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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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95篇文章，聚焦分析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同盟困境问题，解读了“牵连”与“抛弃”困境的底层逻辑，并进一步探究了政府更迭与大国博弈因素对三边关系重塑方向的影响。

张荣慧，延边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本科生

国际体系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同盟成为各国国际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选择。根据格伦·施耐德（Glen H • Snyder）的同盟困境理论，因同盟而引发的“牵连”和“抛弃”问题是同盟困境的主要形式。“抛弃”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盟国解除盟约或与敌国结盟。“牵连”则意味着因盟国的利益而拖进一场冲突，而那些利益本国却不能共享或只能部分共享，[1]背后包含着盟国之间成本和收益的衡量。

2022年拜登政府出炉《印太战略》以来，美国与日韩之间的同盟关系虽然总体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但固有的同盟困境尚存。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美国居于强盟主角色，日韩则为弱盟友，其中的“牵连”与“抛弃”往往呈现为美国担忧被日韩牵连，日韩担忧被美国抛弃。当下，这一呈现形式实质上未发生根本变化，但仍有微妙的波动趋势。基于这一背景，美日韩三边关系的走向或将在国际国内两个舞台的影响下重塑。

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牵连”困境

美国担心被日韩“牵连”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对日韩两国“进攻性行为”的控制。作为强盟主，美国利用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有效应对由日韩可能产生的“牵连困境”。在美日同盟上，这一控制在由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主导制定的《和平宪法》中已初见雏形，宪法第九条中明确规定“放弃战争，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二战后，驻日美军的设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美国承担了保护日本安全的责任，另一方面也由此加深了对日本的军事控制，掌控着日本国家安全命脉。[2]在美韩同盟上，美国采用了与控制日本军事的相同策略，即驻韩美军，并巧妙地利用朝鲜半岛问题在军事上控制韩国。通过驻韩美军和联合军演，美国对韩国冒险性行为施加控制，使自身面临的牵连风险大为降低。[3]

日韩担忧被美国“牵连”的困境，主要体现为兼顾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矛盾。二战结束后美国构建亚太军事体系，日韩两国在美国的帮助下不仅得到了安全利益上的保障，并通过“搭便车”使自身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但近年来，两国对美经济依赖程度有减弱趋势，日韩两国加快推进了与中国等周边国家的经贸合作，鉴于中日韩三国在地缘政治上是“搬不走的邻居”，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使日韩对华贸易依存度不断上升。2022年，中韩贸易总额为3622.9亿美元，中日贸易总额为3574.24亿美元。[4]然而，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角逐场上，美国对华长期遏制打压的政策基调总体未变，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不断打压中国，拉拢盟友筑构小院高墙，[5]台湾问题上出尔反尔不断挑战中国底线。

此外，拜登政府执政后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拉拢日韩加入各种各样的“小圈子”，如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为日韩增加更多盟友责任，引起日韩对被美“牵连”的担忧，如何既能在安全上加强与美同盟又能在经济上继续保持与中国的密切合作成为日韩两国共同面对的现实议题。

美日韩三边关系中的“抛弃”困境

在同盟中，如果盟主做出自损战略信誉的行为，盟友的利益将遭受损失，产生绝对剥夺感。[6]而相对剥夺通常发生在人们感到可能获得有价值的东西和机会与他们实际获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之时，[7]在“强盟主—弱盟友”的不对称同盟中，通常存在相对剥夺感。[8]对于美日韩三边关系，固然日韩所扮演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桥头堡这一角色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但两国在不同维度上出现了绝对剥夺感和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被“抛弃”的担忧。

第一，综合国力的对比差距使日韩两国出现绝对剥夺感。长期以来，美国不仅在军事、安全等高政治领域上领先日韩，经济、文化等低政治领域上也同样如此，因此，在同盟中作为强盟主的美国享有更大的自主性。如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美国对日本的“越顶外交”使日本产生了绝对剥夺感从而出现一种被“抛弃”感。美韩同盟上，受朝核问题影响，美国的安全保障战略信誉对韩国显得尤为重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竞选时及其任期内曾提出撤走驻韩美军和上涨军费等相关言论引起韩国政府的担忧。[9]美国以驻韩美军和军费作为威胁，使韩国出现了一种绝对剥夺感，进而引发被“抛弃”的恐惧。

第二，美日韩三边关系中存在“等级排序”使日韩出现相对剥夺感。美日韩三边关系中，日本和韩国对于美国而言其同盟功能基本一致，但是在重视程度上存在“等级排序”，在双边关系定位以及外交投入上，美日同盟的战略重要性都要大于美韩同盟，[10]导致在日韩之间出现相对剥夺感。究其原因，历史文化根源上，“黑船事件”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其相对韩国受美国影响更为深远。经济发展水平上，韩国较日本存在一定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2年日本GDP排名第3位，韩国GDP则排名第13位。[11]

美日韩三边关系的重塑方向

（一）国内层面：政权更替对三边关系的影响

美国方面，拜登执政后将对外战略重点重返亚太地区，更加重视盟友作用。2022年2月，美国正式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开篇即回顾了二战后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签署的条约所构成的军事体系并强调加强与日韩的延伸威慑与协调，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12]为巩固与日韩之间的关系，拜登在执政后多次进行双边互访，2023年8月举行美日韩戴维营峰会，既释放出美日韩将一致应对挑战与威胁的信号，又有意推动日韩关系的缓和。

