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文韬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研究专员
陈琪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国内政治变化和盟友压力是美国谋求恢复对华接触的动力，但双方的目标分歧决定了中美关系难以逆转长期的负面趋势。2023年最后几个月是短期内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的窗口期。
今年2月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气球事件”为借口高调宣布推迟原定对中国的访问，中美高层双边交往暂时中断，中美关系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低点。进入4月份以来，美国政府频繁对华隔空喊话，表达与中国建立高级别对话的意愿。终于时隔4个月之后，布林肯于6月18日访华，成为2018年10月以来访华的最高级别美国官员。随后在7、8月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相继访华。美国积极派遣高官访华显示了对话交流和恢复接触的迫切性，深刻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华心态的微妙转变。
国内政治变化和盟友压力 是美国谋求恢复接触的动力
美国政要密集访华是去年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共识的要求，因而“沟通”和“解释”成为贯穿此轮访华的主题词，其重点在于重建高层沟通共识和建立技术层面的沟通渠道。就直接目的而言，拜登政府希望顺利举办11月在旧金山举办的APEC峰会，力图促成中美元首会晤以展示美国管控大国关系的能力，并为大选增加政治资本。不过，从更深层次来看，美国4名政要访华也透露出拜登政府对华心态的微妙变化，即美国已经摆脱了2012年以来对华政策的某种迷茫，形成了新的对华政治自信。
▲6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举行记者会。
笔者曾在7月底8月初访问华盛顿和纽约的多家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学者分析指出，拜登日益增强的政治底气和实力信心来源于国内外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在拜登政府看来，国会通过的《基础建设法案》、《芯片法案》和《通货膨胀法案》对国内的投资规模超过往届任何政府，此外，政府在两年半时间内显著改善了被特朗普严重损害的盟友关系，日本成为反华先锋，菲律宾建立了4个美军基地，日韩关系强化，AUKUS联盟稳固且活跃，北约“印太化”稳步推进，欧洲盟友因乌克兰危机紧贴美国。然而，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拜登急需向国内展示管控中美矛盾的能力。由于有了执政和实力自信心，拜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惧来自共和党的批评，敢于积极主动地派高级官员访问中国。
美国持续提升对华竞争力度也明显加大了盟友和其他国家的选边压力，美国面临着盟友及国际社会要求拜登政府管控中美关系危机和应对产业链稳定、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所需合作的迫切要求。在东盟与中国政府总理举行的峰会上，新加坡领导人李显龙表达了对中美关系轨迹及其对该地区潜在影响的担忧。他不无忧虑地指出，两国之间的紧张可能会加剧该地区现有的紧张局势并破坏和平与稳定。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前主要官员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拜登政府恢复中美高层对话的最大动机来自民主党内和盟友，欧洲盟友普遍认为中美关系紧张和不合作会带来巨大风险，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方面中美都在付出声誉代价。8月底9月初，美国核心盟友英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国或派高级代表访华或在多边场合对华接触，均表现出些许不愿被中美大国博弈所裹挟的政策灵活性。在此背景下，迫于盟友和伙伴压力，拜登政府欲努力展示出管控大国关系的意图和能力，牢牢掌握盟友之间的对华政策协调。
目标分歧决定中美关系 难以逆转长期负面趋势
对于中国而言，中美达成保持高层沟通的共识及建立沟通渠道，有利于促使两国关系止跌回稳和重归健康稳定发展的正轨。但对美国而言，恢复与中国沟通的主要目的是危机管控，而非放弃遏制中国。换言之，中国恢复沟通的目的是为了管控两国关系不出现危机，而美国则希望通过沟通来讨论危机发生后的管理途径。
▲当地时间9月16至17日，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马耳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多轮会晤。
从冷战史来看，就不难解释美国的上述思维逻辑。有别于中国历史上纵横捭阖的外交史，美国主导大国博弈的经验主要限于冷战。虽然美国公开强调不寻求发动与中国的“新冷战”，但美国的思维逻辑烙有深刻的冷战印记。冷战期间，美苏在世界范围不同领域展开激烈竞争甚至对抗，但两国始终保持对话。整个冷战期间，美苏进行了16次最高领导人会晤。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两国领导人建立了直接沟通的热线。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前外交部长伊戈尔·伊万诺夫表示，“冷战期间我们（美苏）在不同的领域竞争，虽然有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分歧，但在安全领域我们也在讨论怎么合作，怎么样避免冲突”。肯尼迪在危机高潮时给赫鲁晓夫的信件中写道，“我们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外交渠道就此展开静悄悄的非正式讨论，将其作为沟通手段而非所有利益相关国咸与参加的正式磋商，以便尽可能消除误解和不必要的分歧——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巨大的根本性差异”。
基于冷战记忆的拜登政府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不应影响中美之间的沟通，而沟通的目的，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建立其制造危机时管控对方危机升级的渠道。美国4月份以来急于恢复沟通渠道的驱动力正是要建立某种护栏，避免中国针对美国的制裁出台对等反制措施，进而反噬美国自身利益。按此逻辑观察，所谓“脱钩”“去风险”“多样化”等不同说辞便能得到解释，正如耶伦所说，“去风险关注的是有明确表述和明确目标的国家安全问题，是对供应链多元化的更广泛关注”。中国的高科技追赶对美国而言是“国家安全问题”，是适用的“少数几个重要领域”，而美国同时希望通过两国“沟通”，来维持其“小院高墙”制裁下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双边经贸联系。
也因此，拜登政府对华恢复接触和沟通必然出现一系列矛盾言行。雷蒙多前脚在北京表示，“我们（美国）永远不会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或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后脚便在美国表态“对华加征关税暂不会停”，“永远不会向中国出售我们（美国）最顶尖的（人工智能）芯片”。延伸至中美两军高层对话，美国在不解除对中国防长制裁的情况下频繁表达恢复两军部长级对话的要求，也是这种“只许州官放火”的霸权逻辑的体现。如果美国政要将中国的发展追赶视为对美国的根本威胁，那么，中美关系长期的负面趋势难以扭转。
把握窗口期争取两国有限合作
不过，2023年最后几个月将是短期内缓解中美紧张关系的窗口期。2024年的美国大选将冲击中美关系，中国议题可能成为两党炒作的热点，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将被强化。2024年还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台独金孙”赖清德大概率胜选，其必然延续甚至加力推进“台独”路线，两岸关系的新动荡也会牵连中美关系下滑。
▲当地时间9月19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提到美国意在去风险，而不是要与中国脱钩。
美国用“竞争”定义中美关系，不会放弃对华遏制，但中国应主动设置议题以促成中美实现有限合作。在与笔者的讨论中，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表示，气候变化、俄乌问题和全球粮食安全可成为中美合作的起点。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美可恢复由解振华和克里所创建的气候工作组，促进两国专家定期交流信息和经验，并寻找可能的合作领域。在乌克兰危机方面，中美可在现有政策范围内就俄乌问题进行坦诚和清醒的讨论。在全球粮食安全方面，中美共同面临着气候变化、地区冲突、供应链受阻等对粮食生产和贸易的负面影响，也存在着合作空间。
两国高官恢复沟通和接触后，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8月31日，中国国防部证实中美两军高级别将领曾在斐济进行沟通交流。这表明，中国可在强烈反制美国单边和多边军事施压而无需抱有战略竞争松懈幻想的同时，用好官方沟通渠道，推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人文交流、学术合作、签证互惠等功能性对话，通过有限合作来缓解中美紧张关系，并向世界释放更积极的合作信号。
本文2023年9月20日首发于“中美聚焦”
