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殷浩铖

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2023年9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中，美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欧盟在峰会场边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将建设“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即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以下简称IMEC）。该项计划具有浓厚的地缘政治与阵营外交色彩，为当下充满变数的国际环境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IMEC将由两个独立的通道组成：其一，东部通道连接印度与波斯湾地区；其二，北部通道连接欧洲与波斯湾地区。该计划的核心地域在中东波斯湾地区，在沙特、约旦、以色列之间建立铁路运输系统。通过铁路和海路将欧洲、中东和印度连接起来，以此提供可靠且具有成本效益的跨境船运到铁路运输网络，补充现有的海上和公路运输路线，从而使货物和服务能够在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约旦、以色列和欧洲之间便利运输，以更少的航运时间、更低的价格和更节能的方式，实现海湾国家到欧洲之间贸易和能源的流通。

此外，该计划不仅意在实现这条路线在物理意义上的连接，还希望在此过程中改善数字联通，促进各国网络、环保和能源的贸易与流通。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该计划希望铺设海底电缆并连接能源网和电信线路，以扩大可靠的电力供应；在清洁能源方面，该计划旨在将两大洲与商业中心连接起来，并促进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出口；在经济安全方面，该计划希望通过互联互通加强粮食安全和供应链稳定。

从表面上看，IMEC经济走廊是美国同欧洲、中东和印度等地区和国家构建的多边合作框架。但实际上，这仍然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在区域维度的现实落脚，希望通过与相关地区国家建立起区域合作，从而遏制敌对国家或竞争对手在相关地区的活动，最终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霸权。

（一）经济利益

美国主导的IMEC仍然是经济领域的跨国合作，其目的离不开美国自身经济利益。IMEC将会从跨国贸易、市场开拓和能源生产等角度影响美国的经济利益。

其一，美国希望通过IMEC计划整合印度、中东和欧洲地区的贸易和基础设施网络，将这些国家进一步捆绑在美国主导的贸易体系之中。通过现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打通地理上破碎的印欧商路，降低上述地区内部的交易成本与运输时间，为贸易企业降低相关成本，进而增加企业利润。这也会使得相关各国在经济取向上更为“亲美”，积极与美国的跨国公司开展合作，融入美国的贸易分工体系。

其二，IMEC计划将可能为美国的“再工业化”道路创造市场需求。在拜登政府“人造”的制造业投资浪潮与美国再工业化背景下，[1]美国未来数年的制造业产能有望迅速扩张。该计划为美国制造业创造了现实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进而从市场的角度促进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循环。此外，该项计划也可能成为美国通过外交努力以应对潜在过剩产能问题的现实模板。

其三，美国希望通过增加在波斯湾产油地区的存在，稳固美国在能源定价议题上的影响力，“熨平”原油价格波动对美国国内生产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现阶段美国经济的痛点在于高通胀与高负债的矛盾。国际油价上涨将会推动美联储关注的通胀指标（如CPI、PCE）持续上涨，从而助长美联储加息节奏，但这也会为高负债的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债务压力。倘若美国能够通过IMEC计划增加在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影响和政治存在，进而影响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产量安排，则有望减少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摆脱高通胀与高负债的两难境地。

（二）地缘政治考量

在美国当下的国家安全和地缘竞争观念之中，中国和俄罗斯始终是美国重点关注的对手或敌人。IMEC计划涉及的战略空间涵盖欧洲地区、中东沙漠地带与南亚次大陆——其中，欧洲地区直面俄罗斯西部的经济发达地区，中东地区则直接影响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而中东地区和印度也可影响中国的西部边陲。上述三个地区毫无疑问是扩大美国影响力、争夺地缘空间的重要领域。[2]

一是扩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影响力。IMEC计划中沙特、约旦和以色列的经贸往来可能成为以色列同阿拉伯世界和解的经济基石。在该计划框架下，沙特和以色列有可能加深经贸往来，并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和权力影响之下，推进关系缓和。若这一过程最终实现，美国可以从中建构起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对冲2023年上半年中国推动“沙伊和解”的外交贡献。

二是美国“边缘地带”理论的现实方案。该理论认为“边缘地带”是强国谋取世界霸权的基地和跳板，以此主导欧亚大陆，再利用整个欧亚大陆的资源，去争夺海上乃至世界霸权。[3]在当下美俄关系高度紧张的环境下，IMEC计划将欧洲、中东、南亚等“边缘地区”整合起来，通过经济合作增加美国在当地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管控能力，将IMEC经济走廊上的国家纳入美国的地缘战略与对抗计划，从西部、西南、南部等战略方向对俄罗斯形成威慑与包围。

三是对冲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IMEC计划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涉及区域和产业特征等领域具有高度相似性。例如，计划中的“跨境运输网络”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贸易畅通”“设施联通”等具有一致性。考虑到当下的中美关系和国际结构中竞争色彩加剧，美国主导的IMEC计划将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激烈竞争，美国试图借此计划削弱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甚至将中国挤出中东地区。

（三）政党政治色彩与目的

一国的对外政策是该国执政集团运用国家权力的关键一环，也是政党国内政策的延伸和政党利益的外部昭示。[4]IMEC计划中的结盟外交和以基础设施为核心的建设重心也具有显著的民主党执政的政党政治色彩。

民主党执政时的内外政策近可追溯至罗斯福新政时期。为应对大危机，罗斯福采取了与古典经济学截然不同的刺激政策，并借此顺利渡过危机。因此，“罗斯福新政”中社会福利国有化、大规模基建投资等措施成为民主党制定内外政策的历史路径。此外，民主党亦注重发展民权运动和拉拢少数族裔选民。民主党在其国内政策上推行的“富者增税、贫者减税”的政策。目前，美国国内的少数族裔经济状态尤为糟糕，大约19%、约350万个非洲裔美国家庭的净资产为负值，非洲裔美国人在就业类别以及工资收入上相较白人都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富者增税、贫者减税”的税收政策则能直接减少经济窘迫的少数族裔的现实压力，从而起到拉拢少数族裔选票的作用。

