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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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105篇文章，梳理了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堕胎判决的时政背景，着重分析了该判决背后蕴藏的强政治性特征，并探讨了该判决的前景及其对共和党党内政治、民主党党内政治和2024年大选走向的深刻影响。
本文作者：黄泽裔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20级本科生
2024年4月9日，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对“亚利桑那州计划生育协会诉梅耶斯案”作出判决[1]，以4比2确认一部1864年法律中的堕胎禁令条款有效，由此亚利桑那州可能成为全美堕胎禁令最严格的州之一。该事件不但成为州内最大的政治热点，也受到全美广泛关注。美国政治媒体The Hill专为该事件刊发两版长文，称其“为堕胎政治议题火上浇油，并可能带来颠覆该州2024大选局面的威胁”。[2]
The Hill的文章和其他既有报导主要介绍了这场“烈火”的基本事实和各方表态，而分析性内容相对少。本文则尝试简要介绍这一裁判产生“烹油”效应的时政背景，揭示判决的强政治属性，对本次事件成因加以分析，并展望事件对大选的可能影响，以此管窥美国政治制度和原理及其与法律的互动。
背景：堕胎议题、亚利桑那州及其堕胎“法律战”
为分析解读本次事件，有必要简要梳理堕胎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演进情况、亚利桑那州当前政治环境，以及本轮堕胎法律战等三方面关键背景。
（一）美国政治中的堕胎议题
堕胎议题贯穿了自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政治始终，主张限制堕胎、保护胎儿生命的“生命派”（pro-life）和支持放松堕胎限制、尊重孕妇选择的“选择派”（pro-choice）长期展开高度法律化的政治斗争。共和党自1972年总统大选起主要持传统“生命派”立场；2016年特朗普执政后兑现竞选承诺推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化，并把握任内三次提名大法官的罕见机会，最终促成了2022年“多布斯案”[3] 推翻“罗伊诉韦德案”[4] 的里程碑事件。该案后，联邦不再有权对堕胎权设立最低保护限度，决定堕胎合法界限的立法权限完全下放各州。红州“生命派”随即推动本州立法机关通过更为严格的堕胎禁令；蓝州“选择派”则寻求将堕胎权写入本州宪法，以填补联邦立法层面堕胎权的缺失。
这一时期有色人种、第三世界移民、“Z世代”等亲自由主义选民群体的兴起扩大了“选择派”的民意基础，民主党也日益坚定了“选择派”立场。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被认为激发了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并将中间选民推向民主党，构成民主党取胜的重要因素。连遭不利的共和党人于是反思调整选举策略，软化在堕胎议题上的态度。就在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判决做出前日，特朗普表示执政后将不会推行全国堕胎禁令；参议院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候选人Kari Lake曾在2022年州长竞选中表示1864年法是“一部伟大的法律”，但2022年以0.4个百分点憾负民主党候选人后，到本轮竞选时在堕胎议题上的态度已温和许多。
叠加两党拉锯和媒体报导，本就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堕胎议题已成为近年来美国选民心中保守与自由价值的冲突符号，以及2024年大选的最核心议程之一。在2024年3月7日发表的一项民调中，约12%的受访者表示堕胎议题已成为目前自己投票时首先考虑的因素，近半受访者认为即将进行的总统大选、国会选举和州立法机构选举将对未来堕胎服务的可获得性产生决定性影响。[5]
