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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推出的第126篇文章，围绕《枪的合众国：美国枪文化的形成》一书从商业历史的角度剖析美国枪文化的形成机制，进一步探究美国枪文化如何推动枪暴力的滋生，并对美国控枪问题作出反思与展望。

本文作者：岳博涵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枪，这个在美国文化里带着“光晕”的词，也意味着棘手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枪击案频繁发生，不仅再次引发美国国内对控枪的争论，也引发人们对美国枪文化的关注和反思。帕梅拉·哈格的《枪的合众国：美国枪文化的形成》从商业历史角度切入，围绕赫赫有名的温彻斯特家族，讲述了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枪文化生成史。本书不同于以往的枪支文化研究，它不讲宪法《第二修正案》，不讲美国人生来的民族特性，不重新加工熟悉的主题，而是聚焦于枪支文化中遗失的元素，解构美国枪文化的种种迷思，展示枪支在美国社会中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本书作者认为，美国枪文化的形成并不是因为枪支是美国固有的属性，而是非例外主义的产物。精明的商人们利用工业化时代的商业逻辑和巧妙的销售手段，制造了对枪支的大量需求，从而塑造了美国的枪文化。本书为我们今天看待美国枪文化和评价美国的枪控政策提供新视角，对解决美国枪暴力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被《华盛顿邮报》评为“了解美国枪支争论不可不读的书”。

本文将根据书中脉络，追溯美国枪支产业演进轨迹，剖析美国枪文化的多维度形成机制，探究其如何将枪支从实用工具转化为文化符号，进而分析这一过程如何间接促进了枪暴力的滋生。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解析在非特殊主义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双重影响下，美国控枪政策面临的执行难题。最后，结合作者的核心观点对未来美国枪支管制问题作出展望。

“枪支帝国”的崛起

作者系统地阐述自19世纪初期至21世纪初期，美国枪支产业历经的演进历程与转型策略。在这一跨越两个世纪的宏观视角下，枪支产业起初依托海外市场作为其主要增长引擎。在国内战时需求下，枪支产业进入军工复合阶段，但战争并不能带来长久稳定的市场，枪支产业逐步将发展重心转向民用市场。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庞大的枪支帝国崛起，也潜移默化塑造了美国的枪文化。

枪支产业全球化。与多数产业体系迥异，美国枪支产业最初得以生存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这也佐证了作者所秉持的观点，即美国民众对于枪支的热爱并非根植于某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特质。左轮手枪发明者、美国枪支产业巨头柯尔特的创业历程更是有力地证明了这一观点。起初，柯尔特的目标客户是美国政府和民用市场，但当时只有腰缠万贯的人才对他的枪支感兴趣。柯尔特既没有找到大众市场，也没有和白宫顺利合作。[1] 1849年，柯尔特开始瞄准世界市场。

得益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好战政权强劲的市场需求，美国枪支产业率先在国外发展起来。此时，美国是批量化武器生产的主角，而欧洲为代表的其他国家是消费者。从商业贸易角度来看，美国独特的枪支文化的形成是全球性的文化现象。[2] 

枪支产业军工化。美国内战和“一战”为枪支制造商带来期待已久的军事订单，枪支产业进入军工复合阶段。特别是“一战”时期武器需求强劲，温彻斯特公司的军事订单是战前5年之和。此时，美国军队要依靠私营军工企业满足武器需求，政府对私人武器生产商的高度依赖性也构成美国枪支文化的一部分。[3] 但是军工化并没有像枪支制造商所设想的催生源源不断的利益，军工复合模式反而为枪支制造商带来复杂而棘手的问题。由于枪支产业和政府分别以发展商务贸易和保障国家安全为己任，所以双方既相互依赖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企业认为政府应指导枪支产业完善产业链，而政府只希望签订合同，保家卫国。[4] 而且军用市场需求极不可靠，无法提供稳定的市场。

“一战”期间，美国政府勒令温彻斯特公司加大生产力度，实施24小时轮班制度。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温彻斯特公司超额建造问题凸显，过量的生产难以找到市场，枪支产业并没有获得较大的实质性收益。[5] 为了适应新兴市场化工业的发展，枪支产业将发展重心转移到民用市场。同时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刺激美国国内公民枪支需求，军工合作实际上促进了公民枪支贸易泛滥，提高美国公民持枪率，这也为民用市场的开辟和美国枪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枪支产业民用化。面对军工复合模式所带来的产业结构性挑战及潜在损害，枪支制造商将重心转移到民用市场上。通过实施精准的广告宣传策略，这些制造商不仅激发了公众需求，更在潜移默化中赋予枪支以传奇性与正义性并存的意义，构建并强化了美国社会中独特的枪文化。

美国枪支文化的传奇性与西部神话紧密相连，但作者指出，事实上牛仔只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经过“精神治疗”，牛仔成为西部探险的标志。从商业贸易角度来看，西部武装化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东部工业生产和前沿科技，东部制造商既创造了枪支也创造了枪支神话。[6] 

利用美国棘手的社会问题，枪支制造商同样赋予了枪支正义性。温彻斯特在广告中表示M1866步枪是“捕杀熊、野牛和印第安人”的不二之选，这种宣传手段与美国西进运动的残酷现实密切联系。而枪支文化中更吸引人的特性是它能予以公民平等的地位。温彻斯特的流行广告语写道：不要害怕任何人……我给你公平。对于被剥夺公民权利的弱势群体来说，枪支是在美国法律体系和民主体系受到摧残后可寻求的最后武器。[7] 在传奇性与正义性的光辉下，枪支不再只是一种武器，更是美国人民梦想的寄托。