随着历史演进，加之政策的路径依赖，美国政党情况最终出现“民主党——自由主义——大政府、重福利”与“共和党——保守主义——小政府、轻福利”的思想分野。

结盟外交的政策选择符合民主党“拉拢式”的外交风格，是其国内拉拢少数族裔政策的延续。通过美国引领下的结盟外交，以“敌—我”身份建构理解国际结构，最终为了达成世界统合进美国价值观控制下的世界秩序。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要点的建设导向则是民主党政府“重福利”的政策外显。一方面，民主党注重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风格可追溯至罗斯福新政，具有历史依赖性；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竞用和非排他性特征。基础设施的效用会产生明显的外溢，也有助于扩大受益群体，与民主党“拉拢式”的外交风格相呼应。

此外，项目的提出时间临近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拜登政府可能通过该项目增加美国外交影响力，为民主党的执政成绩加分，最终指向2024年美国大选和民主党连任。

IMEC经济走廊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地缘战略提供了现实方案。但是该计划在跨国合作、产业实现和政策落地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要素。

（一）地区共识存疑

该计划横贯欧洲、中东和印度。在当下的国际格局与区域利益中，三个地区的国家在战略上存在显著差异。欧洲目前更为关注俄乌冲突和俄罗斯带来的威胁，旨在实现与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脱钩”，并希望借助国际社会加大对俄制裁和威慑；中东地区则希望增加自身话语权与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影响力；印度则希望在当下全球变局中成为美国和中国之外的另一大关键力量。在具体的大国博弈方面，欧洲更为关注制衡俄罗斯的现实威慑；印度则与俄罗斯接近，但中印之间的博弈也愈发激烈，印度也希望借助美国和中东的力量抵消中国的影响。

此外，该项目所涉及的地区内部国家之间也存在一定纷争。欧盟国家内部对于俄罗斯的态度已存在明显分歧；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以及巴勒斯坦问题则会阻碍IMEC计划在该地区的具体实施。[5]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地区涉及的地缘纷争中无法作为一个超脱、完全中立的角色存在。因此，美国在地区纷争中的“大家长式”干预则为IMEC计划的跨国合作增添了不确定性。一方面，美国的干预会导致相关国家产生“逆反心理”，从而使美国同相关国家的合作存在嫌隙和猜疑；另一方面，计划涉及的相关国家是否真的愿意被完全绑上美国的地缘战略，并且彻底排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仍然存疑。

（二）生产能力和建设资金来源存疑

IMEC项目中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也需要相对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这也为计划的具体落地带来明确的不确定性。

在资金来源方面，IMEC项目涉及的国家往往存在一定的资金困境。目前，欧盟国家通胀高企，区域内主要国家PMI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即采购经理指数）远低于荣枯线，债务违约率居高不下；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和印度的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国家金融力量并不强大，难以支撑起大量、长期的基础设施投资。而美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以加息为主要特征，国际资本流入美国居多、流出美国较少，短期内难以为该项目提供可靠融资。长期而言，美国制造业回流和发展高新技术同样需要巨额资金支持，这与IMEC计划形成竞争关系，美国国内金融资本对IMEC项目的投资热情存疑。

在基础建设方面，美国制造业空心化趋势尚未完全扭转，其生产能力存疑。IMEC项目参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极为有限。目前美国国内及IMEC项目参与国的钢铁产量和水泥产量在全球占比仍然较低。其中，印度在2022年的钢铁产量为125万吨、美国在2022年的钢铁产量为80.5万吨，而中国则已经超过千万吨；印度的水泥产量为3.84亿吨，美国的产量为9500万吨，沙特则为5240万吨，而中国的产量则为21.3亿吨。上述数据表明，该项目的建设规划和各国目前的工业生产力严重脱节，难以彻底摆脱中国的工业而独立进行。

（三）美国政策的稳定性存疑

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凸显，两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犹在。2024年大选后是民主党执政继续推进盟伴外交还是共和党（特朗普）执政推进“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对IMEC的未来发展带来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治的演化态势反映出政党政治格局的新一轮重构已开启，对等极化正进一步衍生为断层极化。[6]极化现象使得现在外交手段更具变动性，议程出现颠覆性调整。[7]现阶段，由于两党对立、选民对立日趋严重，2024年美国大选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巨大。倘若2024年大选中拜登未能顺利连任，而是由共和党人（尤其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的外交风格将出现重大转向。该项目势必遭到新总统质疑与攻击，很有可能导致项目进度拖延、停滞甚至取消。

编：吕紫烟

审：孙成昊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立场无关。引用、转载请注明出处。）

参考文献

[1] 刘飞涛：《拜登政府“21世纪美国产业战略”：逻辑、框架与前景》，载《和平与发展》，2022年第5期，第1-25页。

[2] 陈恒,俞金尧,韩东育等：《来自“边缘地带”的震荡与革新:世界体系演进再认识》，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第4页。

[3] 杜哲元：《古典地缘政治理论的演变及认知误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8月11日），第3版。

[4] 王瑶,郭冠清：《政党制度对经济政策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一个中西方比较的视角》，载《上海经济研究》，2020年第12期，第5-13页。

[5] 赵建明：《伊沙战略对峙、美以沙三角与中东格局的未来平衡》，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第157-166页。

[6] 王浩：《当代美国的政党政治极化：动因、走向与影响》，载《美国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0-203页。

[7] 刁大明：《美国对外政策的极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22年第8期，第30-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