（二）亚利桑那州当前政局
传统铁杆红州亚利桑那近年来渐呈摇摆转蓝趋势，民主党在州政治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州政治结构的党争张力显著。[6] 亚利桑那州政治制度遵循美式三权分立的基本原理，对州层面党派政治的考察主要从两党对州政府、立法机构和最高法院的控制出发。首先，对州政府的控制需考察州长、总检察长和州务卿的党派身份。在亚利桑那州最近一届政府选举即2022年选举中，民主党时隔14年赢下全部“三驾马车”，并终结了该州自2009年起的共和党“三连冠”（trifecta），即一党同时控制联邦或某州的政府及立法机构的局面。
其次，对立法机构的控制考察一党所占席位是否在州参众两院中过半数。亚利桑那州参众两院的30和60个席位过去二十多年里均由共和党占据多数。然而自2012年起在参议院、自2016年起在众议院，两党席位差距逐届缩小，到目前共和党仅凭16和31席占微弱多数。亚利桑那州的摇摆属性基本坐实，共和党丢失该州的风险也显著上升，并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爆冷实现：亚利桑那州被拜登以0.3%普选票的微弱优势赢下，成为前者当年击败特朗普的胜负手之一。
最后，州政府对司法系统施加政治影响主要通过行使对州最高法院法官和司法系统其他法官的提名权实现。目前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全部7名法官均是共和党政府提名的。州政府只有在法官空缺时才能行使提名权，因此尽管本届州政府是民主党，但州司法系统仍深受此前执政的共和党影响。这一制衡设计的副作用在于使行政和司法间的矛盾叠加了党争因素，亚利桑那州两党围绕堕胎权议题的政治异见最终在本轮堕胎“法律战”中暴露出来。
（三）亚利桑那州本轮堕胎法律战
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本次裁定有效的立法制定于1864年亚利桑那建州前的领地时期（以下称1864年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堕胎立法之一[7]。根据该法规定，堕胎行为除为拯救孕妇生命所必须外均被禁止，甚至不允许强奸和乱伦致孕后的堕胎。违反该法的堕胎药物和医疗服务提供者面临2到5年的监禁刑罚。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后，州法院判决该法违宪并停止其施行。
2015年，时任州检察长、共和党人Mark Brnovich就曾试图请求州法院确认该1864年法的可实施性，法院受理案件后签发了初步禁令保证该法在判决作出前暂不施行。[8] 2016年5月17日该法被正式废除，正在进行的诉讼也告终结。2022年3月30日，一部非医疗紧急需要下禁止于妊娠15周后堕胎并拒绝强奸或乱伦例外的州立法正式生效（以下称2022年法），当时被评价为一部保守主义浓厚的堕胎立法。然而，2022年6月“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后，2022年法反而成为“生命派”竭力绕过的阻碍和“选择派”借以抵抗的支点。次月，Brnovich再次开启“司法战”向Tucson地区初审法院提交动议，请求裁定重新施行1864年法，此即“亚利桑那州计划生育协会诉梅耶斯案”。初审法院支持了Brnovich的请求，但相关判决随后又被上诉法院推翻。[9]2023年3月，州最高法院受理复审。
同期挑战1864年法合宪性的还有“艾萨克森诉亚利桑那州案”。该案双方于2022年10月同意中止该案程序直到“亚利桑那州计划生育协会诉梅耶斯案”作出终审判决为止。[10] Brnovich成功避免了两线作战，但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中止的一个条件是，即使未来亚利桑那州在“亚利桑那州计划生育协会诉梅耶斯案”胜诉，1864年法也只能在该案终审判决生效45天后施行。
分析：“亚利桑那州计划生育协会诉梅耶斯案”的政治性
