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美国圣路易斯联储。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美日半导体竞争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不断取得突破，在1981年主导了前沿领域，即64K动态随机存储芯片(DRAM)的市场份额。[3]同时，尼康公司又在光刻系统领域发力，在80年代中期成功击败了美国龙头企业GCA，垄断了光刻机市场。至此，日本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分别建立起了三大“护城河”：即光刻技术、DRAM芯片与消费类电子产品。 美国的反击来自于商界和政界两方面。早在1977年，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等美国半导体行业领袖便成立了半导体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来游说华盛顿降低日本本土的关税。之后，美国企业有意识地减少采购日本产品与设备，转而积极扶持韩国。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诺伊斯的影响下，美国国会降低了资本利得税并允许美国养老金进入风险投资，使硅谷企业的融资成本问题有所缓解。此外，美国国会在1984年通过了《半导体芯片保护法》（Semiconductor Chip Protection Act of 1984, SCPA），首次将集成电路版图(Integrated Circuit Layout)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最后，1987年美国国会、国防部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为诺伊斯成立了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统一管理美国半导体设备商与制造商的生产规划。需要指出的是，Sematech的灵感来源于日本，且至今仍在运行。 白宫的态度更为复杂。起初，里根政府内部对半导体行业的态度十分矛盾。有经济学家反对援助，认为芯片行业并不特殊，且廉价芯片有助于美国电脑行业的发展。但由于军队严重依赖高科技芯片，美国国防部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政府介入。最终，由于本就对日本国内保护主义存在不满，再加上国防部的影响，里根政府决定向日本施压，并于1986年签署了《日美半导体贸易协议》 （Japan-United States Semiconductor Trade Agreement）。（2） 里根政府的介入改变了芯片行业的格局。协议要求日本限制DRAM芯片的出口。在补充协议（Side Letter）中，美国“模糊”地要求日本国内市场的外资份额在5年内提升至20%以上。[4]以“防范倾销”为名，美国政府还可以擅自决定DRAM芯片的公允市场价值（Fair Market Value），并仅要求日本制造商遵守。这三大核心条款使美国足以单方面重塑日本半导体行业。时任日立公司半导体业务负责人牧本次雄事后表示：韩国公司在DRAM领域后来居上，与其不受公允市场价值条款约束有直接关系。[5] 仿若“黑船事件”一般，日本又一次被美国冲开了大门。1986年的美日协议对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都产生了极为剧烈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在国防与经济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赖，日本政客无法抵御来势汹汹的里根政府，日本曾经的优势地位终究付之东流。 根据牧本次雄的回忆，尽管日本政府与美国在条款解读上存在争议，但最终还是充分动用行政力量，使日本国内半导体市场的外资占比在协议签署5年内超过了20%。受到韩国的冲击，日本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和DRAM芯片方面的领先地位逐渐瓦解，于90年代末被反超。根据本书内容，1996年美国能源部与英特尔公司（Intel）决定开发新一代极紫外光刻技术（Extreme ultra-violet, or EUV）时，将尼康与佳能公司排除在外，使日本产品从此退出主流行列。（3）虽然协议签署初期，日本减产造成的芯片缺口短暂利好了国内半导体商，但仅仅10年后，日本在半导体行业的三大优势都不复存在。 1985年签订的《广场协议》令日元迅速升值，本就削弱了日本半导体出口的优势。不仅如此，书中还补充了日本的两点失误：其一，先前的成绩使日本企业不再注重创新。东芝公司的工程师曾发明了类似今天闪存芯片（NAND Flash）的产品，但没有被公司高层采用。考虑到美国的限制主要集中于DRAM芯片，闪存芯片的出现或许本可成为日本半导体的枯树新芽；其二，日本芯片商没有抓住个人电脑(PC)等新电子消费品的爆发浪潮，在消费端也渐渐落后。 在政府干预以外，美国企业也积极主动寻找出路。英特尔放弃了DRAM市场，进行了大幅整改并进军日企尚未触及的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板块。随后，英特尔与彼时蒸蒸日上的微软公司（Microsoft）形成了“硬件——软件联盟”，借助蓬勃发展的个人电脑行业浴火重生，其经典的“X-86”架构至今仍被每一台Windows电脑使用。（4）在DAPRA的支持下，美国科学家米德(Carver Mead)与康威(Lynn Conway)利用电脑程序将芯片设计流程自动化，成为今天芯片电子设计软件(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or EDA)的雏形。（5）1993年，美国重返世界半导体市场第一的宝座，除了政治霸权外，与其社会内部强大的商业基因与创新能力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日本的溃败既有外疾也有内病，在政治与商业两方面都存在不足。而美国则充分调动了手中的资源，既利用霸权地位操控日韩，又积极鼓励创新另辟蹊径。回过头看，日本或许本就无法躲避美国的“长臂”，但完全可以开发新产品来规避已有制裁。可惜，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裂使日本企业既无心也无力踏上这般征程。
[1] Miller, C. (2022). Chip War: 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Simon and Schuster.[2] Hoey, F. (2017). The Nixon China Shock, 1971. In Sato, America and the Cold War: US-Japanese relations 1964-72 (pp. 168–168). essay, PALGRAVE MACMILLAN.[3] Makimoto, T. (2011). Outbreak of Japan-US semiconductor war - shmj.or.jp. Semiconductor History Museum of Japan- Makimoto Library.https://www.shmj.or.jp/makimoto/en/pdf/makimoto_E_01_12.pdf.[4] Irwin, D. A. (1996). The US-Japan semiconductor trade conflic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rotection (pp. 5-14).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5] Makimoto, T. (2011). Japan-US Semiconductor Agreement. Semiconductor History Museum of Japan- Makimoto Library.https://www.shmj.or.jp/makimoto/en/pdf/makimoto_E_01_16.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