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美国观察》栏目推出的第79篇文章，聚焦分析拜登政府任期内推行小多边主义的成效与问题，为更好理解美国盟伴体系建设现状提供了有益的视点。拜登执政后，致力于以“自由民主”为目标，通过对小多边战略的推进巩固美国地区霸权。尽管美式小多边主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亚太同盟体系的缺失，但其内生的局限性也意味着践行这一理念阻碍重重。从成员国数量这一角度看，杜志远认为，小多边主义是三至五个国家经过共同协商讨论后，对传统安全问题、地区稳定、国际秩序等问题进行制度建立与完善，[1]但这种界定方式并没有明确划分小多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刘乐指出，此前国际关系学者一般将一国外交行为分为单边、双边和多边三种，后来人们逐步认识到多边主义所代表的广泛性以牺牲有效性即凝聚力和行动力为代价，于是小多边主义随之抬头，[2]这事实上反映了多边主义与小多边主义的划分并不以具体的数字而以相对的多少为关键。另一种注重通过抓取性质特征来对小多边主义进行具体定义，认为区分多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的关键不在于成员国数量差异，而在于小多边主义比多边主义更具排他性和清晰的问题导向性。[3]这些国家在短时间内形成临时性的联盟，通过在各个领域内更具针对性的合作实现共同利益。[4]此外，还有学者结合数目与性质两方面对小多边主义进行界定。张勇认为，小多边外交成员国数量应不少于三个国家行为体，如果将关键性的利益相关方排除在外，即使参与者为数众多，也不应将其纳入多边主义的范畴的观点。而从定性角度看，他认为小多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不同主要集中于工具性、组织性和制度性三个层次上。工具性是指在特定议题上具有实用性和排他性，而组织性则指没有固定的组织机构、章程和表决机制，运作过程具有即时性和协调性，制度性则指利益诉求的功利性和规范约束的非强制性。[5]综上所述，可以将小多边主义定义为“有特殊共同利益的三个及三个以上国家行为体，基于集体行动的实用原则，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或之外，通过非正式组织的领导，就特定的议题寻求共识并积极进行外交实践，从而成为实现国家既定目标的政策性工具”。[6]通过在经济上推进小多边主义，拜登政府有意识地加强了其联盟内部供应链的平衡与稳定，强化了美国及其盟友与伙伴在地区经济领域的话语权。基建领域，拜登政府在美日印澳四边四方安全对话（QUAD）框架下提倡对成员国交通、电力、水利等方面进行大力改革，为对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奠定基础。此外，“蓝点网络计划”（Blue Dot Network Program）实现了对其自身和盟友在“印太”地区中已有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整合，不仅有助于美国吸引私人资金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基础设施项目进行投资，还旨在设定行业标准，从市场驱动性、透明性以及在财务、社会和环境上的持续性等方面对基础设施项目作出评定认证。[7]这将赋予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一定的舆论优势和规则主导能力。技术领域，四方领导人通过成立“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并启动“半导体供应链倡议”（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itiative），加大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力度。四方的联合声明还提到关键和新兴技术，有助于在小多边的范畴下实现在创新领域的资源与成果共享，进一步加强“供应链复原力”。拜登政府“小多边主义”在安全领域的成效具体可以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来阐述，呈现出“以传统安全为主，推动非传统安全协同发展”的特点。从传统安全的角度看，拜登政府通过美日印小多边构建扩大了三国间的海洋安全合作，三方军事力量得到对接，在共同行动中的协调能力增强，构建海洋安全秩序的能力有所提升。由于小多边主义保留了更大的灵活性和非正式性，更容易将印度这样秉持“战略自主”传统的国家拉入到海洋安全网络（Marine safety network）中来，进而拓展三国之间在海洋领域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拜登政府通过组建小多边提升在公共卫生、全球气候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行动效率，直接参与并主导地区关键议题。2023年，美日印澳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强调加强合作以确保在“印太”地区更好地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安全的清洁能源，并且发布《印太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链原则声明》，为四国参与“印太”地区清洁能源供应链发展奠定了基础。[8]峰会还宣布一项清洁能源供应链倡议，利于加速地区的清洁能源转型，降低清洁能源的制造和部署成本，加强区域能源安全，扩大必要材料和技术的区域生产并使其多样化。[9]拜登政府的小多边主义旨在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但这一地缘政治战略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不同方面的挑战。一是合作内容的有限性。小多边主义往往针对特定议题协商合作，具有临时性、功利性特点。各成员国根据自身利益和目标，选择开展合作的相关议题与领域，从而提高各国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议题的选择仅涉及有意愿参与的国家，且强调“有选择地邀请”（selective invitation）特定国加入,“俱乐部”式的合作模式也增加了“排外性反弹”（exclusive backlash）的风险，合法性将招致非成员国质疑，即机制外国家可能拒绝小多边组织的决策,进而对合作成效产生负面效应。[10]拜登政府利用意识形态的对立选择“志同道合”的国家，这种将小多边主义中的排他性成分放大并最终表现为歧视性的合作形式将使得全球治理出现“碎片化”趋势，阻碍国际合作机制朝公平化方向发展。[11]二是扩员能力的有限性。