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128 | 气候人工智能:技术博弈下中美合作新窗口

2024-12-13
编者按:《美国观察》是在中华美国学会青年分会支持之下,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战略青年(CISS Youth)推出的专注于观察美国的栏目,既有围绕美国问题的基础研究,也有针对美国问题的深度思考。投稿要求和联系方式详见:《美国观察》长期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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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128篇文章,梳理中美气候合作与人工智能竞争的具体表现,分析气候人工智能成为中美合作“新窗口”的原因、表现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中美深化气候人工智能合作的可能举措。
*本文亦为清华大学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项目编号:2411T0804;指导教师:孙成昊)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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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星妍
清华大学外文系本科生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气候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各国应对气候问题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中国与美国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存在激烈竞争,但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双方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具有相当的现实必要性和潜在可能性。因此,本文将通过探讨中美两国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评估双方合作潜力以及未来发展前景。


中美气候合作背景与态势

2024年9月4日,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达(John Podesta)抵华,并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民会谈。此次访问是波德斯塔继接替约翰·克里(John Kerry)担任美国气候问题最高外交官后首次访华,而后者在2021年4月作为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访华,一前一后,都展现出气候变化议题在中国与拜登政府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
尽管中美双方在贸易等多个议题上摩擦不断,但是气候变化一直被认为是两国关系中极具合作潜力的领域与关系缓冲地带。在对华政策方面,拜登政府的兼容性气候战略为中美推进气候议题合作奠定基础,前任气候变化特使克里曾表示:“中美在其它问题上的分歧不会影响两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合作,气候是‘独立问题’,美国永远不会用气候问题同中国交易。”[2]
随着拜登政府将气候议题作为改善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中美深化气候合作机制、借此推动双边关系向好发展的条件愈发成熟,中方积极回应并以高层牵头推动建立多层次对话机制。2023年11月15日,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前夕,两国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该声明特别强调将加强双方合作及沟通,包括启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重启中美能效论坛、重启双边能源政策和战略对话等,加速推进切实可行和实实在在的合作计划和项目等具体举措。[3]
整体而言,中美在气候议题上释放出诸多正面合作信号,在两国博弈进入相持阶段的当下,它是否是双方突破其它领域僵局的关键机遇成为双方关注的重要话题。


中美人工智能博弈态势

不同于中美在气候议题上展现出“欣欣向荣”的合作态势,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激烈的技术博弈,整体态势不容乐观,其中双方核心认知与顾虑主要聚焦在以下三点:
(一)人工智能技术竞争
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首先是技术竞争,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竞争的本质是锚定高科技产业制高点和高价值链顶端的“攻守之战”。为阻挠中国进一步提升核心科技竞争力,美国政府已采取多项技术封锁行动,尤其是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实施制裁。2023年,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关于安全、可靠和可信地开发和使用的人工智能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the Safe, Secure, and Trustworthy Development and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其中特别强调保护知识产权、在全美范围内推动人工智能研究等,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技术领先地位。[4]
(二)人工智能应用“武器化”
在地缘政治与政治极化背景下,中美双方均担忧对方将人工智能“武器化”。2024年5月14日,中美举行人工智能(AI)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美方技术团队直接表达对中国是否同样关心AI大模型的“存在性风险”[5]这一议题的关注。[6]虽然中美均不约而同加快人工智能在本国军事领域应用,但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前景与信息不透明度仍引起双方对彼此猜忌与担忧。
(三)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竞争
中美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事关双方在以其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国际标准制定中的战略话语权。美国与其盟国寻求建立“民主技术联盟”,将中国排除在国际标准合作外,确保技术标准和安全倡议与盟国利益、西方价值观保持一致,加大对中国人工智能审查与制裁,保持自身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垄断权。[7] 2020年,美国宣布加入由七国集团(G7)发起的、旨在推动盟国和民主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的“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AI)。2021年,美国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报告认为,拜登政府应确保GPAI专注于联合盟国力量、更好地在人工智能领域与中国展开竞争,而非受欧盟影响、致力于管控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8]


