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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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书评”栏目推出的第11篇文章，围绕《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一书述评美国族群关系的社会及政治意涵，从族群政策的维度分析美国实现种族正义的现实困境，并对美国未来族群关系走向作出反思与展望。
徐一然，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流动突破地域限制，民族和族群关系备受关注。族群多样化、族群冲突与融合不仅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现象，并且日渐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议题。马丁·N·麦格的《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在全球族群问题的研究上具有较大学术影响力，被奉为族群社会学研究的教科书。
本书在内容上层次分明，不仅勾勒出与美国相关的族群关系的理论纵深，还从多个维度探讨美国的族群关系模式及问题；在方法论上，作者基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交叉视角，将结构性变量、个性变量以及主体间的博弈纳入分析框架中。此外，作者作为美国社会学家，能够突破美国地方本位主义的局限，兼顾全球性的学术视野和开阔的比较视野，在集中讨论美国族群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后，横向选取世界上其他四个国家与美国族群关系进行对照，深刻揭示族群问题的普遍性、复杂性、严峻性，尤其对于从社会维度探究美国的族群发展模式并深入理解美国当下族群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本文将结合书中社会学族群关系理论以及美国的族群关系现状，探讨美国族群关系的发展形态与政治意涵，从公共政策维度反思美国实现族群平权的现实阻碍，并对美国未来族群走向作出展望。
族群关系：透视全球发展的社会棱镜
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密切和人口跨国流动的加快，种族、族群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普遍问题。族群的凝聚力抑或离心力对国家内部的各个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族群”（ethnic group）在本书中被定义为由客观的文化因素或主观的社群意识区分出来的社会单位，通常情况下，成员资格与生俱来，共享族群优越感，并占据有边界的领地[1]。
“种族”（racial）作为一个生物学和社会学概念，强调先天遗传基因及个人身体特征对群体的划分[2]。在概念上，“族群”的范畴广于“种族”。种族主义或族群主义是使族群不平等合理化的一种信仰体系、意识形态和社会现象[3]，在此逻辑下，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根源是群际之间的天然优劣，而这种所谓的优劣又与权力、财富、地位、资源等挂钩，并通过等级制的制度安排和以偏见、歧视为形态的治理术不断固化，在合法性和长久性上实现支配群体对从属群体的压制。在某种意义上，“种族”或“族群”是对社会系统的分类，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种族身份概念化后将会影响个体或族群对情境的评价和行为机制。[4]
以往学者基于社会学理论范式提出同化（assimilation）和多元化（pluralism）这两大族群关系模型。同化模型偏重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秩序理论流派，强调不同群体的统一整合和价值共识，比如帕克（Robert Park）的种族关系循环论认为，群体经过一系列阶段最终会达到完全同化[5]，但这一理论因适用性和解释力有限而招致批判；戈登（Milton Gordon）则将族群同化分为从低级到高级的七个阶段，虽打破帕克理论过于简化和线性的弊端，但仍存在忽略同化阶段其他重要指标的破绽[6]。
多元化模型偏重马克思（Karl Marx）的冲突理论范式，强调群体在文化和结构上差异的持续性。[7] 作者在对未来族群关系的探讨上突破了二元论局限，认为多元化模型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平等多元化和平等多元化，以权力差距为界，不平等多元主义将通过等级制达到驱逐或消灭异己的结果，平等多元主义将通过团体多元主义达到政治自治的结果。[8] 作者的这一划分不仅考虑到族群关系的可变性，使得理论模型更加完整，还有助于解释现实族群关系的复杂性。
在美国这一多族群社会，主要有两种意识形态相互龃龉：一种是约翰·杜威（John Dewey）提出的推崇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熔炉（The melting pot）主义”，主张移民浪潮中的边缘群体放弃族群传统而融入主流社会，从而在主导族群的领导下走向世界主义，具有排他性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优越感；另一种则是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turalism），主张弱势群体挑战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和权威，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为更为激进的世界主义愿景，期望美利坚形成一个“跨民族”实体。[9] 虽然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倡导文化多元和机会平等，但事实上的族群社会却更接近于不平等多元化的样态。[10]
聚焦美国：族群模式及其政治意涵
美国作为“最为多元的多族群（multiethnic）社会”，常常是“族群关系的全球风向标”[11]。欧洲殖民者拓荒美洲大陆并在与土著的资源竞争中逐渐“上位”，本土的印第安人和墨西哥裔美国人在被迫迁移和人口消减后沦为族群分层的底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奠定了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主基调。[12]全球化时代下，伴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移民浪潮的多次冲击使得美国社会变得更加异质。这些族群在文化、宗教、居住模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构成了广泛的族群“拼图”，混合并重塑美国社会。