美国法院系统总体奉行“司法独立”的理念，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在本案判决中也声称“主要争议焦点属于法律解释问题，不涉及道德和政策考量”。然而结合判决作出的上述关键背景分析判决内容可以发现，本案起诉动机、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无不体现出浓厚的政治本质，下阶段法律战很可能也将以政治理念为主要基础。
（一）起诉动机的政治性：摇摆州背景下少数派对制度漏洞的利用
共和党理想中的堕胎议程路线如下：首先通过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取消联邦对堕胎的最低保护，从而普遍讨好各州保守选民；随后各州获得自主权后通过其民主机制产出符合本州多数选民利益的堕胎法律。红州及其保守派选民自然会将其记为共和党的功劳，而蓝州和自由派选民本就不是主要票仓。然而这一“两步走”的理想路线在第二环面临两大现实风险：一是摇摆州复杂政治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二是州民主制度可能存在不能保证堕胎法律“由各州及其人民决定”的漏洞。
本次事件正是上述两重风险在亚利桑那州叠加实现的结果。在亚利桑那等大有向蓝趋势的摇摆州，某些谋求连任或自觉“时日无多”的共和党政客可能倾向于采取更为激进的政治策略，以讨好“铁杆”选民或留下政治遗产。由此，包括堕胎在内的保守议题的发展态势可能超出党内议程设置的控制，在少数激进派的“独走”中加剧党内撕裂并产生意想不到的外部负面影响。
Brnovich等“生命派”本次“独走”成功，利用了通过司法进路绕开立法程序的制度漏洞，实际上把立法权交到有权启动司法程序的官员和行使司法权的法官。尽管共和党控制着州立法机构，“生命派”却选择司法而非立法途径限制堕胎，这里存在三重原因。首先，2022年法在州立法机构的通过已是党内激进派和温和派妥协的结果，更为激进的立法提案存在党内障碍。其次，即使这种矛盾存在调和空间，也需要时间和资源的投入，这将挤压共和党本可投入其他立法议题以及备战选举的政治资源和时间精力。相对而言，绕过立法机关而通过司法程序“复活”1864年立法的司法路径不但规避了立法过程的成本与耗费，而且能够对本州堕胎活动施加比任何可能达成的党内共识更为激进的限制。
（二）诉讼过程的政治性：“法庭之友”制度
本案原告是全美影响力堕胎权益组织的亚利桑那分支，被告则是代表州政府应诉讼的州司法部长。除原被告双方直接对簿公堂外，其他政治主体也借助“法庭之友”（amicus curie）制度积极介入案件审理，并借机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该机制下，适格案外主体有机会向法官提交书面意见和在庭审中发言。在本案，反对1864年法的“法庭之友”有州长Katie Hobbs、美国妇女投票者联盟、受民主前进基金会资助的律师Adriane Hofmeyr等；支持方则有州参众两院议长和亚利桑那政策中心等。
“法庭之友”意见是参考性的，法官没有回应它们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官能够屏蔽这些意见的影响。一方面，司法需要考虑尊重行政，以此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另一方面，包括亚利桑那州在内的一些州还设有法官投票制度，不孚民意的法官有落选提前结束任期的风险。同时，原被告也不能随意阻止“法庭之友”参与庭审，即使这种参与往往需要原被告方同意，后者一般也会选择同意来彰显尊重异见方发言权的“风度”和对己方观点的信心，否则很可能面临滥用程序权利“噤声”政治对手的批评。
另外，作为第三方的“法庭之友”有着较原被告方更为灵活的司法参与，可以发表更多法律技术之外的政治观点。例如州长Hobbs书面意见的13页观点中有8页都在讨论公民福祉和自由价值，并列举了6个亚利桑那州妇女从堕胎权中受益的案例。[11] 因此，在强政治性案件的公开庭审中发表“法庭之友”意见成为各第三方向其所代表的利益团体履行职责并对外代表后者发声的政治活动。
（三）裁判结果的政治性：法律技术掩盖预设立场