中美气候人工智能合作及其挑战

气候人工智能(Climat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通常是指将人工智能技术和方法应用于气候科学研究与应对气候变化实践中,以高效处理和分析大规模环境数据、精确预测气候模式与事件、优化资源配置及减少碳排放的一系列技术集合。它在气候科学研究和应对气候变化实践中广泛应用于农业、自然资源管理、可再生能源研究及碳市场评估等多领域。
中美两国均高度重视在气候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构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2022年5月中国发布《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提出要结合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强基础设施与重大工程气候变化影响监测和风险预警。[9]2024年,美国政府发布的《气候适应计划》(2024-2027 Climate Adaptation Plan)中也提到要将气候数据用于政策制定与决策。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气候与人工智能交叉领域的研究产出均位居世界第一,美国则紧随其后位居世界第二。作为气候议题与人工智能领域合作与竞争交汇点,气候人工智能能否成为中美合作困境突破口,已成为各方共同关注焦点。
中美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具有坚实的底层逻辑,主要体现在合作目标的“透明度”“脱敏性”以及合作成果的“普惠性”。首先是气候人工智能应用目标具有透明度与“脱敏性”。气候人工智能的核心应用目的在于助推气候适应策略与减缓举措有效施行。鉴于中美两国均在全球气候治理架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是多边合作机制的积极推手,气候人工智能的应用目标已成为双方共同关注的焦点。不同于其他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意图处于“黑盒子”之中,气候人工智能的应用目标展现出高度透明度,并为中美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的协作铺设方向明确、基础共通的合作路径。此外,气候人工智能所涉议题波及的利益范围超越中美双方,因此并不构成高度敏感的政治议题,反而成为双方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基石。
其次是气候人工智能应用成果具有普惠性。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扩散与应用具有不平等性,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冲击、发展较落后的国家缺乏足够的财政资金投资以气候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相关气候技术,并且在实际操作层面缺乏技术获取渠道与国际合作机制。[10] 因此,气候人工智能是中美双方履行国际气候责任的重要窗口,也为两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责任分担提供新的思考路径。这一领域的合作超越单纯技术交流,成为两国在全球治理层面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展现大国责任与担当和提升自身国际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机会。
当前,中美两国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的非正式交流层面,特别是在两国学者之间的“二轨外交”中,已展现出广泛合作潜力。作为国际政治互动的关键部分,该机制允许双方技术与政策人才超越官方渠道局限,以更为灵活的方式,深入挖掘两国在认知气候人工智能上的共识。[11] 截至目前,中美两国已经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多次非正式层面对话,例如清华大学举办的“人工智能助力气候变化应对”研讨会等,这些活动有助于中美两国逐步积累共识,缩小分歧,并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构建更加稳固且富有成效的合作框架。
尽管气候人工智能领域可能成为中美在人工智能技术竞争中合作的新契机,但双方仍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美国政党竞选周期所带来的政策不确定性,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特朗普当选为下一任总统,可能会对现有的国际气候合作协议、资金承诺及技术支持进行削减或中断,并直接影响中美双方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进程。[12]
二是目前双方人工智能领域合作的关注点不同,中方更关注气候变化等具体议题,美方则倾向于探讨安全风险。[13] 美方高度警惕人工智能技术所带来的安全风险,尤其在国家安全、隐私保护、技术霸权等方面,[14]这使得中美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易受安全议题和技术出口管制等问题影响,直接阻碍中美双方有效推进气候人工智能合作。


未来合作展望

未来中美两国在气候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应着重考虑以下三方面:一是强化高层级、制度化的对话机制,探索构建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二是深化双方对彼此核心利益的认知与尊重,促进跨领域知识的深度交流与融合;三是允许双方在保持各自战略自主性同时,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开展务实、高效的合作。
只要中美双方能秉持开放包容、相互尊重的原则,不断创新合作理念与模式,便有望在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应对全球性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突破性成就,为全球气候行动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合作范式。


编:王一诺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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