美国虽在政治理想和价值观上极力宣扬平等，但此信条却因族群等级制这一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而略显空泛。美国社会中，处于最高层级的支配群体是白人新教徒，中间层级是具有不同民族起源的白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许多亚裔，最底层则由少数派的“种族-族群”[13]构成。文化、身体特征、价值信仰等差异构成了分野层级的边界，限制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政治、经济的平等。
作者在逐一分析美国多个族群群体在美国社会的进入方式、居住格局、阶级地位、偏见与歧视、同化模式后，认为美国社会主要存在三个种族和族群关系问题：其一，欧洲裔群体、亚裔美国人与非洲裔、西班牙裔、美国土著居民之间存在较深且持续的经济隔阂；其二，新近移民的大规模迁移将进一步撕裂社会结构，且这部分移民仍存在曲折的适应与同化过程，可能加剧公众的反移民情绪和本土主义复苏的威胁[14]；其三，美国未来社会的族群形态不明晰，族群冲突的目标在整合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标尺上波动。虽然美国族群具备上述问题，但作者认为，随着美国族群差异的日渐凸显，社会对其容忍度也在提升，所以作者对美国族群前景总体上持较为乐观态度。
族群问题无论在历史还是当下都是美国政治难以避开的话题，族群对抗常常与国内外政治事件联系紧密，不仅牵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还能够反映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政治角力。有学者认为美国政治在历史上由两个不断发展又相互联系的“种族制度秩序”构成：一套“白人至上主义”秩序和一套相互抗争的“变革性平等主义”秩序，这意味着种族秩序与政治秩序相互作用，种族纠纷的背后是国家机构、非国家政治行为者和组织之间的权力博弈。[15]
自奥巴马作为非洲裔领袖重新“激活”种族和移民议题，到特朗普突破传统“政治正确”、利用“先分裂后征服”的竞选策略和种族主义言论“点燃”族群问题，美国政治的“种族化”成为持续的焦点。[16] 隔离抑或整合成为党魁拉拢选票的策略，种族间的对立情绪成为政客操纵舆论的筹码，诸如白人身份政治、隐形种族主义的“狗哨”策略、利用白人怀旧情绪的“南部战略”等，[17] 都将继续加深族群隔阂以及党内和党际政治极化。除此之外，种族主义还造成美国政治系统僵化：横向上，分化国会议员的选区利益从而加剧国会分裂；纵向上，激化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在同性婚姻、枪控和堕胎权等议题上的矛盾，造成民粹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抬头。[18]对拜登政府而言，种族主义作为美国政治的新变量，给两党政治的运作空间掺杂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19]同时增添了美国内政与外交的难度，需要美国政府在社会秩序与政治格局上寻求平衡。
政策维度：实现种族正义的现实樊篱
2022年8月11日到12日，联合国在审议美国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履约情况时指出，美国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仍面临系统性歧视，美国法律和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中的歧视性区别对待根深蒂固，美国在诸多涉及种族正义的问题上都失败了。[20]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族群政策绩效欠佳、社会对族群的宽容度不足的问题。
美国的族群问题是多种问题互相交织的结果，既有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历史遗留，也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既有制度性的不平等，也有群体的种族主义歧视和个体的认知偏差。近几年族群议题与美国政治捆绑在一起，“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和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相互抵牾，族群矛盾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得美国族群社会呈现偏离理想同化图景的倾向。
平等的族群政策是族群治理的手段，不平等的族群政策是促成族群隔阂的驱力。反躬美国的族群政策，在国内外社会压力之下，政策制定者在民权事业上付出努力，试图帮助少数族群平等进入公共领域并享受公共服务，以此弱化社会歧视，安抚少数族群，降低其对主流社会的怨恨。但无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弥补黑人和白人在经济和教育上代际差距的补偿性政策[21]，还是旨在促进少数民族高等教育机会平等的“肯定性行动计划”，都在白人之间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并且在推行中饱受来自政治、司法和社会的各种阻挠。
一方面，从美国种族政策的价值选择来看，美国政策制定者以在公共事业领域促进社会融合为旨归，适当满足少数族裔利益，对待弱势族群存在一定的公共关怀与道德责任感；但另一方面，建立更大族群平等的倾向性政策由于代价和时间成本过高，且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过于复杂，实际效果不可避免地存在“期望偏差”。有学者就公共政策对族群冲突的回应作出反思，认为多元主义的官方政治叙事压制和掩盖了白人与非白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种族政策的实质是权宜性地管控族群差异而非彻底消除种族差异，[22] 因此美国族群政策虽然朝着种族正义的进步方向改善，但实际效用较为薄弱。
以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教育主要依托同化模式，由政府持续推行盎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化过程。随着种族问题的出现，美国的政策理念演变为“平等而隔离”，承认亚民族的文化体系但仍在学校内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民权运动的冲击下，美国种族政策逐渐纳入多元文化主义，联邦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提供财政支持、出台政策、推进改革等手段来保障少数族裔接受平等教育的公民权。[23] 在地方立法部门、联邦教育部和司法部的主导和压力之下，公共学校系统承担了消除种族歧视的责任，中小学实行公车接送学生上学，大学则推行入学优惠和奖学金优惠政策。[24] 上述举措不仅引发白人的不满，甚至使得他们通过家庭搬迁、将孩子从公立学校转入私立学校的方式进行抗议，还对地方经济、公立教育造成冲击，同时在社会上引发了关于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争议。可见在一个种族差异明显且代际隔阂较深的社会，仅依靠强制的政策手段平衡社会融合和公共事业繁荣是远远不够的。