辉煌下的阴影

近年来，美国境内枪击事件愈演愈烈，已逐步演化为美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之一。在枪支制造商宣传下，美国的枪支文化被深度塑造为捍卫正义与彰显男性气概的标志性符号。然而，枪支下的阴影——即枪支暴力问题——却也是美国枪支文化真实的另一面。枪暴力作为一种负面现象，虽非其初衷，却在不经意间融入了这一文化肌理之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简而言之，枪文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枪暴力的产生与发展。

19世纪50年代，新的审美观念认为枪支集残暴性与完美性于一身：残暴性强调用途，完美性强调工艺。[8] 可见，枪文化成为美国“民族特性”之前，枪支就自带一定暴力属性。军工复合阶段，公民持枪率明显提高。战争向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引进枪支，向他们展示如何使用枪支，并让他们愿意使用枪支来杀死他人，[9] 这一特殊时期枪暴力逐渐被大众接受。当枪支制造商精心构建民用市场时，枪暴力也在无形中被合理化。西部传奇故事将枪支暴力行为阐释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这几乎成为一种文化麻醉剂，将现实中由于枪支有意无意传播带来的暴力行径变为追求正义的正当行为，而忽略这是一种在愤怒或冲动驱使下做出的自我毁灭行为。这种表演让愚蠢的枪支暴力变为理智行为，使其更加合法化。

而且据作者调研证明，枪文化中的正义性，并没有有效地给弱势群体带来公平正义，反而在正义性的外壳下加剧了枪暴力的发生。这种特殊枪文化下，人们出于对自身权利受到威胁的恐惧购入枪支，而这种恐惧会继续传递。换句话说，危险滋生了恐惧，而恐惧是危险。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武装起来时，枪暴力发生的可能性会更高。据美国司法统计局数据显示，死于枪口下的女性受害者中，一半以上（57%）被亲密伴侣所杀，从理论上说，枪支可以给予女性同等的地位，使其不受暴力行为的伤害，然而一些案例控制研究表明，女性在家持枪只会增加被杀害的概率，根本起不到预防暴力的作用。[10] 由此可见，在枪文化形成过程中，枪暴力更加频繁且一定程度上在大众认知中逐渐被合理化。

难以控枪的文化

美国枪支暴力犯罪的泛滥不仅使美国社会陷入分裂的状态，也使美国的社会治安以及社会秩序的维持陷入困境。“枪支文化”并不是枪支暴力的代名词，而枪支暴力行为（无论是他杀还是自杀）则是推动枪控政策形成的直接助推器。2022年6月，美国通过《两党社区安全法》，这是美国近30年来首个枪支管制方面的重要立法，但其效果难尽如人意。在该法生效后的一个多月内，美国各地发生的枪击案超过70起、销售的枪支超过120万支，月度枪支销售量连续36个月超过100万支，创下新的纪录。[11] 在美国特殊的枪文化的影响下，控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历史文化问题。

美国控枪政策难以落实，深受“枪文化”非特殊主义特性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交织的影响，强化了公众对枪支的普遍接受度及对控枪措施的抵触情绪。美国枪支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枪支的可交换性，源于它的非特殊性。非特殊主义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枪支长期以来可以和其他商品相互交换。[12] 这一特征深刻塑造了公众对于枪支的认知与态度，在部分公众视野下枪支与其他商品没有区别，使得公众难以将枪支视为需要特殊规制与限制的对象，进而对控枪乃至禁枪措施持怀疑或反对立场。

同样，枪支制造商也认为自己只是按照商业贸易惯例销售武器的商人，除了商业贸易，他们对与枪支产业有关的一切漠不关心。[13] 可见，美国枪文化的独特性根植于其非特殊主义的核心特质之中，这种文化现象不仅巩固了枪支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普遍接受度，还促使枪支制造业界坚决抵制诸如“死亡商贩”等蕴含道德批判意味的标签，也在无形中构筑了强大的社会心理防线，极大地制约了旨在限制枪支泛滥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进程。

此外，美国的枪文化与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紧密相连。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倡导个人的选择权，主张个人有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14]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纪律严明的民兵，对于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这也将公民持枪自由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自由和权利也成了美国枪文化的内核。所以，当控枪政策执行时就会被部分人扭曲为是对公民自由的侵犯。当枪支拥有者被问及他们拥有私人枪支的原因时，约40%的人会说他们拥有枪支用于娱乐。无论这些回答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都是对枪支管制计划的一个障碍。毕竟，在一个歌颂个人权利和平等的国家，任何人都不应仅仅为了他人或整个公众的安全而牺牲群体的合理爱好或娱乐权利。[15] 

因此，美国难以控枪的现状是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结果，其中“枪文化”作为核心驱动力，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相互交织，共同构筑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尽管《两党社区安全法》的出台标志着控枪努力的新起点，但其成效的有限性再次凸显了文化惯性与法律执行之间的深刻矛盾。

结语

枪支暴力问题是美国的社会顽疾，在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美国枪支管制政策议程前景不容乐观。[16] 自19世纪初，随着美国枪支产业逐渐实现全球化、军工化到民用化，枪文化也深入美国文化机理。枪文化形成过程中也使得枪暴力一定程度上合理化并愈演愈烈，美国控枪政策也面临枪文化这一阻碍。但美国枪暴力问题仅仅依靠改变根深蒂固的枪文化很难解决，或许我们可以从枪文化产生根源来寻找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