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认为，2022年法并未创设州层面的堕胎权，而仅发展了“罗伊诉韦德案”等联邦判例法确认的堕胎权，随着后者被“多布斯案”推翻，目前已没有阻止1864年法发挥效力的联邦或州法律。从表面上看，法院判决运用相关判例法规则对2022年法进行了技术性的法律解释[12]，过程中的确没有讨论社会道德或公共政策方面的因素，少数法官的反对意见[13]也是技术性的。
然而，6位法官的政治背景充分体现了本案法庭结论的预设性。本次参与审理的6位法官均是偏保守的共和党人，其支持1864年法有效的4人均由前任州长、激进保守派共和党人Doug Ducey任命，持反对意见的2名法官则由Ducey的前任、政治立场更温和的共和党人Jan Brewer任命。甚至若非同为Ducey任命的William Montgomery法官因被曝出曾于2017年发表脸书帖子谩骂本案原告，在舆论压力下申请回避，该案本来可能形成5比2的票型。
共和党“生命派”对州司法系统的深刻影响是近几届共和党州政府尤其是Ducey政府苦心经营的结果。Ducey于2016年将州最高法院席位由5席增至7席，并修改法官选任制度强化州政府的影响，为其先后提名5名最高法院法官和在下级司法系统任命大量共和党保守派法官创造条件。
（四）下阶段法律战的政治基础：基于民主风险的州宪法审查
根据“多布斯案”等现行有效的判例法，1864年法被裁定违反联邦宪法的可能性很小，但州宪法层面的合宪性则仍有讨论空间。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州最高法院并未判决1864年法立刻施行，而是延期至14天后的4月22日，为原告等“选择派”起诉留出时间。就具体诉讼策略而言，请求州法院确认存在州宪法上的堕胎权获得支持的机会不大。一是州宪法并未明文规定堕胎权；二是“罗伊诉韦德案”和“凯西案”[14]分别采取的、通过隐私权和正当程序权利引入堕胎权的进路也已被“多布斯案”推翻；三是州最高法院不太可能对本州宪法做出创造性超越联邦宪法的解读。
技术上更为可行的策略是通过诉诸民主原则质疑1864年法立法程序的合宪性，从而寻求废止该法。Hobbs和美国妇女投票者联盟提交的书面意见就讨论了1864年法生效可能带来的民主风险。Hobbs把堕胎权对亚利桑那公民福祉的重要性和所代表的自由主义价值作为论据[15]；美国妇女投票者联盟则从经济和妇女政治权益层面展开论证。一方面，严格的堕胎禁令将提高经营者在本州的劳工成本，不利于增强州营商环境的竞争力，最终将给州经济发展和就业等带来危害。另一方面，亚利桑那州妇女直到1912年才获得州投票权，而1864年法的立法过程欠缺妇女参与，径行重新实施该法有悖于民主原则。[16] 然而这一策略的实现一方面具有放弃规则而向原则逃逸的嫌疑，另一方面也可能面临政治阻碍：全员共和党保守派的州最高法院法官们很可能不会作出放松堕胎权限制的裁判。
影响：2024选情向何处去？
目前，两党人士就本次事件做出的回应反映了共和党当前在堕胎议题下的矛盾与困境，并暗示了11月大选前民主党针对该事件的可能策略。两党就联合化解本次事件的负面影响已达成共识，但仍将在具体合作中展开博弈，这将把问题的解决拖到5月以后，并进一步弱化共和党在亚利桑那州已经岌岌可危的历史优势。
（一）共和党：“意外事件”背后的内部分歧和两难困局
从共和党高层各方对本次事件的态度看，本次事件很可能具有意外性，不能代表共和党对堕胎问题的当前共识。Lake对判决表示反对，并呼吁分别由两党控制的州政府和两院尽快形成共识。特朗普批评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走得太远”，并表态称支持堕胎禁令设立强奸和乱伦例外。连Ducey也不支持该判决，转而呼吁支持他一手促成的2022年法所规定的15周标准。国会内的共和党议员们对该事件则大多讳莫如深，全美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面对The Hill记者的采访也仅援引了Lake的立场。党内高层和主流或批评或缄默的统一态度仍然难掩本次事件背后多数温和派与少数激进派在堕胎议题上的深刻分歧。
