾军事韧性,2022年12月宣布的第七次军售、2023年7月宣布的第十次军售以及2024年6月至12月时间段内宣布的第十四次至第十八次军售均以武器弹药、零部件设备和相关维修服务为主,2023年12月宣布的第十二次军售以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全生命周期支持以及相关设备为主,2024年2月宣布的第十三次军售则出售了“Link-16系统提升先期规划”与相关设备。这些是特朗普政府对台军售所没有涉及到的内容。
(三)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
两届政府期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美元,稳定在21万亿美元左右,拜登政府时期截至2023年,则达到27.3亿万美元。中国GDP总额则从2017年的12万亿美元升至2023年的近17.7万亿美元。[9]近年来,美国国力相对衰弱强化美国政府对华不信任和不安全感,使其更加重视实施“以台制华”政策,走下坡路但依旧庞大的经济总量为其对台军售提供坚实的实力背景,常态化的逐案审批模式应运而生并得到延续和强化。
例如,2020年12月27日,特朗普签署《2021财年综合拨款法案》,其中出现多项涉华消极条款,尤以“捆绑式”提出的第F部第III篇B分篇直接涉台军售的《2020台湾保证法》为甚。[10]该法案“倡导台湾加入联合国等适合的国际机构”以及其他不以国家为成员国条件的国际组织;敦促台湾增加国防开支,以充分为其国防战略提供资源,提高台湾作战能力。[11]
此外,拜登政府在2022年一年时间内连续批准8项对台军售案,年内频度之高名列历年军售前茅;在2023年批准总额约11美元的4项军售案,截至年底,其积压订单已经攀升至190亿美元。2024年内拜登政府一反2023年度对台军售的平缓态势,截至11月底陆续出台6项军售案,在执政末期亦为放缓对台军售步伐。其所表现的军售态度和特朗普政府上任仅5个月便批准总额14.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不谋而合。
总而言之,特朗普政府实现了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跨越式转变,对台军售审批流程日趋简洁、军售内容更加精进,对台军售富有“商人”气质。2021年拜登执政后承袭特朗普政府的部分政策基调,同时强化“联盟武台”路径,并进行军援,进一步恶化台海局势。
美国政府对台军售的影响和发展趋势
美国对台军售政策不仅是其对华战略一部分,也是其试图维持“印太”地区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这一政策加剧台海地区紧张局势,对中美关系和地区安全稳定构成挑战。美国扰乱台海局势、企图控制“印太”的企图也使得台海局面持续紧张、“印太”地区纷乱不停。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2024年11月美国举行新一轮大选,特朗普最终宣布赢得大选。特朗普执政后将延续其第一任期政策。他曾多次声明自己能够停止乌克兰危机,“上任第一天就能够解决战争”。这意味着他很可能不会再大力支持乌克兰,对台军售的“乌克兰化”色彩也将逐步褪去,在避免与华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提下,拓宽对台军售商售渠道,在执政后极短时间内推行新一轮对台军售法案以缓解美国经济危机、巩固自身地位。他的“美国优先”政策、“退群”行为和与盟友之间的竞争面凸显也可能导致美国在对台军售中独自发挥主要作用,“多国联合军售”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当然,这位“商人总统”亦重视DCS军售模式,他执政后将进一步发挥美国军工企业在对台军售中的作用,军工企业会扮演更重要角色。
总的来说,美国两党对台军售政策虽在主体、方式、数量、频率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其利用对台军售、利用台湾制约中国大陆发展的本质相差无几。因此,在美国国家利益的驱动下,特朗普下一任内将进一步扩大对台军售规模,军售武器的质量也会相应提升,军售类型将更加多元,并在宣誓就职美国总统后较短时间内发起新一轮对台军售。
编:吕紫烟
审:孙成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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