结语：超越权力冲突的未来出路
美国处理族群问题的初衷与现实可以对其他国家产生一定镜鉴和警示。一方面，美国政治自由派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与族群政策，改进社会保障制度，强调个人权利，弱化种族特权，从而将族群冲突控制在一定烈度之内；但另一方面，美国的种族歧视仍未彻底根除，族群平权存在于法律层面而远非事实层面。后民权时代，美国的种族主义不仅是一种歧视心理和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等级有序的社会制度和权力结构。[25] 现今美国族群问题再度升温并呈现泛化和外溢之势，加剧社会分化和撕裂风险，不利于族群整合与共同体意识的回归；同时，族群关系被党争的“选举导向”工具化，种族主义与政治选举的相互纠缠侵蚀着美国政治理性，[26]以黑白对立为主线的种族文化冲突使得族群善治依然任重道远。[27]
无论是“大熔炉”的同化暗示，抑或“沙拉盘”“文明织锦”的多元化隐喻，都反映出美国在未来族群道路上摇摆不定的姿态与矛盾挣扎的心态。美国一面难以放下白人至上的优越感，一面又必须作出妥协与让步以适应族群日益混合的社会现实。经过历史上“锻造”和“漂白”少数族裔的失败，美国意识到消解少数族裔的族群特性，从而实现美国化的代价是巨大的，因此，从“彻底同化”嬗变为“多元一体化”是“美国梦”蓝图的利益转向。
事实上，族群问题关乎公民权利的予夺、公共领域多层次主体的协调、社会的稳定性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意涵。
解决族群问题的未来出路可以从超越权力冲突、拉近社会距离入手，改善种族制度与文化以滋养高度包容且稳定的社会环境，密切国家机构、政府部门、公共领域与社会力量的联系以集体倡导族群平等，加强不同族裔间的经济互惠和文化沟通，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大众媒体的跨文化传播，逐步消除种族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只有兼容“多族群”“多样性”与“归一化”，方能实现族群团结并维护国家统一。
编：闫咏琪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9-13页。
[2]同上，第15-19页。
[3]同上，第28页。
[4]Sellers,Robert M.,et al,Multidimensional model of racial identity: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African American racial identity,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Vol.2,No.1,1998,pp.18-39.
[5]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6]同上，第99-101页。
[7]同上，第93页。
[8]同上，参见第112-113页。
[9]张业亮：《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探索》，《美国研究》2023年第1期，第9-34页。
[10]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7页。
[11]同上，第2页。
[12]同上，第125页。
[13]“种族-族群”：本书借用理查德·伯基（Richard Burkey）的“种族-族群”（racial-ethnic group）术语，既能涵盖“种族”所代表的身体特征的区分，又囊括“族群”所代表的民族起源、文化独特性、宗教联系等方面的区分。具体见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4]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59页。
[15]King,Desmond S.,and Rogers M. Smith,Racial order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1,2005,pp.75-92.
[16]陈迹：《当代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探析》，《美国研究》2019年第4期，第36-53页。
[17]同上。
[18]唐慧云，《种族主义与美国政治极化研究》，《世界民族》2019年第2期，第11-21页。
[19]朱荣杰：《美国非裔族群政治运动新发展及其对拜登政府的影响》，《美国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第170-195页。
[20]https://k.sina.com.cn/article_1699432410_654b47da020010mxe.html
[21]马丁·N·麦格著，祖力亚提·司马义译：《族群社会学：美国及全球视角下的族群关系》，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45页。
[22]Kim,Claire Jean,Imagining race and nation in multiculturalist America,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Vol.27,No.6,2004,pp.987-1005.
[23]王鉴，胡红杏：《从“承认差异”到“强化认同”——美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启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60-165页。
[24]盖依·彼得斯著，顾丽梅，姚建华等译：《美国的公共政策——承诺与执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6-448页。
[25]Bonilla-Silva,Eduardo,More than prejudice: Restatement, reflections,and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race theory,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Vol.1,No.1, 2015,pp.73-87.
[26]张飞：《论美国“多族化”与族群政治的互动》，《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第62-85页。
[27]吕庆广，陈国强：《文化冲突与整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族群关系重构的两种路径》，《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45-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