日本方面，全面加强美日同盟，对韩表示友善。2021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上任，在日美关系上，岸田政府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在东北亚地区的实施，2023年3月公布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计划，强调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以对接美国“印太”战略。2023年5月25日，在第28届“亚洲的未来”日经论坛晚餐会上的演讲上再次提及“自由开放的印太”，并重点强调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作用。[13]

韩国方面，全面加强美韩同盟，竭力缓和日韩关系。2022年，韩国总统尹锡悦以微弱优势击败对手上台。作为保守党派，尹锡悦上任后，一改进步党派文在寅政府的“模糊性战略”，将外交政策调整为亲美疏中，十分重视美韩同盟在韩国安全利益上的作用。为加强美韩同盟，突出韩国在美日韩三边关系的重要性，韩国政府在日韩历史问题上主动向日示好以达到缓和关系的目的。然而，此举并没有得到韩国民众的认可。以二战劳工赔偿问题为例，2023年3月6日，尹锡悦政府公布设立基金为日企代为赔偿形式向二战期间被日本强征的韩国劳工作出赔偿的方案。根据盖洛普调查结果，近六成韩国民众对政府提出的二战时期掳日劳工受害者索赔案解法表示反对。[14]

由此可见，国内政权的更替虽然对重塑美日韩三边关系带来了积极影响，但在美日韩关系中，日韩关系作为短边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韩国国内的民意对日韩关系的影响不容忽视。

（二）国际层面：大国博弈对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影响

第一，从中美大国博弈视角看，日韩“牵连”困境犹存。冷战结束后，中国的迅速发展使美国认为自身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宣扬“中国威胁论”，2018年中美贸易战后更使双边关系降至冰点。日韩在经济上长期与中国保持经贸的正常往来，如果极力推动美日韩三国同盟的形成，势必要继续在科技打压等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那么日韩与中国之间的关系的裂痕将持续加深。

第二，从美俄大国博弈视角看，美日韩三边关系将持续加强。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对全球局势产生深刻影响，使日韩的不安全感更突出。因此，日韩两国将在乌克兰问题上主动选边站队到美国一方，2022年11月，在韩国与美日共同发表《关于“印太”韩美日三国伙伴关系的声明》中提到，三国首脑敦促称“应立刻恢复乌克兰领土和主权完整”。[15]此外，日韩跟随美国步伐在经济、军事上对乌克兰进行一系列实际援助。由此可见，乌克兰危机切实加强了美日韩三边关系。

结语

2023年11月中美旧金山会晤之后，两国关系企稳，也为中日韩三国关系缓和创造契机。2023年11月26日，中日韩三国外长会在釜山举行，为中日韩三国合作重回正轨注入动力。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缓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韩“选边站”的压力，从而减小了日韩被美“牵连”的担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同盟困境中“抛弃”衍生出的利益分歧在美日韩三边关系中仍旧存在，有被“抛弃”的担忧势必要求增强国家自主性，这一点在韩国进步党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日本在科技领域和经贸领域也与美国产生过利益分歧，加之日韩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长期存在、国际局势的动态变化，美日韩三边关系在未来将会面临更多挑战。

编：蔡依航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载《欧洲》，1999年第5期，第19页。

[2] 项昊宇：《美日同盟中日本对美战略依附性考察》，载《东北亚论坛》，2022年第6期，第83页。

[3] 张学昆、欧炫汐：《同盟政治中的“牵连”风险及规避》，载《国际论坛》,2018年第1期，第57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韩国的关系》，2023年10月，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524/sbgx_67652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同日本的关系》，2023年10月，

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sbgx_676840/

[5] 董向荣：《美日韩强化同盟关系：动机、表现与前景》，载《当代世界》，2023年第7期，第45页。

[6] 周建仁：《战略信誉、同盟结构与同盟弱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5期，第19页。

[7]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页。

[8] 吴言：《“相对剥夺感”与弱盟友选择：冷战后美国东亚同盟体系研究》，外交学院2021届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41页。

[9] 韩联社：《特朗普称韩需全额承担美军驻扎费令舆论紧张》，2016年5月16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60516002000881?section=search

[10] 项昊宇：《准三边同盟：从戴维营峰会看美日韩合作的趋向与限度》，载《东北亚学刊》,2023年第5期，第11页。

[11] World Bank Group：Gross domestic product 2022-World Bank, June 2023，

https://databankfiles.worldbank.org/public/ddpext/download/GDP.pdf

[12] The White House：U.S.-Indo-Pacific-Strategy, February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13] 日本国首相官邸：《第28届“亚洲的未来”日经论坛晚餐会上的演讲》，2023年5月25日，

https://www.kantei.go.jp/cn/101_kishida/speech/202305/_00002.html

[14] 韩联社：《调查：六成韩国人反对政府掳日劳工案解法》，2023年3月10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230310003100881

[15] 韩联社：《韩美日领导人签署联合声明强调对朝合作》，2022年11月13日，

https://m-cn.yna.co.kr/view/ACK20221113001400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