本次事件还暴露出各位希望争取中间选民的红州共和党人当前普遍面临的两难困境：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已是不能退让的党派共识，而坚持这一立场就要连带承担本州收紧堕胎立法克减妇女权益的责任，继而把中间选民推向民主党人。Laker等人的矛盾做法和摇摆立场可以被解释为出于向“选择派”和中间选民“找补”的需要：尽管反对1864年法，Laker还是于23号对州检察官办公室宣布将该法生效时间至少延长到6月8日的决定表示遗憾和批评。
（二）民主党：立场一致的群起攻之
不当限制妇女堕胎权利和自由向来是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一大抓手，本次事件也继续被民主党人解读为特朗普和共和党推动联邦最高法院保守化并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结果。针对特朗普的前述“找补”言论，亚利桑那州长Hobbs批评称正是前者造成了“亚利桑那州的烂摊子”；拜登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共和党民选官员极端议程的结果”，指责Ducey和Brnovich等上届州政府首脑“致力于剥夺妇女自由”；副总统哈里斯12号到亚利桑那州举行支持者集会；其他民主党人也保持一致步调，纷纷对特朗普和共和党加以批评。加州州长、民主党人Gavin Newsom则更进一步，于4月21号针锋相对地宣布正在起草一部允许亚利桑那州执业医生到加州提供堕胎服务的紧急立法草案。
预计民主党将紧盯本事件的后续发展，并谋求将本次事件与特朗普、民主党及“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绑定并联动避孕药等议题。在州层面，民主党或将利用对州政府的控制权抵抗1864年法的实施，把废止1864年法和推动更为宽松的堕胎立法作为11月州两院选举的口号，并运用立法公投签名请愿、法官选举等州直接民主机制向共和党控制的立法和司法机构施压。
（三）驴象之间：“合作拆弹”后亚利桑那继续向蓝
对于该判决给亚利桑那州带来的妇女权益伤害和社会撕裂，以及尽快化解判决负面影响的必要性，民主党和共和党似已形成基本共识。共和党有充分动力尽快摆脱这笔负资产，而民主党为营造正面形象也将不会过分拖延这枚“炸弹”的拆除。尽管州检察官办公室将1864年法生效时间至少延长到6月8日的决定可能存在超越其权限的宪法风险，Lake等共和党人在批评之外也没有采取法律行动。
基于这个日期，这一事件有较大概率在年中得到基本解决，从而使两党得以聚焦11月的选举。过程中两党将充分利用长达数月的时间窗口各自寻求用更少的资源撬动更大政治功绩，来为即将到来的选举蓄积政治资本。相应的，这个过程中的政治博弈使得本次事件几无可能在4月内解决——不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路径。即使共和党占多数的立法机构最终废除1864年法，那之前也将经过两党拉锯的过程，而共和党尽量拖延这一进程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民主党“搭便车”，以及避免造成对内不和、对外不敌民主党而轻易屈服的负面印象。
至于州宪法审查的司法路径，目前尚未有提起宪法诉讼的消息，但计划生育协会等可能因对“生命派”法官占多数的州最高法院丧失信心而在酝酿相关行动。而急于代表共和党“找补”的州最高法院可能配合州检察官办公室行动，同意后者提出的动议申请，从而满足暂缓1864年法实施到6月8日或更久的程序要求，消除上述合宪性风险。
总而言之，共和党只能尽量减轻本次事件已造成的负面影响，况且协调党内激进派和温和派终究是一个“离心”和“放血”的过程。民主党则已通过一轮攻讦在舆论方面占到便宜，并将在后续行动中凝聚共识，更加团结。见证并经历这一事件的州选民将对两党功过做出评判，并体现在11月的投票中。由此，随着该事件的尘埃落定，亚利桑那州将在红州转蓝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给美国“堕胎政治”和2024大选走向增添不确定性，是谓“火上浇油”。
作者6月13日后记：