在亚太地区，认同美国小多边主义的国家均为获得美国认可的“民主国家”，在拜登政府看来，“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之所以能够成为“印太战略”的核心，在于四国拥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12]即四国合力遏制中国崛起，三个中等实力的成员国可以扮演在地缘上平衡中国的角色，并且在亚太地区跟随美国占据核心位置。因此,“非民主国家”很难加入其中, 这也使美国主导的小多边主义在价值观方面形成一定的准入门槛，增加了扩员难度。[13]例如，作为潜在成员的韩国制定的“印太战略”虽然内容明晰，但是在对华政策上却存在矛盾性与模糊性。韩国在地缘和文化上与中国联系紧密，因此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其在“印太战略”中必须对中国的态度有所保留，由此和美国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差异。三是观念凝聚的有限性。美国与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所需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想要利用与这三个国家的排列组合削弱中国的地区内影响力，从而实现维护自身“印太”霸权地位；日本、澳大利亚尝试通过参与美国领导下的小多边提高自身实力及其在地区内的话语权、领导力，在追随美国的同时试图保持一定的战略自主性；印度仍然走在一条不结盟的道路上，美印之间的价值观鸿沟仍难弥合，印度成为小多边中的一个离散因素。因此，观念层面上的松散给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实施造成一定阻碍。[14]四是可持续发展的有限性。美式小多边的排他性、对抗性特质使其与该地区原有的多元理念产生冲突，使地区陷入了以竞争为主导的安全困境，使得小多边架构本身或因短视而难以持续，不利于盟伴体系的长期管理。以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为例，美国新建“盟中之盟”的做法，损害了法国等其他盟友利益，增加了美国同盟体系的分歧。即使在AUKUS内部，美国鼓吹自身领导地位，但对英澳的安全关切与经济利益关注无多的行为同样有损于更小组织形式内的凝聚性。澳参议员乔丹·斯蒂尔-约翰（Jordan Steele-John）在议会会议上对AUKUS大加批驳，斥责这项合作计划是对澳大利亚公共资金的巨大浪费，破坏了澳大利亚在军事方面独立的形象。基于目前亚太秩序不确定性较高的背景下，美国拜登政府主导下的小多边主义作为注重效率的实用原则将有利于诸多跨国问题的推进解决，但其对亚太地区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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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杜志远. 新冠疫情下“印太价值链”的崛起与构建[J]. 国际关系研究, 2021.[2] 刘乐. 论两端外交的战略效能[J]. 战略决策研究, 2021.[3] 王晓文. 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背景下的小多边主义——以美印日澳四国战略互动为例[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20.[4] Jan Rood, “Een wereld in onzekerheid” in Jan Rood and Rosa Dinnissen eds., Een wereld inonzekerheid: Clingendael Strategische Monitor 2013, 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ingendael, 2013, p.29.[5] 安妮－玛丽·斯特劳：《世界新秩序》（任晓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25页。[6] 张勇.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J]. 美国研究, 2012.[7] U.S.Department of State,“Blue Dot Network”, https://www.state.gov/blue-dot-network/#Vision.[8] The White House,“Quad Leaders’ Joint Statement”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quad-leaders-joint-statement.[9] The White House,“Quad Leaders’ Summit Fact Sheet”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5/20/quad-leaders-summit-fact-sheet/[10] Leah Matchett, “Minilateralism and Backlash in the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The Consequences of Nuclear Governance outside the IAEA,” Security Studies, Vol. 30, No. 5, 2021, pp. 823-859.[11] Stewart Patrick, “The New ‘New Multilateralism’: Minilateral Cooperation, but at What Cost?” Global Summitry, Volume 1, Issue 2, Winter 2015, pp. 129-130.[12] “Statement by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on the Quad Leaders Summit,” The White House, September13, 2021, https: / / www. whitehouse. gov / briefing-room/ statements-releases/ 2021 / 09 / 13 / statement-by-presssecretary-jen-psaki-on-the-quad-leaders-summit / [2023-06-02] .[13] 马博. 霸权的衰落与小多边主义的崛起——以美国构建“四方安全对话”为例[J].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 2023.[14]徐金金,严湘.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印太战略”的延续与调整[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