本文初稿完成于4月中上旬。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作者有关两党将在博弈中“合作拆弹”的预测基本相符。自判决做出之日起，共和党在州众议院两次阻止表决民主党提出的废止1864年法的立法草案。在州参议院，这一事项甚至到4月17号才得以纳入议程：在2位共和党参议员“松口”的前提下，参议院方得通过了在5月1日后就草案进行表决的决定。经过上述两党博弈妥协的过程，4月24日，州众议院就废止1864年法草案进行表决，3名共和党众议员“倒戈”与全体民主党参议员共同支持废法，使草案在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通过。5月2日，2名共和党参议员“倒戈”的相似剧本在参议院上演。3日，州长Hobbs签署法案，废除1864年法的立法程序自此全部走完。
目前仍存在的一个遗留问题是如何保证1864年法被废止前一天也不施行。废法法案规定1864年法将在本届州立法会议结束后第90天被废除，因此是否施行的问题受州立法机构何时结束本届立法会议和州法院系统能否充分延迟该法的施行共同决定。5月13日，州最高法院果然“找补”式地推迟该法生效90天。根据州检察长Mayes的声明，这90天加上“艾萨克森诉亚利桑那州案”争取到的45天意味着1864年法自9月26日起开始施行。若本届立法会议像2023年一样开到7月31日，则1864年法仍将施行一个多月。这一微妙局面很难被解释为巧合，而是两党为接下来新一轮博弈妥协留出余地的有意为之，再次反映了这场“法律战”的浓厚政治色彩。
最后，作者深知本文的政治学方法论自觉并不充分，尤其是在定量方法上，因此难谓达到“跨学科”的能力水平，主要是同时运用法学和政治学知识尝试解释美国现象，讨论美国问题。作者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美国法律与政治的纠缠，加深了对美国社会的理解，再次感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提供的、宝贵的学习机会。
编：王一诺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Planned Parenthood Ariz. v. Mayes, No. CV-23-0005-PR (Ariz. Apr. 9, 2024).
[2] Al Weaver, “State Supreme Court’s ruling sets Arizona politics aflame”, The Hill, April 10, 2024, p. 6.
[3] 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597 U.S. 215 (2022).
[4] Roe v. Wade, 410 U.S. 113 (1973).
[5] KFF, “KFF Health Tracking Poll/ KFF Health Misinformation Tracking Poll”, March 2024.
[6] 本节数据参见 “Arizona”, https://ballotpedia.org/Arizona, last visited April 18, 2024.
[7] 更早以前，美国大多数奴隶制度施行地区就已禁止被视为财产的黑奴孕妇堕胎，这一现象随奴隶制度废除方告终结。
[8] Planned Parenthood Ariz. v. Brnovich, 524 P.3d 262, 86 Arizona Cases Digest 33 (Ariz. Ct. App. 2022).
[9] Planned Parenthood Ariz. v. Brnovich, 172 F. Supp. 3d 1075 (D. Ariz. 2016).
[10] Isaacson v. Arizona, CV2022-013091, Order Granting Stipulation and Joint Motion for Stay of Proceedings.
[11] Planned Parenthood Ariz. v. Mayes, No. CV-23-0005-PR (Ariz. Apr. 9, 2024), “Brief of Governor Katie Hobbs as amicus curiae in support of Planned Parenthood Arizona Inc., the Pima County Attorney, and the Attorney General”.
[12] 判决对争议焦点的具体讨论如下（判决讨论第I部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应当以文本解释为先，其中文本包括该法条本身、同一部法律的上下文，以及同一主题的其他立法；而在文意模糊，即文本存在一种以上的合理解读时，方得采取替代性的解释方法，考虑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和目的、不同解释所产生的效果等因素（I.A部分）。在本案，对2022年法核心堕胎条款（第36章2322条）的文义解释可能得出“创设州权”和“发展联邦权”两种合理解读（I.B部分）；2022年法草案的“建构性条款”清晰表明该法并未创设新的堕胎权（I.C部分）；其他亚利桑那州法（第1章第219条）也规定本州法律对堕胎的保护限于联邦宪法及最高法院宪法判例解释的范围（I.D部分）。
尽管2022年法未明确规定该法与其他法律冲突时应当否决前者效力，这也不能解释出创设不依附于其他法律的堕胎权的意思或立法目的：一是一般不从沉默中推断立法目的，二是前文已经分析了2022年法对“罗伊诉韦德案”的依赖，三是立法者的目的仍可以从前述2022年法草案的建构性条款和其他亚利桑那州法中得知（I.E部分）。不应从非立法者的政府官员的表态中推断立法目的（I.F部分）。2022年法和1864年法分别涉及联邦和州权利，不会产生矛盾，也就没有必要调和二者的内容，尤其是调和的结果必然是废止后者（I.G部分）。
判决还讨论了2022年法和1864年法同时有效对医务人员正当程序权利是否造成不利影响（判决讨论第II部分）：首先随着联邦层面堕胎权的不复存在，旨在限制这一权利的2022年法是否应当继续有效也就存疑，但法院在州立法者对此做出决定前仍会尊重先前的立法活动，并承认2022年法的效力（II.A部分）。二者同时生效不影响医务人员的正当程序权利：非因拯救孕妇生命所必须而实施堕胎受1864年法处罚，而非医疗紧急需要下对15周以后胎儿实施堕胎则受2022年法处罚，在同一职业活动中同时遵守多部法律是常见而合理的现象，相关违法后果对医务人员来说并非不可预测，检察官也可择一起诉（II.B部分）。
[13] 反对意见对多数意见解释和适用相关法律的正确性提出质疑。少数意见直指多数意见进行法律解释的合理性，认为2022年法的条文本身并不存在文意模糊，即“仅”当满足相关情形时医生才获罪。（反对意见A部分）多数意见认为“创设州权”和“发展联邦权”均是合理解读，这一论断是错误的：一是2022年法并未明确表明自身效力依赖于“罗伊诉韦德案”。二是2022年法未解释其与1864年法的关系，这不影响前者本身的文意是否清晰。三是进一步发展“罗伊诉韦德案”的联邦最高法判例并不支持2022年法提出的15周标准。四是禁止一定标准之上的行为不意味着为该标准之下的行为创设权利，这是一般逻辑，并且就堕胎权而言最高法院Vuitch案认为堕胎医疗服务适用“法无禁止即可为”，换言之“创设州权”的论点也站不住脚。五是多数意见所高度依赖的2022年法草案“建构性条款”称为“建构性记录”更为妥当，这些反映立法目的的记录应当区别于法律草案文本本身，否则本属替代性因素的立法目的会提前进入法律解释的考虑因素；继而引入这些记录反而使文本变得模糊是荒谬的，也不符合法律解释适用依据的顺序要求。继而，2022年法和更为严格的1864年法在第15周前堕胎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上相冲突（反对意见B部分）。将两法解释为“原则——例外”关系能够调和这种内容上的冲突，即2022年法作为特别法和新法可以为1864年法创设例外（反对意见C部分）。
多数意见对少数意见的反驳进行了回应（判决讨论第III部分）。针对2022年法的条文并无文意模糊的反驳，多数意见指出是否构成文意模糊的判断范围取决于个别案件的争议，本案中的争议是2022年法是否废止或限制了1864年法，2022年法在堕胎医疗服务罪与非罪的界限上的清晰并不改变其在本案争议事项上的文意模糊。针对不存在“创设州权”问题的反驳，多数意见强调本案讨论的问题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权利或堕胎权的具体内容，而是2022年法是否许可了15周以前的堕胎从而与1864年法相冲突，继而少数意见引用的Vuitch案也和本案无关。少数意见承认，遵守2022年法的行为可能违法1864年法，这已经超越了“原则——例外”的范畴而构成前者对后者的废止，这显然不是立法者谋求的。最后，针对多数意见不当依赖建构性条款的反驳，多数意见指出自身还广泛参考了其他因素，反而是少数意见在过度解读。
[14] Planned Parenthood v. Casey, 505 U.S. 833 (1992).
[15] 同前注11。
[16] Planned Parenthood Ariz. v. Mayes, No. CV-23-0005-PR (Ariz. Apr. 9, 2024), “Brief of amici curia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Arizona and Arizona business own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